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天天谈生态，就不能谈谈“新”的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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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被认为是“生态世纪”。如今，当我们说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候，不由要作深度思考的是，“生态”概念究竟有哪些新的东西值得关注？

原文 ：《超越自然生态观》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庄志民

图片 | 网络

风起云涌的绿色生态运动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大抵从坚守“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起步，在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多少存有忽视和漠视自然环境保护的现象。人们为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工业革命的繁荣付出沉重的环保代价，接踵而至的公害事件令世人震惊。因此，在1968年逆向催化出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开创了对人口激增、环境退化、粮食短缺、富足中的贫困等全球问题框架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罗马俱乐部后来提出“有机增长”，即把经济学和生态学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种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政府基础上的对自然的态度”。

如此“协调发展观”的影响，便是助推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该会议通过的《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确立了为世界绝大数国家所接受的可持续发展观。对此，我国作出迅疾响应，于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即《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决心要摈弃通过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发展改变世界的新经济模式，实现后碳时代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呼应风起云涌的绿色生态运动，以“发展绿色产业为标志”。

新时代的生态文明

21世纪被认为是“生态世纪”，绿色、环保、生态、低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经常提及的热门关键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时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提法，这样的生态文明新时代表述已经超越自然生态观，而是注重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上建构某种平衡关系。换言之，十九大之后，当我们再提及“生态”这一关键词，其文明内涵已经从狭义走向广义，不仅涉及自然环境，也与社会环境有关。学术界提出并作深入研究的“社会生态学”（及其“社会生态圈”）理应在此时得到更为充分的关注。如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应力主推动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的身心和谐、自我与他者的（社会）和谐。

所谓“生态”，关键在于一个“生”字。在理想化的层面解析上，生态化的“生活”，理应与“生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这方面，学者朱良志教授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切入对生命所作的“形散意聚”分析值得高度关注：“生之谓性”，天地自然和人都以生命为其根本特点，生为万物之性，由此在整体上构成永恒的生命本体；“生生之德”，天地万物之生长过程的化育、绵延和升腾趋向，内蕴着对于生命世界诸多层面和要素彼此关联的系统思想；“生之谓仁”，亦即“生仁合一”，作为儒家生命哲学的逻辑结构，体现其对致力于道德秩序建构的努力，即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所说的“仁是天地之生气”，历史地完成了将道德宇宙之“仁”与自然宇宙之“生”融为一体的逻辑建构。 

从薪火相传的文化传承意义上说，若要“寻根”，逐渐在当代思想文化界流行的生命美学也正部分植根于此。从“生命”本位出发又回归“生活”的“生态”，其本质属性就是与死寂安息绝然相反的“生生不息”，其基本涵盖范围则包括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内的天地万物，其“道德经”内核是导向于可持续的化育、绵延和升腾过程的社会-经济-自然之协同（和谐）。 

由此可见，生活，乃“生”之“活”。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使得生态圈中的“绿水青山”（自然界）处于生生不息的状态；其次必须使得生态圈中的人类社会精心呵护能够回得去的“家乡”，向心聚焦于具有亲和力的族群，以及高举“和平与发展”大旗的国际主义精神。

“迈向新文化复兴”

在整个文明世界语境下，对“生态文明”作顺理成章的普泛性解读，其所指的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的统一。这是一种泛生态观，其内涵比通常将“生态”当作“自然环境”的同义语要宽泛得多。要而言之，自然（Nature）生态和社会（文化，Culture）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泛生态的视角之下，让人萌发“诗意栖居”之幸福感的生态世界，必须“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必须让人们“记得住乡愁”。“山水”之称谓是自然生态的拟代，“乡愁”之称谓是“社会生态”的拟代。理想社会的未来发展，别无选择的愿景定位，必须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有机融合。

在生态文明时代，如何使现代人重铸人性，成为一个《易经》中所说的“与时偕行”，能以自律的方式关爱大自然（包括在自然中生存的人自身）真正的人呢？这从风头正劲的前沿学术思潮“生态批评”上可瞥见一二。有研究甚至提出极为宏阔的泛生态文明观，认为：“天、地、人、神和谐共在的整体生存境界是一种美的境界，审美化生存是重建家园，实现美的生态文明境界的必经之路。”（王茜，2007）

这就给我们启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乡村复兴，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包括旅居乡野的人群（包括当地“土著”和外来移民）的文化复兴，在此过程当中，使人成为真正无愧于生态文明时代的大写的人，能将自然（天地）-社会（人类）和谐相处之道化为自己的文化血肉（第二天性）的人。以“三农”问题而言，就存有诸多与泛生态观的“生生不息”底蕴相左的思想障碍和现实困境。所隐含的与人相关的社会关系的生态伦理问题，是一个解决难度极大的问题。人若不作自我“拯救”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就不可能获得“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逍遥”，甚至会与舒坦惬意的小日子渐行渐远。从政府扶贫工作的角度上看，之所以要“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也是因为贫困地区群众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才是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从而根本改变命运的最坚实通道。

有鉴于此，笔者特别赞同这样的论断：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必须将可持续生存作为最高世界道德准则，脱逸于自我中心主义的窠臼之外，从古今中外的精粹思想宝库之中汲取养料，获得生生不息的内在动能，进行自然-社会二元一体的泛生态文化复兴。有专家指出，当今时代，是“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第一次成为塑造地球上所有生命维持系统的主要力量”，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随意征服自然、主宰世界，而是要“迈向新文化复兴”，即发掘人的智慧性潜能，来创造一个“为所有人共享的未来”（克劳斯·施瓦布，2016）。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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