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冬令营｜[主旨演讲]董志勇：建国70周年西方经济学回顾与展望

2019年12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在第五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发表了题为“建国70周年西方经济学回顾与展望”的主旨演讲。

董志勇教授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一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密切联系，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因此，70年来，我国经济学发展具有以下三点显著特征：第一，经济学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相协调；第二，经济学发展以解决时代提出的任务而探索；第三，经济学发展在中国化和国际化中形成中国特色。

董志勇教授以改革开放这一关乎中国命运的重要时点为界，将建国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西方经济学处于被边缘化的时期（1949-1978年）。我国的西方经济学主要围绕“如何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问题展开。其中，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期。经济上，一方面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另一方面，围绕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针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行研究。1953-1957年，国内正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逐步实现“一化三改”。整体而言，我国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学发展主要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主线，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出了适合中国的经济理论与建设方针。以毛泽东主席于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为例：“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中，要适当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权利过度集中于中央”等论述。同时，陈云所提出的“要对经济政策做出若干调整，形成‘三为主、三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格局”这一论述也充分体现了此时的国家在经济学方面的特点。

董志勇教授指出，由于当时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阶级性，我国将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外的西方学者，统一定性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并将19世纪3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一律归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名下。这些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间遭到排斥、批判甚至被全盘否定。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仍有如于光远、顾准、孙冶方等少数学者提出部分独到的见解，仍有小部分西方经济学书籍或经典经济学著作被翻译并引入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学发展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基本实现了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向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同时，西方经济学也从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转向了实践、反思和创新相结合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历程又具体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批判与借鉴相结合时期（1978-1992年）。董志勇教授指出，这一阶段，西方经济学主要通过翻译书籍、邀请国外经济学家开办讲座、“海龟”学者回国等方式输入中国。此时，中国经济学界虽然并不否认其中部分方法、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有用性，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仍然是它并不能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董志勇教授认为，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意味着此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思想意识的转向带动了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态度的转向。此外，该时期中国的经济学实践和应用主要围绕当时产生的问题而展开，例如农业改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等等，很多学者对国家宏观调控模式进行研究。由于经济波动产生了诸如通货膨胀等问题，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论和政策逐渐被关注。

第二阶段，即探索与实践相结合时期（1992-2008年）。董志勇教授指出，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等标志性历史事件。其中，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关于西方经济学学科本身的争论越来越少，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宏观调控体系构建、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制度改革等多个方面的争论。

第三阶段，即实践、反思和创新相结合时期（2008年至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市场经济体系和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国内学者在实践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反思。董志勇教授将这一阶段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实践中有反思，这一时期产生了例如新结构经济学等创新性经济学理论；二是实践中多元化，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除了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分支也在我国得到了应用和发展；三是实践中有创新，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诸如官员晋升理论、政治经济锦标赛、企业家精神等理论创新。

在最近的一个阶段中，董志勇教授总结了中国经济学界三个方面的新变化。其一，国际化。我国SSCI发表量逐年增加，联合培养和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中国学者获得海外任教资格。其二，规范化。我国经济学界在学术交流、论文发表流程、学术成果保护和传播等方面逐渐规范。其三，趋同化。我国经济学研究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与国际水平趋同。

在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董志勇教授指出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现存的几点问题：一是国际话语权不够，虽然我国经济体量占世界15%-20%左右，但是在世界五大顶级期刊中所讨论的中国经济问题不到3%；二是缺少理论创新，中国问题研究多数以中国的数据检验西方的理论；三是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不够聚焦，国内一定数量的研究拘泥于学科的偏狭中，而忽略对根本问题的深入探讨。

董志勇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未来需要把握五点：一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二是注重经济史学研究；三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四是服务中国现实经济发展；五是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此外，经济学界应该避免两个极端，即全面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以及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条件而盲目应用经济学理论。

同时，他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展望和期盼：要让中国读懂世界，同时让世界读懂中国，只有通过不同文明的比较，才能找到中西文明不同的根本所在。学者应当关注中国现实中的“喜怒哀乐”，承担起思考、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精神的使命。

最后，董志勇教授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向学术界提出了建设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并给出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实施路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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