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冬令营｜[主旨演讲]姚洋：中国的选拔体制

2019年12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第五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青年专场上发表题为“中国的选拔体制”主旨演讲。姚洋教授的演讲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介绍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其次，通过对儒家人性观与儒家理想政治的论述引出当代中国选拔制；最后，通过实证数据的展示来讨论这个框架，并指出了创造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新叙事、构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完整理论的机遇。

姚洋教授认为，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是最重要的领域。中国能够取得比其他国家更好的成绩，离不开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央政府保持中性。中央政府不受利益集团左右，不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同时在政权稳定的基础上倾向于鼓励长期经济增长。第二，地方分权调动地方官员积极性。地方分权能够将中央制定好的政策在地方推行下去，而不是让地方政府被动接受并执行。第三，官员选拔给予官员正向激励。虽然中国官员腐败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官员腐败”这一说法并不能够解释中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现象。

接着，姚洋教授梳理了儒家贤能政治的历史传统。他指出，中国古代长期存在贤能政治的历史传统，从西汉时期的荐举制，到隋唐时期的科举制。这样的历史传统，一方面使得中国逐渐培育起了准现代国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体系；另一方面，科举制增加了社会流动性，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君子堂”。

通过对比中西方的人性观，姚洋教授认为，儒家的人性观是流变的、可塑的。例如，孔子云：“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有教无类”，意即孔子承认人生下来皆有差别，但也相信绝大多数人可以被教化；孟子云：“人皆可为尧舜”，意即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潜能，但是在激发潜能的过程中要克己复礼；荀子云：“举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意即荀子认为环境可以决定一个人，但是自身努力同样很重要。相反，西方人性观不是自古有之，而是被构建出来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人天然地具备占有之心，因此，为了避免这样一种人和人争斗的状态，人们自愿缔结契约，放弃部分自然权利，并将其让渡给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洛克指出，人在自然状态通过劳动实现占有，由于自然法规制着个人的行动，因此不会产生过度占有的现象；但是，每个人对自然法的理解可能不同，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政府治理下的公民社会。同时，为了避免政府权力的专断，必须把政府的权力置于多数人同意的前提下，这即所谓的自由主义政府。

但是，自由主义存在着内在矛盾。姚洋教授以电影《孔雀》为例，探讨自由主义三原则——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和平等主义——之间的矛盾。在电影里，家中的老大得过脑膜炎，智力低下，但爱上了厂花。那么，“傻瓜是否配得上工厂厂花”就成为一个问题。他认为，观众或许都会因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原则，而给出否定的答案，但是，自由主义认为个人价值都是相等的，因此会给出与常人相左的答案。因此，作为原则之一的“平等主义”与另一个价值“个人价值”在此处产生矛盾。儒家的人性观是对人性的现实观察，所提倡的是积极的现实主义，它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同时也激发了人的向善、向上之心。

基于上述讨论，姚洋教授认为，通过儒家的人性观所推演的政治制度，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层级制度和资格制度。换言之，社会是由有序的组织和层级构成，而只有获得一定的资格才能进入一定的层级。这种特征的形成主要是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儒家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差异，而最终的成就取决于个人的修炼；其二，国家治理需要一定的知识、能力和判断力，因此政治不能向所有人无序开放。

对于如何理解当代中国体制，姚洋教授认为，官员的“选拔”和“决策”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代表”过程，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监督”过程，以上使得中国体制形成了“混合体制”的特征。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作为“组织皇帝”、相当于君主，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民主的部分，政治协商会议相当于贵族的部分。具体而言，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宪法地位，因此它与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务实主义哲学，“三个代表”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同时，中国共产党如今是一个拥有8900万党员的大党，党员的构成也是多元化。党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种制度，它承担着宪法职责，也相当于过去的皇帝和文官统治集团。通过比较成文宪法和实际宪法，后者已然超过了《宪法》本身，实际上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加上了《党章》和《协商章程》，以及其他国家和党的规范性法律和文件。但是，我国《宪法》仍存在部分遗留问题，如在引言部分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但是对于其具体定义以及作用并未表明。

姚洋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选拔机构，具备筛选机制，党内凝聚了一批有能力且愿意管理国家的人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供了个人升迁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意味着党员受到一定的纪律约束。我国革命时期所形成的策略性相机权威传统，也就是能够解决组织所面临最紧迫问题的人可以获得权威。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选拔机制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开放性，即向所有有志于中华民族之伟大崛起的人敞开大门；二是具有竞争性，即官员之间的竞争；三是奖励贤能，即能力更高的官员更有可能获得晋升。

最后，姚洋教授通过将1994-2017年市级及以上官员的履历数据和经济数据匹配进行实证研究，从选拔、培养和激励三个视角观察中国的选拔机制。第一，选拔，即选择有能力的官员进入更高级别的位置，主要度量指标为能力和教育。研究结果显示，作为市级主官时期的能力越高，其政治生涯的最高级别就越高；教育水平与官员的终身成就高度正相关，同时经济管理和人文科学背景的人才占比增加，理工科人才占比下降。第二，培养，即考核进入序列的官员，着意培养有前途的官员，主要度量指标为任职经历。研究结果表明，任职城市数量越多，官员的能力越高。同时，官员想要升任至市级主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任职经历城市数量呈现递增趋势。升任至市级主官前，任职经历中省级机关职位数量呈增加趋势。同等收入水平城市之间的平调数量呈下降趋势，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的调取官员比例上升。此外，空降干部，即从上级空降下级的干部具有明显的培养倾向。第三，激励，即通过即期的升迁激励官员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主要指标是当期经济表现。如果当期经济增长目标较为重要，则更倾向于给予官员较强的短期激励。数据表明，这个倾向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是趋于下降的。

演讲的最后，姚洋教授指出，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的一大问题是缺少关于中国制度的理论。由于国际上基本将现有的民主叙事简化为“一人一票”，而将这种简化的民主投射到中国，与现实之间产生的差距将会造成合法性焦虑。因此，将现代治理理论与儒家政治传统相结合，创建一个能够描述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新理论，对国内学者而言，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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