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别拿方言不当回事，侬刚对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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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前些日子，关于小学语文课本中“外婆”被改成“姥姥”的问题在媒体上引起各方热议，专家学者和广大网友的呼声一致，都不支持这种改动。实际上，改与不改，都有各自的理由，“外婆”改成“姥姥”，有便于识字教学的考虑，也有“外婆”是“方言”而不是普通话的考虑。至于普通民众，除了各自有对“外婆”“姥姥”哪个更像方言的认定，似乎更多是把该问题作了夸大，用“狼姥姥”“姥姥家的澎湖湾”之类的调侃对“姥姥”使用范围泛化一事。

原文 ：《语言文字规范要尊重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伟

图片 | 网络

亲属称谓是最容易表现出方言特色的一类词，尤其是在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的中国，各种叫法五花八门，纷繁复杂。“姥姥”事件从表面上看很简单，但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对此，本文主要谈谈方言和时代、方言与普通话、方言保存与语言变化的关系。

汉语方言的多样性和重要性深入人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方言的差别，《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可见地域方言无法作为不同地区的人的共同交流工具。在此种背景下，一方面需要调查各地方言，于是便有西汉杨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秦、晋、梁、楚、赵、魏、郑、韩、周、齐、鲁、燕、代、青、徐、吴、扬、越等地的方言异同都有被提及。另一方面，共同语（或者说通语、雅言，英文译作Koine）的产生便成为必要。虽然我们无法考证通语的具体产生时代，但必定在先秦之前，所以《论语·述而》也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通语和方言、书面语与口语是两两相对的概念。但是，书面语往往比口语具有更多的通语成分，口语往往比书面语显示出更多的本地方言成分。

在中国古代，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学习或使用共同语。当时，接受教育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利，而且读书的目的多半不仅仅为了识字，更多是为了有机会走上仕途。科举考试在客观上对推广共同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隋唐以后，方言背景的不同会影响科举考试成绩的好坏。南方方言的经典韵书、科场宝典《切韵》（隋仁寿元年编定）接近，所以南方人在写诗作赋方面比较有利；北方方言变化较快，离《切韵》渐行渐远，所以北方人每每慨叹，“苦其苛细”。反过来说，古代各地方言的地位自然无法跟共同语相提并论。但时至今日，我们都有条件学习共同语，绝大多数人都能熟悉掌握共同语，同时随着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加上有各类媒体的推动，汉语方言的多样性和重要性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

尊重地域文化多样性

古今中外，都需要共同语。上世纪20年代以后国内推行“国语”，50年代以后又推广普通话，都是同样的工作。共同语不是人工的语言，必定有某一方言作基础。赵元任曾为“国语”运动灌制过唱片，用的是“老国音”。“老国音”的方言基础是北京话，但是也放进了一些人工成分，比如本来并不存在的入声。由于脱离实际口语，所以老国音很快就被废弃不用了。这也充分表明，共同语的推行必须以某种活的方言口语为基础。现代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语音基础，以北方方言词为词汇基础的，但偶尔也会有某些非北方方言的词进入普通话，比如“尴尬”“煞有介事”等。再如“外婆”和“姥姥”，本来都是方言词，前者偏南方，后者偏北方，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将前者注为方言词。同时“外婆”也进入了普通话，南北都能接受。但是，个别南方方言词并没有完全融入北方口语，所以“姥姥”在北方口语里并未被“外婆”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允许普通话具有一定程度的包容性，吸纳一些南方方言进入普通话的书面语系统。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加剧，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在减弱，语言保护迫在眉睫。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语言演化和生物演化有诸多可比之处。祖语言到各个子语言的纵向演化、语言或方言之间的横向接触，是语言变化两种基本方式。一方面我们提倡通过各方努力，减缓语言消失的速度，另一方面也需要尊重语言演化的自然规律，避免太多的人工干预。汉语方言及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大力推广普通话、规范语言文字的同时，尊重方言、保存方言、宣传方言，都是有时代意义的工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8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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