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柏林墙的建立与倒塌对城市密度经济学的启示

Ahlfeldt et al. 城读 202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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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的建立与倒塌对城市密度经济学的启示

柏林墙为理解城市经济活动组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自然实验。

Gabriel Ahlfeldt, Stephen Redding, Daniel Sturm and Nikolaus Wolf, The economics of density: evidence from the Berlin Wall, Econometrica 83(6), 2015: 2127-89.

Sources:https://www.econometricsociety.org/society/awards

http://microeconomicinsights.org/economics-density-evidence-berlin-wall/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3982/ECTA10876

Picture source: “Berlin Wall” by Jeison Higuita, https://unsplash.com/photos/KSNkTaUmHKk

2018年计量经济学会弗里希奖（Frisch Medal）授予Gabriel Ahlfeldt, Stephen Redding, Daniel Sturm与 Nikolaus Wolf，表彰他们的论文《密度经济学：柏林墙的启示》。评选委员会对论文评价如下：

“……在城市建模和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方面实现真正的突破。以城市经济学悠久传统为踏脚石，作者们提出了一个不对称城市的理论模型，其中有大量“街区”，开发商在此提供生产或居住的空间，企业选择生产地点和员工，工人选择工作地和居住地。这些城市街区固有的生产力和居住便利性具有外生的不同。但是，它们也可以通过临近其他公司和居民的地方密度外部性，成为更有吸引力的生产和居住场所。这种聚集力是城市存在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内生聚集的本质，估算集聚的强度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为了进行估计，作者们从柏林收集了独特的街区层面数据，数据追溯到1930年代。他们采用了一个创造性的策略来估算聚集外部性的强度，以1961年柏林的分裂和1989年的统一，作为每个西柏林街区与其他街区地方密度的差异来源……“。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极度不均衡。无论是城市的出现，还是城市内部经济功能集中于特定区域，例如，纽约的曼哈顿、伦敦的金融城，均体现了这一规律。理解经济活动集中背后集聚与扩散的力量对于经济与政策问题至为重要。这些力量塑造着城市的规模和内部结构，对于不可移动因素的收入、拥堵成本和城市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们还决定了公共干预政策的成效，例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发展税收政策等。

集聚、扩散与区位基本要素

经济学至少早在192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就开始关注经济地理和城市经济学，但仍有一个中心挑战未能解决：把集聚与扩散的影响与区位特征差异的影响区分开来。

相邻地区的高地价与经济活动水平与强烈的集聚效应一致，但是它们同样与使这些地区宜居的共享便利性(amenities)一致，例如绿化良好的街道、美丽的街景、靠近自然水道的区位优势等。

这个挑战具有理论和实证维度。从理论角度说，为了提出易于处理的城市理论模型，研究必须做出简化的假设，限制了模型对实证工作的有用性。从实证的角度说，挑战在于找出经济活动集聚的差异的外部来源，从而有效地把集聚与扩散的影响与区位特征差异的影响区分开来。

城市内部结构

论文提出一个城市内部结构的定量理论模型，模型包括集聚与扩散变量，一系列城市区位差异变量，并且可用于实证分析。

不同区位的生产率、便利性、发展密度（决定了容积率）、交通设施的可达性不同。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外部性，包括周围工人密度、生产基本要素，例如地形、水源可达性等。便利性取决于居住外部性，包括周围居民密度、居住基本要素，例如森林、湖泊的可达性等。拥堵表现为无弹性的土地供给、通勤成本随通勤时间上升，最终取决于交通设施。

柏林的分裂与统一

论文把定量理论模型与柏林二战之后的分裂与铁幕落下帷幕之后的统一的“自然实验”结合起来。柏林的分裂切断了东西柏林之间的经济互动，对应于模型中东西柏林之间贸易禁止、通勤成本、无生产和居住外部性。

为了测量分裂与统一对城市经济活动组织的影响，论文利用新收集的数据库，包括覆盖战前时期、分裂与统一时期柏林的地价、工作地就业被居住地就业等数据。

论文首先展示证据说明分裂之后，西柏林的地价与就业梯度逐渐远离战前东柏林主要的经济活动中心；统一之后梯度重新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柏林墙其他较为偏远的部分，分裂与统一对其地价与就业的影响很小。

上图左上角Panel A显示，二战之前，柏林地价梯度呈现为典型单中心模式，中央商务区位于米特区，位于未来柏林墙的东部。

中心点周围环绕着地价逐渐降低的同心圆，包括未来西柏林的两个区域，一是选帝侯大街地区，第二个则是位于日后柏林墙西边的地区，靠近安哈尔特火车站（Panel B）。

柏林分裂之后，第二个地区的地价高峰消失，安哈尔特火车站地区不再是重要的商业零售中心（Panel C）。

柏林统一之后，在战前中央商务区米特区（Panel D）以及西柏林靠近战前中央商务区的地方(Panel E)地价均再次复兴，这些位于或靠近复兴中的中央商务区的地方突然重获曾被断绝的知识与公共资源，拉动增长，地价随之飙升。

经济活动组织的变化

接着论文模型试图解释城市经济活动组织变化的影响因素。模型使用柏林分裂和统一的外生变量来联合估计模型的聚集和通勤参数，把每个街区的整体生产率和便利性分解为生产和居住外部性(捕捉集聚影响)以及生产和居住基本要素。

模型估计，工作地就业密度每增加1%，生产率提高0.07%。城市生产外部性高度地方化，10分钟通勤之外地区迅速衰减为零。

典型城市人口的增加往往通过经济活动密度的增加与地理区域扩张两者结合取得，伴随着更大地域通勤时间的增加，减弱了生产外部性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