生命的有缘之遇是人与人的缘起。说来与树喜先生相识也有十余年光景了，往事历历，弹指间虽流光催人，幸诗情诗心皆不老。
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的沉淀，不仅仅是偶尔的交集。走近树喜先生，才发现他人格的丰满与完美、幽默与诙谐、乐观与睿智、还有捷才与俊思。原本诗人面孔的他，更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历史、诗词三栖的学者。
世人皆以为树喜先生是全部精力和心血致力于诗词，事实远非如此。诗词不过先生的性情之作，是他人生的三分之一雅好。历史、收藏和教育的涉足，并以诗词，如同三足之鼎，构架起树喜先生人生的丰碑，真真是静言思之，鹏翼奋飞。
一个人被世人所知并认可的角色，当然是其人格亮色。树喜先生的诗词，就是他的人格亮色。他是个性情中人，是个正直的书生，是个只知付出不求回报的执牛耳者。他诗情洋溢，巨笔纵横，写“何事最伤神，战争和美人”；写“天下爹娘愿，盼飞还盼归”、“欲知百姓事，请下一层楼”；写“有刺有花皆是路，无风无雨也成秋”；他写“并来东土八千里，输却西洋二百年”……写得太多了，深沉好看，他的诗心磅礴成海，演漾成斑斓的美来润饰红尘。本身造诣极高，却不肯为人师，足见其襟抱。树喜先生曾为我指点诗词，吾以师称之，拒，言诗大可无师，可“为诗为友，”这也是他的诗观，我倒是赞成先生这种观点的。广采博收，揉众家之长而成就个人特色，这就是真正的诗人的魅力。树喜先生的诗词，词敛锋棱，语无刻意藻饰，但通篇渗透出来的霸气却不减分毫，这就像高手亮剑，其剑可钝可锐可寻常，一支竹竿或树枝看似非剑，真正功夫到了，拿在手里的什么都是武器，纵然不拿，亦有器于胸，是无形的利剑，非一定功力者不可为也。贵在先生年事渐长，诗思不退还进，捷才高产，真叫后生们羡慕嫉妒了！先生自称“一树三秋”，诗词，正是先生人生之秋实也。
高中时代的树喜先生即发表过小说，当时轰动所在的学校。十年前，先生有“针眼小说”出版，笔下自有生旦净末，喜怒悲欢，每篇只三五百字，终为其逸趣耳。写小说本不为奇，哪怕写得再妙笔生花，亦不过才华横溢罢了。先生的小说，何又在此一提呢？原来，1985年先生写了一篇科幻小说，讲述中国人登月的宇宙飞船，其篇名就是“嫦娥二号行动”。当年就在杂志上发表过了。结果，N年后，中国真的有了嫦娥二号。这才是叫人称奇的呢！国家领导人谈古代诗词，称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其实，这一概念，树喜先生早在几年前就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中华诗词是民族的优秀的文化的基因”,还在括号里标示了DNA！如此看来，树喜先生算不算思想超前的预言家呢？或是走在时代前沿的隐身superstar！
治史者重收藏。元季瓷器是树喜先生收藏的主要方向。我无意发现先生的收藏，碰巧是我的爱好，但我乐在于赏，先生却是收藏行家里手。他的那些个宝贝，就不说价值了吧。北大历史专业的高材生，大才子，不收藏怎么对得起他的历史专业呢！见过几张先生收藏品的照片，宋瓷和元青花等物，也算颇开眼界。尤其看到那张2015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物保护金奖获得者的证书，简直是惊掉了眼球，羡煞！收藏需要的知识特别繁杂，底蕴也须丰厚。先生记忆甚佳，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的文学与历史相得益彰，对他的收藏裨益极大，三种爱好相辅相成，如虎添翼，真是人生起承转合的最佳汇聚。
人才学和史学方面，先生更是中国人才史的发轫者，先生的《中国人才史稿》、《用人通鉴》等8部专著，奠定了他在此学术领域的领军地位。吾于史非熟，故简言之。
教育方面的成绩，则是树喜先生就业后早期的收获，但并不为人所知，盖因他对自己的名，并未注重挂心，他偏重务实，惯于脚踏实地去做，炒作非是先生情性所为！作为资深媒体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世界就是如此，有很多脚踏实地的人才，他们不会推销和炒作自己，像老黄牛一样砥砺前行，闷头干活，自然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而有些半瓶子晃荡的人则不然，很会起势，有一说十说百说千，甚至说万，牛皮吹得山响，誉满天下似的，实际上才华与名气远不成正比。对此，真正的人才是不屑一顾的。真正的智者，他们能安于这种社会于他们的错位和失公现象，他们坦荡于心而不斤斤计较，这才是他们的可贵之处。
还是回到树喜先生与教育吧。“动之心情，晓之心理”这八个字，想必很多人都熟悉。其源于何方？一般想当然是古人所云。其实这八个字，是出自树喜先生笔下。这一段钩沉，树喜先生自己不说，却值得吾辈道来。《博览群书》2016年第12期，特别推出文章《谁首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读者介绍这一说法的来源。文章指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非出自《论语》，也非出自台湾作家高阳的《胡雪岩全传·平步青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忠涛先生考证，最早提炼归纳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是树喜先生在任教育部《人民教育》记者时写的长篇通讯《春雨之歌》，发表时间为1978年7月。张先生曾遍检整部《论语》，未发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说；而《胡雪岩全传·平步青云》书中的“导之以理，动之以情”。既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且该书在大陆最早出版是1986年。树喜先生的原作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于父母；晓之以理，细如雨丝”。将“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合璧，是树喜先生对教育理念的创新。此文当时曾得邓小平和时任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肯定和批示，并在全国报刊媒体广为播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理念不仅深入教育界并扩大到其他领域，成为经典的人性化教育方法。对此，树喜先生功莫大焉。这是先生的人生亮点。
此时，我且引用关于树喜先生的简介。“生于河北省安平县。高级记者，作家，诗人、人才学和历史学者，文物爱好者。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3年到光明日报工作，历任特派记者，机动记者部主任，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在新闻、诗词、历史、等方面，已出版个人专著、文集20余种。”先生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木材厂工作，这也是他那代人的时代际遇使然，且不说悲喜，只说砥砺。纵观树喜先生从青年时代至今的建树，不可谓不大，从他对社会的贡献来说，社会给予他的并不匹配，可他从容自若。作为人才学者，他在意的是努力耕耘和对后人的提携与培养，他把自己“滋养”得很壮实，这是他对人生的追求和把握，也是他个人行事的定力。
如此，倘若认为树喜先生是个学究，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个与时俱进的思想前锋人物，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特别快，为人亦磊落幽默。本月安徽宿州采风，树喜先生领队。因我先到，发微信戏言已把风都先行采走，后到的诗友无风可采。先生到后即向我邀诗，问我采的风在哪儿，其人智慧风趣可见。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低调务实的树喜先生，他性格中的那种四平八稳和安之若素的大气和超脱，令人欣赏。唯不求者，命运才予之偏多，是这样吗？
曹 辉 201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