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专题报道 | 文一：缔造超级经济体：解锁中国快速工业化的秘密 （文一教授修订版）

主题演讲简报

演讲人

文一 (美联储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教授)

题目：

缔造超级经济体：解锁中国快速工业化的秘密

中国的崛起可能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近250年里最为重要的经济与地缘政治事件之一。中国的快速发展使西方和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赶到迷惑不解，因为按照流行的观点，西方当年的工业化崛起是基于一系列政治制度变革和产权与法律制度建设的结果。文一教授从他所倡导的经济发展“新阶段论”（又称为“胚胎发育”理论）出发，为这一系列宏大历史问题提供了他的回答与分析框架。

文一教授指出，当前对于中国崛起的很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目前流行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一系列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美国工业革命、日本工业革命、二战以后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历史现象，以及非洲、拉美、东欧和俄罗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经济发展萎靡不振的事实。因此，虽然对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评论和思考虽已有诸多论述，但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从人类工业革命历史的角度对其背后机制的深入分析，却并不多见。解释中国在特有政治体制下实现的经济腾飞，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文一教授在报告中简略介绍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文一，2016）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又称为“新阶段论”），刻画中国自邓小平1978年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化的秘诀和它对于21世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义。

文一教授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邓小平开启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终于自洋务运动120年后找到了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即国家主导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这一原理不仅体现在二百多年前爆发的英国工业革命中，而且贯穿于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虽然其政治制度千差万别。而政府在这一历程中始终扮演了关键的引领者和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作用。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下实现了工业化。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所精辟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Sven Beckert, 2015, p.155-156)

工业化从来不是自由放任的小农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一直是一个具有强大决心和凝聚力的“重商主义”政府为了赢得国家生存（国际竞争），利用“国家”和“市场”两个力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主动从事不断产业升级的结果。

但是，并非所有产业升级战略都能成功。无数国家工业化失败的历史（包括中国过去历史上的几次工业化尝试）告诉我们：但凡成功的产业升级战略都遵循了一个类似于“胚胎发育”原理的自下而上地创造市场的规律。凡遵循这个规律从事循序渐进的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的国家，其工业化道路都相对顺利；凡违背这个规律的国家，其工业化道路都常常失利。换句话说，这一“胚胎发育”机制下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只有在“有为”政府这个“催化剂”作用下才能展开和加速；另一方面其顺序必须正确，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这个顺序可分为几个关键发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全方位地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才能让有效市场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山沟、村庄、地区和国家间“横空出世”，变得安全、有规模和有效，而非缺失、失灵和无效；才能够让市场机制富于建设性，而非破坏性；才能把社会能量集中于制造业，而不是赌博性的金融泡沫业和投机性的资源出口业；才能让每个人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繁荣社会经济，而不是通过投机敛财的资本运作、廉价出卖国家资源、高利贷、金融诈骗和假冒伪劣产品来腐蚀和摧毁社会经济。这是中国与那些盲目奉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东南亚、非洲、拉美、东欧国家和地区的根本区别。华盛顿共识这个看似合理的“四化”药方，因为缺了几味关键“配药”和正确“熬制”方法而不幸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失败的“偏方”。

而尽管国家间政治体制可能千差万别，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根据自身国情、文化、历史和政体所发现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实与当年的英国工业革命和其他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所遵循的是同样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

这个逻辑符合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称为“历史逻辑”的发生学原理。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结构的“胚胎发育”式的演进、展开和变迁，其历程由如下的一些经济发育阶段构成：（一）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阶段（相当于中国的乡镇企业阶段）；（二）以面向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来大规模生产轻工业品（包括小商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即城乡大工厂体制阶段）；（三）以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工具“三位一体”的爆发式繁荣为特征的枢纽工业体系发展阶段；（四）和由此推动的以规模化方式批量生产所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包括重工业原材料、机械装备和化工产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五）以上四个发展阶段最终指向的是高工资、高资本密集化条件下的农业生产的全面专业化、区域化、精加工化和机械化，以及金融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和由这个经济基础支撑的福利国家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出现、展开和向下一个阶段的提升都得依靠强大的国家执政能力才能够实现。

一个农业国如果想要实现工业化，按以上顺序重复英国工业革命的这些基本阶段是必要的，虽然由于后发优势可能只需更短的时间。中国目前已经处于第（四）个发展阶段的鼎盛期，其特点是开始结束技术模仿期并进入重化工业和信息技术创新的井喷期（中国目前突飞猛进的专利申请就是证明），并正在慢慢开启属于第（四）发展阶段下半段的农业与金融业现代化、政府职能转换和进入探索属于第（五）阶段的福利国家体制的进程（中国目前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反腐立法、监管机制建设、简化行政手续、精准扶贫和全国性医疗保险覆盖就是一个衔接第四阶段与第五阶段的指标）。换句话说，按照文一（2016）揭示的工业革命的历史模式，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以10倍于英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威力，复制了英国工业革命，即按顺序分别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胚胎期、幼儿期和青少年期（第一至三阶段），并已进入青壮年期（第四阶段）和开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年期（第五阶段）。而中国不仅是在没有采纳其它大国崛起时依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而且是在没有放弃土地公有制和战略性产业部门的国有体制情况下实现这一系列经济升级和腾飞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坚守住了一条底线，即：国家执政核心不能被资本绑架；国家自然资源不能被私人寡头垄断。这些都是中国对于人类工业革命实践和战后东亚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制度创新。

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奇迹也再次证明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一条普适性基本原理，即：劳动分工（工业化）的程度受到市场发育规模和速度的限制（亚当·斯密，《国富论》；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而托起中国工业化（劳动分工）奇迹背后强大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和扩张力量之一，正是中国政府。这个结论基于如下的理念：

所谓“自由市场”（free market）其实是一个成本极其高昂的公共品。它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更不会天然存在和有效运作。即使抛开高昂的市场监管成本不谈，有效大市场本身的创造和开拓需要一个施行“重商主义”的强大中央政府和国家行政网络，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和巨大付出才能成功。这个理念不仅凸显了为什么在落后农业国家采纳不成熟的现代民主制度、现代金融制度或闭关自守式的“大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会失败；也揭示了“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一味强调把一切交给私人和市场但却忽视政府这个最有力的市场创造者和培育者、忽视国家执政能力建设和产业政策所带来的恶果。

最后，文一教授占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总结到，制度是内生的，是工业化不断推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但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去创造和实现的。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根本原因是英国在政商强强联合体制下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成功开辟和创造了18世纪全球最大规模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因而必然使得它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纺纱机和工厂体系变得有利可图。类似地，是美国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19世纪末赶超并取代英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于美国的政商两界通力合作打造了一个比大英帝国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这一市场培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和工业巨头。今天，是中国而非印度做好了在21世纪取代美国制造业和技术创新地位的准备，也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用和平方式开创并继续开创着一个比美国还要巨大的超级市场。这一市场定会孕育比卡内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勒等还要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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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原创

任晓猛整理

经文一教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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