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 简·雅各布斯的对与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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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简·雅各布斯最好的纪念莫过于了解她的主要观点，以及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她的观点。
Robert Kanigel,2016.Eyes on the Street:The Life of Jane Jacobs, Kno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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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简·雅各布斯一百岁诞辰，已经有三本书出版以资纪念：传记《街道眼：简·雅各布斯的生平》、作品集《重要的小规划：简·雅各布斯的短篇作品集》和谈话录《简·雅各布斯：最后的访谈与其他对话》。对简·雅各布斯最好的纪念莫过于了解她的主要观点，以及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她的观点。
简·雅各布斯写了七本书，其中最知名的是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死与生》（下文简称《死与生》），至今依旧在版，被誉为”改变了人们如何看待和期待城市”的那本书。她拯救社区，阻止高速路建设；她被捕过两次；她在家里、在街上跟人进行过成千上万次的辩论，每次都是她赢。她被称为“史上影响最大的城市思想家”、“常识天才”、“城市美国的教母”、“城市版梭罗”、和“经济世界的瑞秋·卡森”等。
简·雅各布斯的粉丝与解读者可以分为近乎对立极点的两类：左派把她视为保卫社区不受资本和房地产发展之害的战士；自由市场主义者则把她视为城市自发形成解决办法的使徒。在这一可爱的对称之下，她的名字同时唤起两种政治类型的人：领导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派激进分子(Jacobin radicals)与试图复辟英国詹姆斯二世和斯图亚特王朝的雅各比派反动分子(Jacobite reactionaries)。
简·雅各布斯属于今天所说的“支持增长”者，在她的词典里，最糟糕的一个词是“停滞”，最冒犯她的两个词是“计划经济”。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反对寡头政治、怀疑技术、敌视大资本和军事。
当1962年刘易斯·芒福德为《死与生》写书评时，他用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令人生厌地居高临下的标题——《雅各布斯大妈的家庭秘方》。不过这倒挺符合雅各布斯深入人心的形象：一个来自格林威治村的普通母亲，留着整齐刘海，戴着超大眼镜，走上街头保护社区免遭大人物的入侵破坏。毫不奇怪，这变成了雅各布斯的招牌卡通形象。
《街道眼：简·雅各布斯的生平》作者Kanigel，则找到了合适的笔调去描述简·雅各布斯，轻快又不失严肃。Kanigel从年轻的简·巴茨纳谈起，描绘简如何在宾州斯克兰顿出生长大，极为引人入胜。
简的父母属于老派的不守常规者，既不是波希米亚人，更不是激进分子。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当笃信，尤其因为他们祖上源自美国独立革命之父的女儿。他们包容女儿的怪癖，认为这是女儿的个性和勇气。简很早就表现出对权威的怀疑，她曾经抵制小学推行的保证刷牙活动，倒不是反对刷牙，而是反对强制保证，小简因此曾被学校开除过。
简相信可以对权威一笑置之，这对反叛者来说是影响一生的有力信念。小简还经常想象自己与美国独立之父进行对话，她不喜欢杰斐逊的抽象，更愿意与实用头脑的本·富兰克林交谈，因为他更贴地气，关注事情的本质和细节，诸如为什么我们走过的小弄堂地面没有硬化，谁会硬化地面等等。
当时斯克兰顿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煤炭之城，但在经济危机时期迅速衰落了。因此简·雅各布斯的作品里，繁荣发展而不是衰落的城市更能激起她对小镇兴起与衰落的的理解。简·雅各布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理论家，但更是一个绝好的观察者。她的理论经常跳跃，但她首先观察。
雅各布斯写作职业生涯开始得很早，但很晚才找到她的主题。她最初在美国国务院出版的专在苏联发行的杂志Amerika供职数年，直到1950年代中期，她才开始先后为《建筑论坛》和《财富》杂志写作建筑与城市问题批评，当时这两个杂志是少有的批判大型建筑的平台。
简与同样乐呵呵、不墨守成规的建筑师罗伯特·雅各布斯成婚，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搬到了哈德森大街555号。现在这个地址在某些美国原创思想研究者的心里，地位不亚于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小木屋。
简·雅各布斯某个发表在《财富》杂志上的文章段落标题总结了她的新观点：“大城市之小(The smallness of big cities)”。大城市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具有众多健康的小村庄；而小城市则过度依赖一个或两个产业，例如种植园镇或者煤矿镇。
雅各布斯猛烈抨击纽约当时在建的林肯中心，其城市设计集合了对未来的想象和野心，她认为这种对“超级街区”的崇拜破坏了喧闹的市井生活。
正是在这种批判声名鹊起的背景之下，在编辑杰森·爱泼斯坦的指导下，《死与生》出版。该书今天读来依旧振聋发聩，倒不是因为写作风格本身，而是因为它是一部特立独行的美国式哲学思考的杰作，一脉相承自她钟爱的本·富兰克林。
《死与生》称颂非规划的、即兴生长的街道与角落，这为当时主流城市规划叙事贬为过时的、贫民窟般的，亟待由包含阳台与内院的大尺度公寓楼街区所取代。雅各布斯则坚持柯布西耶式的超级大街区会隔离居民，剥夺对城市安全与欢乐至关重要的街道眼。
她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在富裕的街区，你必须雇佣一大帮人来维护安全；而在哈德森大街，本地居民则无偿扮演着街道安全眼的角色。“门卫、保安、快递员合保姆的网络构成了一种雇佣社区形式，保证帕克大街充满了观望的眼睛。
《死与生》其实是关于自组织奇迹的研究。没有事先计划，美丽的形式和系统从需要中生长出现。书中论述“街道芭蕾“时达到一个难忘的高潮，这恐怕是美国散文中最启发灵感、最改变观念的段落。
《死与生》有两大核心原则：第一，城市是街道。街道不是城市的血管，而是神经网络，是积累的智慧。第二，城市多样性与密度互相加强，形成良性循环。街区人越多，商店和社会组织或俱乐部也越多；商店和俱乐部越多，吸引越多人前来。这两个原则清楚说明，把街道移到城堡式的艺术中心或商业广场-停车场式大厦对城市的健康不利。
尽管雅各布斯的微观观察至今令人着迷，但是至少有一个她的观点现在看来是错的。她相信由密度、短街道和小的绿化空间所构成的良性循环可以带来多样性，这一点不再成立。
例如，过去15年，纽约上东街区密度保持稳定，新旧建筑共存，公园与街道没有变化（不经过几年的规划听证会没有人能新建项目）。但是上东街区失去了两家玩具店、一家杂志店、一家雪茄店和一家文具店，多了两家银行、一家房地产办公室、一家超大Duane Reade药店（纽约最大的连锁药房）和三家法国婴儿服装店。
这种变化城市里处处可见。在新的压力之下老社区显得非常无助，这一点是雅各布斯所不愿意直面的。保持街道不变的不是什么神秘的平衡，或是神奇的民间舞蹈，而是市场力量。哈德森大街上的肉铺和锁铺是因为肉和钥匙可以赚钱，一旦他们不再能够赚钱，或者无法支付比星巴克或Duane Reade更高的租金，街道就变了。完美反映了自由市场形成的自组织系统奇迹的雅各布斯街道，成为自由市场造成的残酷破坏的完美反映。
西村之所以变得面目全非，不是因为背后的力量改变了，而恰恰因为影响的力量没有变。雅各宾派激进分子与雅各比派反动分子表面上的矛盾源自临街铺面市场的变幻。
雅各布斯在不同场合承认了这一错误，并提出采用复杂的微观分区方式保护多样性免遭自我毁灭。这种办法可行吗？诸多实践表明，“社区保护“往往成为“排斥“的代名词。
讽刺的是，新的危机产生于雅各布斯根本理念的胜利。人们想生活在城市里，当城市安全时，人们确实住在城市里。有钱人比穷人享受更多的城市。雅各布斯的确尝试给应对办法，但是非常含糊：“如果政府小心执行，并且社区强力要求之下（但社区甚少如此），可以在停车场和空地上建设可支付住房“。她还提倡采用公私合作关系建设“保障租金 “住房，实行租金补贴。无论是微观分区、填充建筑还是保障租金，不管这些项目成功与否，都要求大量的集中规划。自我形成系统不是自我管制系统。需要很多干预才能维持。
雅各宾派激进分子与雅各比派反动分子都无法解决这个城市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自由与平等的矛盾要求——居于任何你喜欢的地方与呆在任何你现居的地方——这无法简单化解掉。左派人士指责新自由主义，而保守主义者指责国家官僚，不顾历史、政治和组织差异，试图一刀切找到背锅对象，这不是实际分析。
这是规划与政治起作用的地方。雅各布斯很少论述地方政治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对她来说，政治就是规划师，是城市自然秩序之外的事后想法。政治不是自组织系统。政治不是芭蕾。政治是战斗。自由市场与公平住房永远不会自行和解。某些人类境况的基本差异永远无法彻底解决，只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迂回曲折，寻求妥协。
大多数伟大的思想往往一半正确，一半错误。随着时间流逝，正确的部分看上去再明显不过，而错误的部分则看上去更加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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