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刘悦笛：“救亡压倒启蒙”，本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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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至今，大家更多关注当年不恰当标题：启蒙与救亡”到底是谁发明的？到底是中国思想家李泽厚，还是海外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既然“发明权”这一提法是我“发明”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就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一下，以使这件思想史公案能有定论，抑或它根本不能成其为公案。

全文大约3300字，阅读时长约为9分钟。

报纸原文：《“救亡压倒启蒙”：本无可争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悦笛

“启蒙与救亡”恐难成“公案”

2009年9月16日，笔者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发明权：归李泽厚，还是舒衡哲？》的文章。时隔八年了，还不时有师友提及“发明权”一事，更有不少文章引述。我的本意，开篇第一句就说得很清楚——“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所言说的本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同时它亦成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之一，该学说的发明权之争其实并不重要，而关键在于哪种理论对历史和现实更有阐释力”！

我的结论便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更有历史阐释力，曾给出的结论如下：“其一，李泽厚明确提出了‘压倒说’，从他早年认定‘反帝’就是近代史首要命题始，就已经明确认定了救亡压倒了启蒙；其二，李泽厚试图将这种 ‘压倒说’贯穿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阐释当中，而显然舒衡哲没有如此恢弘的视角和阐释的野心。” 救亡与启蒙的历史逻辑，就是李泽厚最早揭示出来的。换个说法，救亡压倒启蒙就是“反帝”压倒了“反封”，李泽厚在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的文章《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就论证过：“反帝是中国近代一个首要命题”，反帝压倒反封，才是“救亡压倒启蒙说”的雏形。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与救亡的实质，给出的乃是两难选择——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因为启蒙就要求自由，强调个性自由解放，但国富却并不等于民强。

然而，事与愿违，大家却更多关注这个不恰当标题：“启蒙与救亡”到底是谁发明的？到底是中国思想家李泽厚，还是海外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既然“发明权”这一提法是我“发明”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就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一下，以使这件思想史公案能有定论，抑或它根本不能成其为公案。

44 33601 44 15043 0 0 1007 0 0:00:33 0:00:14 0:00:19 3093 44 33601 44 15043 0 0 942 0 0:00:35 0:00:15 0:00:20 3074 44 33601 44 15043 0 0 886 0 0:00:37 0:00:16 0:00:21 3292《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最早提出

2010年李泽厚先生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谈话录里，就有一章讲“压倒说”。最早见于他1979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而非大家以为的1987年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例如，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就有多处讲到：

《革命军》正如它的作者的短促年华一样，……很快也就消失在这长夜难明云压天低的封建暗空中。……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很快就把它们吞噬掉了。……如果说，邹容《革命军》的基调是反封建，那么，同样受到狂热欢迎的陈天华的作品——《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基调则是反帝（当然这种比较均系相对而言，下同）；如果说，前者着重宣讲的是为民主自由而革命，那么后者着重宣讲的是为爱国、救国而革命；如果说，前者更多突出的是民主革命的一般原理，那么后者更多突出的则是当前的危亡局势……如此急迫痛切的国家种族的危亡感，如此愤激慷慨的救亡呼声……反帝是中国近代一个基本命题。（该文第二节之“邹容和陈天华”部分）

不仅革命派，当年改良派的讲民权（如谭嗣同）、自由（如严复），也都是为了“救亡”，即为了反侵略争独立而提出的手段和方案（详见各文），反帝救国成了整个中国近代思想的压倒一切的首要课题。（该文第三节脚注）

由于中国近代始终处在强邻四逼外侮日深的救亡形势下，反帝任务异常突出，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又为后来好几代人所反复不断地在走，又特别是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重点系原有——引者注），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始终未认真清算，邹容呼唤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也始终居于次要地位。（该文第三节）

其实，《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全书许多篇和“后记”都贯串着救亡压倒启蒙这条线索，读者自行查阅即可。这些都证明救亡与启蒙的历史逻辑在李泽厚那里，起码在1979年就公开发表了，而舒衡哲写信给李泽厚并两次见面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则是1981年。李以后自己也说“‘救亡压倒启蒙’，大家都以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提出来的，后来又受到最多的批判，其实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提出来的，……我已经提出了反帝救国即救亡压倒启蒙，并说救亡压倒一切。‘压倒’这两个字也有。所以我很奇怪，《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那篇文章为什么影响会那么大，其实我早就明确说了这个思想。我自己重视的，倒是那本书里的其他一些文章，如《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略论现代新儒家》等……可能还是现实需要的原因吧”。（《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38页）

或然性判断并不准确

一些学人只看到和重视“救亡压倒启蒙”这六个字，然而更重要的乃是这个思想。其实那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首刊于1986年8月《走向未来》创刊号，并沒有这六个字，收入1986年12月三联版《走我自己的路》一书也没有，直到1987年6月出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为与全书一致，才加上这六个字作为小标题。显然，李并不特別重视这六个字，而是重视“双重变奏”。

据李泽厚的回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篇文章是1985年8月在庐山开完中国哲学史会议回来就写成的。本来该文是应《北京社会科学》杂志之约，为纪念“文革”结束十周年而作，但交出后被压了好久，该刊仍未敢刊用，后来才给了刚创刊的民间刊物《走向未来》，被放在重要位置上。

对于这场“论争”，我曾给出了两个判断，必然性的判断乃是“变奏说”与“压倒说”，无疑都是来自李泽厚，舒衡哲所论的则是“启蒙与救国”之关联。关键是我给出的那个或然性判断——“非常可能的是，这个说法本来在李泽厚和舒衡哲的内心都是一个 ‘模糊的共识’，在他们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见面的时候，启蒙与救亡的说法被相互激发了出来。” 如今根据史实，应该说这个判断（“相互激发了出来”）并不准确，不能成立。因如前所述，李这一思想早已成熟并公开发表。的确，舒衡哲发表于1984年海外期刊《理论与社会》上的 《长城的诅咒：现代中国的启蒙问题》一文，在1985年12月16日送给了李泽厚看，但是并不能由此认定李泽厚受其影响。假定李真是借鉴或抄袭了别人，又何必将对自己不利的材料送与我呢？而且12月看了，马上就能写成和交出那么大一篇文章……所有这些，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事实是李看舒文时，自己的文章早已写就并已交出，这是有材料可查证的。所以我那篇文章的时间考证是错误的。

涉及这个所谓“发明权”，最早几位似是王若水、林毓生、杜维明诸先生，王提及舒衡哲信件，但未引用信件原文，也未作任何具体说明，林、杜并未提发明权问题，只排列了名次，但未注明任何出处，大概是依据舒书和李文的发表时日？林甚至未提舒衡哲姓名。据李泽厚说，舒衡哲和她的北京好友与李后来仍有多次联系，但从未向他提过此事。雷颐先生当年也曾追问我为何不标明出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是道听途说，凭空推测，沒仔细查索，犯了考证的大忌，是个学术规范问题。我应予检讨，并向读者和李泽厚先生、舒衡哲先生致歉。

重温的价值

遥想当年，“救亡压倒启蒙”说提出时，反传统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巨大，一时成为思想主流，但至今仍被误解多多。所以，如今重温李泽厚先生《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的价值就在于：

首先，李文所论“救亡压倒启蒙”实为一种历史描述，而非价值判断，但许多论者更多视之为一种价值判断。

其次，五四并不是（很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救亡压倒启蒙”，启蒙与救亡在五四时期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此后启蒙才被救亡所压倒。李文第一节内容和标题便是“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再次，李文延续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之分，认定“启蒙性”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便与“救亡性”反帝政治运动合流了，这就不同于也优越于所谓“大五四”与“小五四”的新近提法。

第四，李文从“救亡—战争—革命”现实角度，阐明了后来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因，亦可参见李泽厚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版）。

最后，李文从社会体制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来论证“转换性创造”，这种以儒家为主体的返本开新才是指向中国现实及其未来的。

2015年，有学者在《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一文中认为压倒启蒙的并非救亡，应为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其中的内在逻辑应该是：一面是“小五四——爱国进步——民族主义”，另一面是“大五四——科学民主——自由主义”。尽管内在进行了概念偷换，又或者只是其一家之言，但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不还是救亡压倒启蒙吗？现如今，救亡图存业已远去，然而，启蒙之事业未竞，它仍是国人所直面的真实历史境遇也！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7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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