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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王毅外长、崔天凯大使分别接受外媒采访

外交部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22-04-24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接受路透社专访



当地时间2020年2月1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柏林接受路透社副总编加洛尼专访。访谈实录如下:


加洛尼:新冠肺炎疫情显然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同时也蔓延到了世界其他地区。有一些国家对华实行了旅行限制,中国是否面临一场对华信心危机?


王毅:这场疫情突如其来,确实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一次严峻挑战。但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人民经受住了考验,用自己的努力甚至牺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建立举国体制,汇集全国资源,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迎击疫情,其中很多措施都超出了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我们以中国速度日以继夜抢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用中国力量众志成城阻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经过艰苦努力,疫情总体上得到了控制。湖北以外地区确诊病例数量连续11天下降,下降幅度超过50%,治愈人数快速上升,已经有近7000位患者康复出院,全国病亡率控制在2.2%左右,如果不算湖北则在0.49%。这些事实和数据充分说明,中国采取的果断措施是正确和有效的,这次疫情总体上也是可控和可治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也有把握早日战胜疫情。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公开、透明的态度,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开展国际合作,努力阻止疫情在全球扩散。截止到现在,在中国境外的确诊病例数量不到总数的1%。中国不仅全力维护了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了贡献,付出了牺牲。世卫组织多次高度赞赏中国的负责任态度,充分肯定中国采取的果断措施,对中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病毒没有国界,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发电或发函,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几十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纷纷向中国伸出援手。对于这些善意,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一些国家采取了加强检测的措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一些国家反应过度,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也不符合世卫组织的建议。我相信,随着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这些国家也会思考放宽限制。毕竟国与国之间需要开展正常的交往与合作。


中国有句话,“烈火炼真金”。我们相信,经过这场疫情考验,中国人民将会更加坚强团结,中国经济将更加稳健可持续,全体中国人民会以更坚实步伐,实现全面小康,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患难见真情”。在共同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同各国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将得到加强和深化。各国都会意识到,我们身处一个地球村,国与国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加洛尼:您刚才谈到透明,但是一开始中方对疫情形势的判断和了解并不是很完整,中国国内有人更早提出了相关预警,最终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王毅:这次疫情是由一个新型病毒导致的,自然有一个认识和鉴定的过程。实际上每次世界上发生疫情,各国政府作出最终决定前,都必须经过认真和反复论证,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政府发现病例后,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并向世卫组织作了通报。同时经过认真评估,在很短时间内确定这是新型病毒疫情,迅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联防联控机制。我们这次采取的措施非常及时,动作非常迅速。这也是世卫组织总干事到中国考察后得出的结论。


加洛尼:您说有一些国家实际上做了过度反应,请问是哪些国家?


王毅:我并不想列举这些国家的名字,各国都有其自己的考虑和理由。我想大家都看得见,一些国家采取的措施远远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比如全面关闭人员往来,又如不仅从武汉撤出人员,而且还要从疫情并不严重、只有个别病例的地区撤出人员。我们不会干涉别国的决定,但这些措施是否有利于各国共同应对这场疫情,要划一个大大的问号。


加洛尼: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说,这次疫情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对此如何回应?


王毅: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总体战,也是人民战争,每个人都做出努力,每个人都发挥作用。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部署下,我们迅速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联防联控机制。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14亿人民团结一致,把疫情防控做得如此彻底、如此全面,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很多国家也是难以想像的,但是,中国做到了。可能仍会有个别人提出质疑,但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此表示了高度赞赏,指出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这场突如其来而且传播速度相当快的疫情,中国不仅有力维护了本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也阻止了疫情向世界的快速扩散。


我举个例子。中国每年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春节。习近平主席就是在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就应对疫情作出全面部署和动员,由此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农历新年第一天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这恰恰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本人对这场疫情的敏锐洞察力和卓越领导力,彰显了一声令下中国强大的动员力。


加洛尼:美国到现在为止有没有采取一些行动来帮助中方抗击疫情?


王毅: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表态,支持中国抗击疫情,对中国取得胜利展现信心。他还主动给习近平主席打电话,转达他本人对中国的支持。美国社会各界和民间行动起来,向中国捐款、捐物。这些物资正在陆续运到中国武汉。我们近日也听到美国政府宣布准备出资1亿美元帮助中国和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建议美方尽快将这笔资金用在他们认为需要的地方。



加洛尼:问一个关于贸易的问题,也是跟新冠肺炎疫情有关。中方在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关于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和服务的承诺上是否面临困难?


王毅:中国是一个重信守诺的国家,只要我们同意的事情,都会说到做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的。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把这个协议落实好,使其真正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


中国已经准备好。我们的市场足够大,尽管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一些暂时的影响,但是疫情过后,积累的消费需求会快速释放,中国经济的动能会强力反弹,市场规模也会持续扩大。我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深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实现协议中达成的其他共识,也不存在问题。


现在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由于美方全面限制中美人员往来,客观上会对履行协议带来一些困难。我希望美方能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在继续防范疫情的前提下,尊重世卫组织提出的建议,不采取不必要的贸易和人员限制,克服可能会对履行协议带来的不便。双方应共同努力,把协议执行好。中国会履行我们做出的承诺,美方也应履行好他们在第一阶段协议中对中方做出的承诺。


加洛尼:中方是否会通过磋商对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做出一些调整?中方对于第二阶段经贸协议磋商的期望是什么?


王毅:已经达成的协议为什么要做出调整?第一阶段协议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很多其他领域,比如知识产权、汇率和金融等等。这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协议。现在应当集中精力把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到位,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不仅推动中美两国贸易走向正常和健康轨道,同时也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在此过程中双方可以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之后再考虑第二阶段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处理办法。


加洛尼:昨天,美国宣布了针对华为的一些新指控,包括偷窃美国公司商业机密,中国政府对此有何回应?


王毅:我们不知道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为什么要动员国家力量,甚至调动其所有盟友来无端打压一家中国企业。华为是百分之百的民营企业,是靠自己的汗水、智慧,凭借市场竞争发展起来的。美国如此打压恐怕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华为发展得太好了。但美国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好,为什么中国企业就不能凭借自身努力发展得好一些?美国为何不能接受别的国家的企业也能够在经济、科技方面崭露头角?恐怕内心有一种阴暗的心理,就是不希望看到别的国家发展起来,不希望看到别国的企业也能够做大做强。美方甚至通过编造谣言来诋毁别国企业,总是说华为有后门,损害了美国安全,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拿出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从维基解密和斯诺登事件可以看出,反而是其他通讯企业在做这些事情。华为已经正式、公开地向世界宣示,愿意同任何国家和组织签署无后门协议,通过法律约束力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透明。这难道还不够吗?还要继续打压华为吗?这种作法不仅没有道理,甚至是不道德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比如英国和德国,并没有一味听信谣言,在维护好本国通讯基础设施安全基础上,愿意给其他各国企业包括华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认为这才是符合市场规则的,也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做出的明智和正确选择。


加洛尼:中美是不是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文明的冲突?


王毅:所谓文明冲突的说法是一个伪命题。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也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如果现在还鼓吹甚至制造文明冲突,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中国历来主张,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各种文明都建立在自身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中,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明应该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人类进步和发展。鼓吹“文明冲突论”的人,心灵深处恐怕残留着某种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潜意识。他们看来没有准备好,也不想接受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振兴。但这是不公平的。任何国家都是平等的,都有发展的权利。西方国家已经先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也要加快发展,这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只有所有国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这个世界才能够实现繁荣稳定,我们才能共同建设好人类共同居住的这个地球村。


加洛尼:中方如何能够说服美方,中国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对美国并不构成、也不应该构成威胁?


王毅:美国的制度和模式,是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从不干涉美国的内政。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并且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取得巨大成功,美方也应尊重中国人民的这一选择。只要双方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恪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各国的主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并不会相互构成威胁。中方始终愿同美方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中方的既定政策。但美国恰恰相反,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动辄指责和抹黑中国。事实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比如,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来没有通过任何涉及美国内部事务的提案,而美国国会却一个又一个地审议通过各种粗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议案;中国的军舰和飞机从来没有到美国周边去展示力量,但恰恰是美国不断派遣军舰飞机到中国家门口来耀武扬威;中国从来没有制裁过任何一家美国企业,我们欢迎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并为他们提供良好营商环境,但美方却千方百计打压中国的企业,并对中国企业实施所谓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限制中国的发展权利。因此,如果说到威胁,不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而是美国在威胁中国。要解决的也是如何消除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威胁。


加洛尼:中方是否认为需要在中东地区保持军事存在以确保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目前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依赖美国在中东提供的安全保障,中国是否认为也应当在中东承担更多的责任?


王毅:如果说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依赖美国在中东提供安全保障,我想很多中东国家都不会认可这种说法。


试问,几十年来,美国在中东发动了多少战争?造成了多大损失?给中东各国人民带来了多大灾难?这是在为中东提供安全保障吗?美国的做法不仅没有使中东保持稳定和发展,反而陷入了无尽无止的动荡或贫困中。美国的做法实际上只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并没有惠及中东国家。


我认为,国与国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同时通过互利合作形成利益融合,这才是长久也是可靠的安全保障,而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的威慑。就地区安全而言,中方根据联合国决议以及中东地区国家愿望,一直在努力为中东的安全稳定作出贡献。比如,中方向中东派出了1800位维和人员,遍布地区各国;中方已经坚持十多年在亚丁湾护航,保护所有过往亚丁湾的各国船舶;我们还同中东国家举办中东安全论坛,提议摆脱陈旧的冷战思维,探讨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框架。中方将会继续为促进中东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加洛尼: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中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了领导作用,特别是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提高减排目标?是否愿意为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作出贡献?


王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需要加快发展进程,让中国人民也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我们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中国积极参与了巴黎协定谈判,在谈判最关键的时候,为促成最终达成巴黎协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既然签署了,就一定会履行承诺,百分之百地完成我们向世界宣布的减排目标。


同时,我们已经确定了新的发展理念,追求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改变过去只追求GDP的增长速度,而是寻求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排除各种困难干扰,继续推进落实巴黎协定。今年,中方将主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我们愿为会议成功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将同法国等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为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作用。


加洛尼:中方是否做好准备提升减排承诺?会不会有更加有雄心的目标?因为很多国家在格拉斯哥会议之前都被呼吁进一步提升减排目标。中方是否做好了准备,何时愿意这样做?


王毅: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既然说了,就会做到。我们不会像有些国家那样,说得好听,但实际上做不到。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基金,发达国家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中方不需要说很多大话,去赢得所谓赞誉。我们准备踏实实地把承诺的事情做好。如果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履行好减排承诺,那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是对人类发展的最大贡献。我可以举几个数字。比如,单位GDP减排强度指标,中国每年都提前完成计划。又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中国已经占有全世界的一半;可再生能源装机量,中国已经占到全世界的1/3。这些工作我们都在扎扎实实地做。中国不是用口号,而是用行动,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加洛尼:中欧将于今年9月举行一次非常重要的峰会,气候变化协议有望成为峰会成果的一部分。中方是否期待从欧方那里得到一些什么积极的成果,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总体协议的一部分?


王毅: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昨天我同德国外长马斯专门就此进行了讨论。我们注意到新一届欧盟机构提出“绿色新政”,雄心勃勃,要赶超时代发展潮流。欧盟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全球绿色发展上发挥更加重要的示范作用。同时实现绿色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也已成为中国的既定国策。比如中方积极倡议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并为此出台了很多政策和支持措施。今年预定举行的中欧峰会议题很多,我们首先要共同发出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维护国际法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声音,共同应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同时中方也愿意同欧盟探讨在绿色经济方面加强互利合作。在这一问题上,中欧优势互补。欧盟有绿色发展的技术,中国有巨大的绿色产品市场,欧洲设备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发挥应有作用。我们还可以探讨建立中欧绿色伙伴关系。我认为这会得到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


加洛尼:关于香港问题,中国有哪些证据表明英国和美国煽动香港的抗议活动?


王毅:这样的证据和事实举不胜举,俯拾皆是。任何人看到香港街头情况之后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比如,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频繁跟那些街头暴力分子会见,给他们撑腰打气。再比如,一些西方势力不仅不批评那些严重违法犯罪分子,反而指责依法执法的香港警察,企图摧毁香港的法治。还有些国家的议会甚至通过了干涉香港内部事务的法案。这些不都是事实吗?不容抵赖。


这些以双重标准干涉中国香港内部事务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得逞。香港形势目前正在逐渐恢复稳定,香港的法治也在重新走上正轨,“一国两制”方针将会继续坚定贯彻执行。香港绝大多数同胞都会意识到,“一国两制”才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重要保障。


加洛尼:对香港来说没有其他路径吗?没有其他的道路,是这样吗?


王毅: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国两制”已经以基本法的方式确定下来。当然要依法行事。现在香港有些年轻人,受到外部蛊惑,竟然举着外国国旗,幻想成为某国公民,呼吁外国解救。他们完全背叛了自己的列祖列宗,忘记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令人不齿。这些人根本不能代表香港的绝大多数同胞。


加洛尼:自从1997年回归之后,我们看到有很多努力让香港融入中国大陆,大陆也调动了很多资源努力赢取香港民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做法在香港受到了一些抵制,您对此怎么看?


王毅:这恰恰再次证明有一些外部势力唯恐香港不乱。他们千方百计想搞乱香港,进而影响甚至干扰中国的整体发展。为此无所不用其极,频繁制造街头暴力,导致香港法治受到严重损害。但这一现象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在香港同胞自身努力下,在中国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会很快恢复稳定和法治,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会更加紧密。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宏大的经济战略,就是香港、澳门和广东形成一个大湾区,大湾区的建设启动,将会成为中国发展的又一重要引擎,不仅将给香港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也会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英国、美国等很多国家在香港都有重要利益。维护好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法治,符合所有各方利益。


加洛尼:关于朝核问题,中方是否会对朝鲜失去信心?什么时候会对朝鲜失去耐心?


王毅:朝核问题的关键不在中国是否有耐心,而是美朝之间是否具有相向而行的诚意。


中国的立场是一贯和清晰的。我们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半岛无核化,同时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在此过程中解决好朝鲜方面的合理和正当关切。


特朗普总统同金正恩委员长在新加坡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其中有两条重要共识:一是要在半岛建立永久和平机制;二是要实现半岛的完全无核化。中方对此表示支持,因为这两条恰恰是我们多年来希望达成的目标。


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中方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就是按照“分阶段,同步走”的思路,并行推进并最终同时加以实现。这是中方总结20多年来经验提出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俄罗斯同中方持有同样立场,韩国也接受了这一建议。据我们了解,美国不少人士,包括处理半岛核问题的一些关键人物,也开始认为要“分阶段,同步走”,但目前美国内似乎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


我们希望美朝之间能够就路线图尽快达成一致。中方愿为此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缓和局面再次失去,也不能够让和平的窗口再度关闭。


加洛尼: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中方从应对疫情过程中,吸取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教训?


王毅:人类社会就是在同各种疾病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任何国家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也不例外。


病毒今天可能发生在这个国家,明天也许发生在另一个国家,因此,公共卫生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疫情之后,中方当然会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包括这方面的能力建设。同时,我们也会帮助世界上其他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提升能力。中国同非洲正在开展八大合作计划,其中就有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方将继续同非洲国家开展卫生领域合作,就像当年我们挺身而出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一样。


其他国家同样如此。美国2009年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造成了很大损害,影响到214个国家和地区。美方也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总之,公共卫生是个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形成合力。


来源:外交部网站





崔天凯大使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

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



2月13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早间新闻”(Morning Edition)节目主持人英斯基普(Steve Inskeep)采访,就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关系等回答了提问。采访部分内容于当地时间2月14日上午播出,全部采访内容刊登于NPR网站,实录如下:


英斯基普:我们今天采访目的是讨论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我们的编辑密切跟踪涉华情况,认为这次疫情是中国近年来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因为它既是卫生危机,也是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您认为,相比中国近年来面临的其他危机,此次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崔大使:(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巨大挑战。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应如何解决公共卫生需求、应对像这样的传染性疾病,这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和所有政府的挑战。有人说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应对措施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事实。我们正尽全力防控疫情,治疗患者,并努力降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影响。我们仍在全力以赴。


英斯基普:这是否已构成对中国治理体系有效性的一次考验?


崔大使:正如我刚才所说,这对任何政府、任何治理体系都是巨大挑战。


英斯基普:但当前面临考验的是您的政府。


崔大使:中国处在(疫情的)最前沿。事实上,在此次疫情爆发前,我们就已确定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符合中国改革进程的总体目标。此次疫情爆发印证了我们确定这一目标的正确性,我们要尽全力实现。但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期间总会出现新的挑战,我们也总要取得新的进步,而不是驻足不前。我相信我们将从此次疫情防控中学到更多并做得更好。


英斯基普:您刚才说确定了正确的目标。那么问题是你们做错了什么需要纠正。我知道处于此次疫情爆发中心的湖北省两名高级别官员已被解职。什么地方出了错?


崔大使:首先,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一开始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因此需要一个加深对其了解的过程。从识别病毒到掌握其性质及传播途径,都需要时间。对任何人来说,了解这一切都需要过程。


英斯基普:我知道卫生系统官员会说,中国的应对其实并不那么慢,但两名官员被解职说明出了问题。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崔大使: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包括人事调整等,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响应人民的呼声,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我们当前所做一切的唯一目标。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自然要给予能者更多责任,也是重任。


英斯基普:是不是还有部分原因在于疫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民众不安情绪,中国政府需(通过此举)展现其正对公众的不快情绪作出反应?


崔大使:面对疫情一些人会感到恐慌,这再自然不过。所以我们坚持公开、透明等基本原则。我们相信公开、透明将使人们更有信心,更好了解疫情包括风险何在及如何防控。我们每天都提供相关数据,就是为了告诉人民我们正竭尽全力抗击疫情,让他们放心。这么做当然也有助于我们消除假消息、破除谣言及摒弃伪科学。


英斯基普:重新任命官员也是让他们放心?


崔大使:我说过,我们正全力满足人民的需要。谁有能力做得更好,就让谁来做。


英斯基普:因为您提到公开、透明。我想问关于李文亮医生的问题,他去年底率先就新冠病毒敲响警钟,但却被拘留及训诫。此事在他死后更受关注。他为何被拘留?


崔大使:首先,他没有被拘留。有人找他谈话了,但他没有被拘留。否则他不可能还在医院工作。


英斯基普:他被盘问了是吗?您指他被盘问而不是被拘留了,是吗?


崔大使:他是一名医生,一名好医生,他的逝世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悲伤。他尽心尽职、非常专业。他从工作接触到的具体案例中识别到有危险临近,从职业本能出发产生了警觉。但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认可他,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大家对其缺乏认知。


英斯基普:您是说是他被要求撤回有关言论的原因,因为人们对他披露的内容缺乏理解?


崔大使:作为一名医生,他可以从具体案例中有所发现。但作为政府,如要发布警示或发表公告,则需基于更多证据和科学分析,而这么做需要时间。当然,我们现在是基于“后见之明”,认识到李医生说对了。他之后仍留在医院继续工作,后来因公殉职,这令人悲痛。但还有成千上万优秀医务工作者正奋战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患,他只是他们中的一员。


英斯基普:政府是否因曾要求他撤回言论而欠他家人一个道歉?


崔大使:李医生去世后武汉市政府发表了声明,对其家人表示哀悼,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他的家人表达哀悼和支持。


英斯基普:从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网民评论看,大家认为李医生去世印证了中国的制度缺乏公开透明。中国是存在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吗?


崔大使:李医生事实上是中国体制的一部分。他并非孤身一人,正如我刚才说的,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都奋战在一线,李医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个好医生,同时也是体制内的一分子。也许有些人并不了解,他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英斯基普:您是说他发声这本身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吗?我尊重这一点,但?


崔大使:我认为他是一名好党员。


英斯基普:但这是否说明了他效力的政府并没有对他的警示持应有的开放态度吗?


崔大使:我们是信奉公开透明的,但公开透明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随心所欲发表言论。政府做出反应时必须要持负责任的态度。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发表什么样的公告,像就此次事件发布警示等,都要基于充分的证据和科学依据。


英斯基普:当前在中国内部有很多不寻常的批评声音,李医生去世几天后,针对湖北省政府官员承认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知道新冠病毒感染者到底有多少,有一条社交媒体评论表示,一个多月过去,总算有句实话了。这是不是说明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信于民?


崔大使:我不会就社交媒体上的所有言论做出解释,也不应这么做。人们有发表自己看法的自由,我不能对他们的看法负责。


英斯基普:我理解,但您能回答一下,中国政府是否失信于民?


崔大使:说到政府,中国有不同层级的政府,这跟美国是一样的,我们有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乡政府,所以谈到政府不能笼而统之。有时某一级政府可能会犯错,这是可能的,在世界各国都很正常。但不能就此说整个中国政府错了,这不符合事实。


英斯基普:那在这次的具体问题上,您指地方政府也许犯错了,但国家层面没有?


崔大使:世界各国官员都有可能犯错,包括美国在内。


英斯基普:习近平主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崔大使:领导作用,习近平主席发挥了坚强的领导作用。


英斯基普: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崔大使:在习主席领导下,党中央成立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习主席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还走访社区,给民众加油打气。可以说,没有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不会形成今天这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他还与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许多外国领导人通话。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上周在电话中谈得非常好。


英斯基普:中国是否欢迎美国卫生专家去中国协助抗击疫情呢?


崔大使:我们当然欢迎。我们欢迎各国专家来帮助我们。首先,世界卫生组织正协调组织专家组来华,其先遣组已经先期抵达并开展工作。其次,大家也要理解,全中国人民正全神贯注抗击疫情,我们必须采取有序方式接受外国专家。我们还要保护好这些专家,因为他们会面临被病毒感染的风险。


英斯基普:美国疾控专家允许进入中国吗?


崔大使:他们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一份(来华)名单,我们正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沟通。


英斯凯普:但还没去?


崔大使:我不了解最新进展,不过世卫组织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的先遣组已先期抵华做一切必要的安排。事实上,一些美国专家,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利普金教授已经访问过中国并返回纽约。利普金教授自非典疫情以来,一直与中国同行开展合作。


英斯基普:当美国人看待中国为应对这场危机所做努力时,一些人会很自然地将美国制度与中国制度进行比较,他们会问,如果危机发生在美国,情况会有什么不同?他们可能会说,为防止病毒传播,中国可以封锁整个城市的举动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在美国不太可能发生。但同时他们也会认为,美国的制度更加开放,人民在分享信息和获取可靠信息方面也更加自由。这可能就是美国人对比中美体制优劣的方式。您怎么看待这种比较呢?


崔大使:作为一名外交官,我通常不会将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进行比较,但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看到美国也曾遇到过自然灾害、紧急事件,比如几年前的卡特里娜飓风,你们的确没有封城,但城市却陷入混乱。我访问路易斯安那州时,那里的人们给我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对武汉等城市实施封城,目的是为了阻止病毒传播,为了保护更多的人。我们当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这么做是为了更广泛的全世界的利益。如果不能阻止病毒传播,其他国家就会被殃及,从而造成国际性危机。因此,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正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么做是为了全世界。同时我们也感谢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英斯基普:你提到了高昂的代价。中国封闭一些城市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等诸多代价。中国政府会不会到一定时候不得不承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这是一种流行性疾病,一些人会死亡,但中国需要重新开放城市并恢复经济生产。


崔大使:首先,对中国来说,人民的福祉特别是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大努力予以保护。同时,人们也需要经济发展和正常社会活动,因此我们也在努力恢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英斯基普:这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崔大使:这将取决于我们多久能控制疫情。


英斯基普:所以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你们会继续之前的努力,即使付出高昂的成本也继续走下去?


崔大使:我们有两条战线。一方面,我们正尽最大努力,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尽我们所能,逐步恢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例如,必须保障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春节假期后,一些企业和工厂需要恢复运营。我们还在研究何时以何种方式开学。


英斯基普:此次采访前不久,中国政府大幅增加了确诊病例数量。当然这源于诊断方式的调整,并不代表实际感染人数上涨。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您是否确信现在公布的病例数字是可靠的,是否确信中国政府掌握整个疫情的规模与程度?


崔大使:我认为掌握可靠数据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每天更新各类数据的原因。正如你所说,由于诊断标准调整,确诊病例数量大幅上涨。这一调整非常有必要。用一些专家的话来说:“这是在努力张大防护网”。这样做,所有需要救治的病人都会被顾及到,也有助于疫情最终探底。


英斯基普:现在探底了吗?您是否有信心?


崔大使:这个问题只有专家才能解答。我当然希望疫情能尽快探底。


英斯基普:您认为这场疫情会持续多久,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控制住这场危机,几天,几周还是几个月?


崔大使:我当然希望越早越好。但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我们的努力,包括我们是否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工作以及方法和工具是否有效。我们正竭尽全力,我对我们的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充满信心。



英斯基普: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给两国在抗疫问题上的合作带来困难?


崔大使:显然,国际社会正共同面临疫情带来的挑战,中美需要合作。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通话中一致认为两国应加强合作应对疫情。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众、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英斯基普:您认为尽管总体关系困难,但合作仍然正常开展?


崔大使:民间合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非常有效,也非常真诚。美国人民的善意让我们深受感动。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但是”,这个国家某些政客,也许还有些媒体人士——抱歉这么说,因为你也来自媒体——他们不但没有提供帮助,一些人还试图趁人之危。这样不好。


英斯基普:您能举个例子吗?


崔大使:看看新闻,你就能发现。


英斯基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前几天就此次疫情评论称,他不愿就此次疫情表达喜悦,但疫情确实是企业在确定其供应链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这场疫情给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又提供了一个理由。


崔大使:对他的言论,很多美国媒体和经济学家都发表了评论,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所以我没什么可补充的。


英斯基普:您指的是哪些观点?


崔大使:哪些观点?据我所知,很多人难以苟同。


英斯基普:不同意他的这一表态?


崔大使:是的。


英斯基普:当然,他谈论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脱钩”,应降低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联系。不管您喜不喜欢,您觉得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崔大使:我认为“脱钩”不应该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此紧密联系且相互依存,这符合两国的利益。两国经济和人民都受益于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为什么有人要切断这种关系,图谋所谓“脱钩”呢?


英斯基普:按您的观点,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种种措施,如限制华为或其他中国公司、促使美国公司转向越南等等,最终都不会成功?


崔大使:好消息是我们已经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证明双方都有意愿解决问题,维护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这是双方一次很好的尝试。同时,我认为必须遵循经济和技术的客观逻辑,违背这些逻辑是不行的。美国企业也必须权衡利弊,以资源分配和生产效率最优化为目标,按经济规律而不是任何政客的意愿行事。


英斯基普:我想到英国最近决定在其部分网络中使用华为5G设备,尽管美国再三要求英国不要这样做。如您所见,这是遵循经济规律的一个例子吗?


崔大使:我不想评论其他国家的人。但我认为在某些方面美国也许应该向英国学习。英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了更明智的决定,比如很早就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正从中受益,他们还就是否使用华为5G技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认为英国人是有理智的。


英斯基普:因为您提到了经贸协议,所以我想问一下美中关系的总体方向。我认为过去几年美中关系可能一直在走下坡路,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美中关系是否正在回暖?或者您认为是在朝其他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崔大使: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中美致力于发展更健康稳定双边关系这一重要努力取得的成果。我当然希望协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并且有助于为整体双边关系注入正能量。当然,我们还有包括政治、安全及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从经贸磋商中学到的经验也可能会对我们解决其他领域问题有所帮助。如果没有遵循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双方团队付诸最大努力来增进相互了解,尊重彼此正当权益和关切,在平等基础上平衡解决问题。如果双方在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上能继续秉持上述原则,相信我们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英斯基普: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您一定关注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以及其被宣告无罪。弹劾案中有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内容。特朗普总统因寻求乌克兰帮助调查其政治对手拜登而受到批评。当他为此受到批评时,他说他的行为是正确的,他要求调查拜登,并敦促中国也对拜登或他的儿子在中国的投资进行调查。中国政府对特朗普这一言论有何回应?


崔大使:中方从不介入美国内政,我们永远不会这样做。


英斯基普:这是否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请求中方调查拜登,中国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回应?


崔大使:我不认为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沟通中谈及过这一问题。


英斯基普:那么,如果美国通过官方渠道提出正式请求,中国是否会予以考虑?或者您认为这不是中方应该解决的问题?


崔大使:我认为这是美国国内政治大戏的一部分。我们只是旁观者。


英斯基普:很抱歉,我知道我们的采访时间快结束了。但是我知道您在美国很长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美国事务观察员。因此,现在有机会与您面对面,我不得不问,您在观看最近几个月美国政治大戏时,有什么想法?


崔大使:中美都是世界大国,也是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确实有相似之处。大国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很多时候也要为自己设立宏伟的目标,这对任何大国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同时,中美扎根于不同的文明体系。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不时面临巨大挑战。美国有自己的问题和挑战,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和挑战。但我始终相信,中美两国能否真正发展强大、建设更美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各自的国内治理。当前,美国可能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来加强国内治理。中国也需要应对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双方都能处理好内政,那么都会拥有美好未来。所以我们也在观察。当然,希望美国人民好运并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英斯基普:崔大使,很荣幸再次与您交流。非常感谢。


来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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