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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构:“强区分”VS“弱区分”,共享经济不止插了一脚! | 社会科学报

2018-03-27 王馥芳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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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一直是个热点论题。谈论和探讨文化的文字现今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文化的深层构建问题,学界的探讨既不充分,也不深入。站在社会个体的立场,绝大部分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文化构建背后的深层模式问题。对他们而言,文化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文化跟空气和水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空气和水是自然资源,而文化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说得更通俗一些,空气和水是自然之物,而文化却是高度“人化”之物,其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经历建构和再建构过程。文化的建构和再建构实质是历经多方挑战的结果。进入新媒体时代,我国文化构建正在遭遇新的挑战。对此,我们有必要对文化构建的深层机制进行深入思考。

原文:《共享经济挑战文化建构“强区分”模式》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 王馥芳


“强区分”认知模式:文化建构的深层机制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现代文化的构建实质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之上的,而现代经济的发展则有赖于大型工厂的建立。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严峰译,1997:30)在《权力的眼睛》一书中指出:“十八世纪出现了有上百工人工作的大型工厂”。大型工厂的建立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福柯指出,大型工厂发展出一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或者说一整套“管理”的技巧,且这套“管理”技巧慢慢被借鉴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从而构成现代社会规训化管理的基础。大型工厂的建立不但为社会的规训化管理提供了实践范本,同时也为文化实践提供了借鉴和参照。

  


仔细考察其运作机制,我们发现,大型工厂的建立和管理是建立在“强区分”这一认知模式基础之上的。何为认知模式?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认知模式是建立在认知无意识基础之上的系统性心理结构。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之作——Lakoff和Johnson于1980年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指出,人类的概念系统中,超过95%的思维是无意识的,正是这些无意识的思维运作形成和建构了我们所有的有意识思维。我们的无意识概念体系就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管约着我们对经验或者体验的构建和再构建。认知无意识是一个庞大的底层概念系统,有着巨大而且复杂的内部结构。我们无法直接对这个巨大的认知黑洞进行理论描述或者结构化。对认知无意识结构的研究只能是间接的,只能基于对有意识行为如语言、感知-运动行为的观察、理论概括或者抽象。

  


认知模式本质上是对认知无意识思维的结构化和模式化。虽然认知模式管约或者说操纵我们几乎所有的有意识行为,但如果不经过专门训练,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认知模式对我们行为模式的管控作用。虽然绝大部分人意识不到“强区分”这一认知模式的存在,但是,通过仔细而深入的观察,我们很容易看到“强区分”模式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留下的深刻烙印。

  

深入探究,大型工厂的建立和管理实质就是基于“强区分”模式的。首先,工厂的选址是建立在地域区分概念之上的,基于对优势地块和劣势地块的区分,工厂会选择建立在优势地块之上。其次,工厂的组织结构完全是强区分性的,工厂的各个部门、车间、班组和人员各司其职,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工作和职责区分性。再次,工厂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完全是强区分性的,各个工种和工序严格区分,次第有序进行。最后,工厂的管理也完全是强区分性的,奖惩分明。

  


大型工厂所赖以经营和运作的“强区分”模式随后被借鉴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包括军营、学校、监狱的创建和管理,等等,都是以大型工厂管理为借鉴范本。随着各种社会机构的逐步建立,“强区分”模式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简单化理解


作为“人化”产品,文化建构的主体无疑是人。可以这么说,人和环境的互动以及人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的主体内容。而“人”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自然概念,其本质上是一个“人化”的建构性概念。福柯发现,到16世纪还没有“人类”(Man)或“人文”(humanity)这两个概念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文”概念直到19世纪才建构起来。也就是说,“人文”这个概念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仔细思考,“人类”和“人文”这两个概念的建构是基于对“人”和“动物”的强区分。从“人”与“动物”的强区分性出发,人类进一步建构了“男人”和“女人”两个概念的强区分。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蒋学广、赵宪章译,1992:790)的名著《第二性》的主要观点是: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作为男性的“他者”被建构出来的。福柯(严峰译,1997:40)则指出:“长期以来,他们竭力把妇女困在他们的性别上。妇女们被告知:‘除了你的性别以外,你在其他方面微不足道’”。到了十八世纪,男人和女人这对概念的对立发展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女性这一性别的人被认为非常脆弱,她们不但自己不停地生病,还给别人带来疾病。甚至有一种说法:“妇女就是男人的病”,由此导致医生们“对妇女进行病理学的研究:妇女的身体变成了理想的医学对象”(福柯,严峰译,1997:40)。

  


基于对女人的病理学研究,导致了对人的进一步强区分:健康人和病人。而病人又被进一步强区分:生理病人和精神病人。以后,我们又对人生的各个阶段作强区分: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另外,我们还根据人种颜色不同而对人进行强区分:白人、黄种人、黑人.....此外,我们还根据地理位置对人进行强区分:美洲人、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不仅如此,我们还从阶级角度,区分统治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基于对各种类型的人的强区分,遂产生了社会分工的强区分,而社会分工的强区分则自然导致了社会职业的强区分。20世纪70年代,福柯(严峰,1997:32)指出:“我们社会最新发展的首要社会学特征之一,就是技术、白领工人、服务行业这些东西的兴起”。而这些东西,代表的就是社会职业的进一步强区分。基于社会分工的强区分,最终形成了各种具有强区分功能的社会机构。而随着各种具有强区分功能的社会机构的逐步建立,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就确立了。

 

 

基于“强区分”模式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现代社会,表面看起来似乎合乎逻辑,各个社会机构分工合理,各司其职;社会个体各负其责,各得其所。但是,实际情况实质比表面现象复杂得多。主要原因在于,强区分模式本质上是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简单化理解,基于该模式基础之上的社会管理和文化建构在当今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共享经济:“弱区分”模式


早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就看出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强区分存在很大问题。针对知识和权力的“强区分”,福柯(严峰,1997:31)指出:“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

  


福柯之后,学者们开始反思人文社会科学中各种貌似科学、合理的学科强区分现象,反思的结果是各种交叉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兴起。以语言学为例:1972年诞生了生态语言学;1975年诞生了认知语言学;1979年诞生了批评语言学;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语料库语言学。所有这些语言学分支学科都是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交叉研究的结果。近年来,交叉学科研究更有向“大文科”和“大理科”发展之势。

   


交叉学科的兴起本质上是对“强区分”模式在科学研究领域的部分否定。但是,“强区分”模式所遭遇的真正挑战并非是来自学术上的交叉研究,而是来自“共享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对主流经济的挑战。“从19世纪以来,对社会的批判基本上是从其经济的本质出发的,经济有着决定的作用”(福柯,严峰译,1997:43)。有鉴于经济模式对社会管理和文化建构的奠基性和决定性作用,新经济形态对主流经济的挑战势必影响到社会管理和文化建构的变革。

  

根据美国学者汤姆·斯利的研究,共享经济作为一种补充性新经济形态真正进入主流经济视野是在2013和2014年。我们探讨共享经济的时候,看到的多半是其给普通人带来的经济折扣、个人体验拓展或社会联系加强等裨益,抑或是其环保经济理念,很少有学者思考共享经济创生后面的认知模式。基于共享经济在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实践,我们发现共享经济的认知基础实质是“弱区分”模式。基于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弱区分”,共享经济在多方面对当代主流经济构成挑战。

  


共享经济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工作方式和消费行为、习惯,而且其影响力已经扩展到社会文化的多个方面。以教育领域为例,2012年,慕课在美国诞生,标志着共享教育概念的兴起。基于共享教育理念,笔者首次在2017年9月7日的《中国教育报》上撰文提出“共享教育学”的概念。“共享教育学”理念背后的认知模式实质就是“弱区分”模式。笔者指出,基于对教与学的弱区分,共享教育学重新定义了教育学的本质;基于对教师和学生的弱区分,共享教育学重新定义了教师和学生角色以及师生关系。有鉴于共享教育学在多方面对当下大众教育体制潜在的颠覆性和建构性,共享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值得期待。而共享教育学在未来的发展,势必会对社会文化建构的方方面面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文化是衣食住行以及与其相关的知识、技术、信仰、艺术、道德、风俗或者习俗的总和,那么,共享经济已经开始在衣食住行的物质和精神方面改变我们,而这种改变本质上就是文化建构实践的新发展,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揭示文化构建的深层机制问题,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传承和转化。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0期第6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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