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 公共住房的五个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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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可靠且可负担的公共住房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重要。
David Madden and Peter Marcuse, In Defense of Hou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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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美国公共住房看法倒是出奇一致：公共住房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自由主义者认为公共住房集中贫困，象征着自上而下、乏味的城市规划。保守主义者则把公共住房视为前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Jack Kemp1991年所说的“世界上最后的社会主义项目之一”的“遗迹”。不过，上述观点持有人自己并不在公共住房里居住，因此无法反映多元的现实。
研究表明，超过两百万的公共租赁住房居民中，大部分人并不认为公共住房是一个失败。今天，可靠且可负担的公共住房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你全职工作，收入仅达最低工资标准，那么美国任何一个州一房一厅住房的市场租金你都无法承担。
然而，自从开始兴建公共住房以来，对其去合法化可谓不遗余力，造成不少居民感到压迫性的污名。这种污名化更进一步拒绝承认公共住房对城市生活的贡献，阻挠了对公共住房所面临的真正挑战进行严肃讨论。如下一一讨论当前对公共住房认识的五大迷思。
1. 公共住房的居民想从中逃离
许多批评家深信，公共住房是不得已“最后的办法”，人人逃之不及。从媒体对公共住房千篇一律的负面报道中，你永远也无法知悉，想要搬入公共住房的人远远多于想要离开的人。美国超过3000个公共住房管理部门几乎各个都有排队轮候名单。纽约市公共住房只有1%的空置率，超过27万个家庭轮候一个公共住房名额。
许多社会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公共住房发展居民（许多人认为“项目”一词带有污名化含义）对其住房状况感到满意，尽管他们要求解决住房维护和管理的急切问题。民族志学研究发现，公共住房居民更倾向于发展和维系团结互助的关系网络。
但是，政治家的主流叙述却认为帮助公共住房居民最好的办法是摧毁社区，强迫搬迁，搬去所谓经济混合的区域——住房学者David Imbroscio称之为“分散共识(the dispersal consensus)”。联邦政府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分散贫困家庭的住房政策，特别是1992年推行的“希望六号计划(the HOPE VI program)”，旨在用私人住房替代公共住房。
但是正如一个由住房维权者发起的网络“对城市的权利联盟”所指出的，“公共住房的问题在于低收入社区缺乏资源和服务，而不只是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多数居民并不想逃离或者拆毁公共住房。这是他们的家，他们希望能够加强、改善和扩大住房。
2. 公共住房正在崩溃
一个广为接受的常识是公共住房正在分崩离析，是“危险、社会失能和萎缩的象征”。一本新书感叹有关公共住房的报道几乎全是“对废弃的塔楼、猖狂的犯罪和失控的秩序的无尽描述”。
废弃公共住房的形象的概括过于泛泛。有问题的公共住房发展，例如已被拆毁的圣路易斯Pruitt-Igoe项目和芝加哥Cabrini-Green项目，实属特例，而非一般。大多数的公共住房状况良好。85%以上住房单元达到或超过联邦标准，40%以上的公共住房发展秩序井然。与类似社区的私人住房相比，公共住房的状况更胜一筹。
当然，公共住房并非没有问题。在某些公共住房，电梯停运、发霉堵塞下水道或是其他物业管理问题非常尖锐。2014年布鲁克林Louis H. Pink Houses发生警察枪击阿凯·格利(Akai Gurley)致死一案，部分可归咎于失效的照明系统。
这些问题主要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却往往被指责公共住房租户的污名化语言所掩盖。公共住房资金被大幅削减，于是导致公共住房投资不足。据估计全美公共住房资金缺口高达260亿美元。单单纽约自2001年以来就缺乏20亿管理资金。全国上下有许多公共住房亟待维修。但这并非普遍现象，也不是公共住房特有的。主要是联邦和地方政府多年不断削减经费导致。
3. 公共住房帮助了错误的人
公共住房一直被指为那些不合资格的人提供了住房。有组织指百万富翁住在公共住房，滥用纳税人钱。有的则称公共住房发展是“穷人的仓库”。佛罗里达州引入新措施确保非法移民不能入住公共住房。还有人质疑公共住房发展会产生“永久的下层阶级“。
实情是，公共住房居民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低收入家庭。根据美国住房与城市开发署，公共住房居民平均年收入为14000美元。超过一半的人年均家庭收入在5000-15000美元之间。不到1/3的人领取福利救济。大多数租户按收入的30%比例支付房租。超过百万的公共住房居民中，不到3万的人属于不合资格的非公民。
公共住房既不是有钱人取得免费住房的骗局，公共住房居民也不是外星人。事实上，公共住房为工人家庭、老人、残疾人或其他市场不能也不愿意服务的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在像纽约、三藩、华盛顿那样昂贵、快速绅士化的城市，公共住房能够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多样性。
4. 高层公共住房不宜居
前住房与城市开发部部长Henry Cisneros曾经论断“历史证明，高层住房就是行不通，我们必须取代它。“他可能受到1972年建筑师奥斯卡·纽曼《可防御空间》一书的影响，纽曼在书中论述”公寓塔楼本身是真正和最后的罪魁祸首“，该书对住房和城市开发部以及其他住房机构政策制定影响深远。纽约时报则曾简单粗暴报道”高层=高犯罪“。
“公共住房不宜居，因为它是高层住宅“的论断犯了双重错误。第一，高层住房占所有公共住房开发的比例较小，即使是在公共住房开发的高峰期的1994年，也只有27%的高层住宅，此后这一比例便不断下降。1994年，16%公共住房为楼梯楼，25%单家独户。第二，高层住宅多种多样。世界范围内，上亿的人，包括富人和穷人居住在高层建筑里。如果高层塔楼本质上是不宜居的，那么为什么那些有钱人要买纽约、芝加哥等垂直城市的高楼大厦。正如研究者Fritz Umbach and Alexander Gerould指出的，某些地方某些时期公共住房犯罪率高于私有住房，而其他地方和时期公共住房犯罪率更低。还有的学者质疑纽曼的方法论和空间决定论的思想。
5. 公共住房是政府官僚自上而下强加推行的
公共住房象征着低效的官僚管理的观点深入人心。这一观点过于简化。的确有些公共住房的缺点可以归咎于政府看得见的手（虽然很多错误在于向开发商妥协过多）。并且像许多大型公立和私营机构一样，公共住房管理机构充满令人沮丧的官僚主义。
但是美国住房运动的历史表明，公共住房不仅仅是官僚的产物。公共住房也是来自不同时代住房维权者的要求，例如20世纪初纽约下东区说意地绪语的罢租者。历史学家Rhonda Williams的研究，指明公共住房提供了政治参与和维权的渠道，领头的往往是有色女性。今天的居住公共部门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结果，而是住房维权者和强权部门为了自己的目标斗争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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