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 | 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编者按：
2000年，吴敬琏先生在为自己的杂文集写作序言时，提出了“我们正在过大关”的说法。这是因为当年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再加上亚洲金融风暴，导致那几年的国民经济一直处于不振的状态。但忧思又促使吴敬琏寻找中国经济的亮点，通过亮点“努力推进改革……为民主、文明、富强的中国准备坚实的基础”，对他这一代经济学人而言，“是一个确实值得为之付出全部精力的伟大事业”。
一九九七年，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杂文集，题目叫做《何处寻求大智慧》。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说是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经济学文字变得愈来愈抽象化和形式化了，而中国经济学家作为改革的马前卒，常常需要写一些不符合经济学学术规范的杂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引用了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这样一种说法，并且注明“沉闷的科学”是boring science的译文。不久以后才发现，在这里，我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为我指出这一错误的，是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思勤（Carl Riskin）教授。我在那篇《前言》里用的boring science一词，其实应该是dismal science。在互联网上查阅有关资料，才知道dismal science这个词是英国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创造的，他因此而在经济思想史上留名。dismal science应当译为“令人沮丧的科学”。所谓“令人沮丧”，一般从两个层次上来理解：其一是因为，十九世纪转轨时期英国社会矛盾丛生，面对着暗淡的现实，经济学却提不出能拯救的良方；其二是很多人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们无法餍足的欲望，由于受到资源稀缺性的制约，经济学永远不可能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随着现代化展开的热烈的经济生活，使经济学被一些人目为“显学”，甚至有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dismalscience的表面含意早已不在，它只是作为一个符号留在世界上，以致有一个经济网站诙谐地以它命名，不过内容则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不曾有一点沉闷和沮丧的迹象。
然而，当我在二〇〇〇年年初着手编这本集子时，心情确实有几分沉闷和沮丧。首先，实行计划经济几十年，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浪费了许多时间。目前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很多，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基础的国有企业经过二十年改革仍然没有取得成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国有经济效益未见根本好转，加上国内外其他因素的作用，使国民经济在一九九七年以后的几年中一直处于不振的状态之中。特别使人丧气的是，我们不得不继续谈论五年前我在《何处寻求大智慧》中就已提出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败、经济关系的混乱与失范、改革过程中财产再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等。其次，经济学在改革中的作用发挥得怎么样？我总感到，在这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推动改革前进和在改革过程中尽力保护大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做得很不够。这固然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也与我们自身的努力不够有关。所谓努力不够，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学识方面的，从国际范围内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经济学经历了好几次革命，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家努力探索取得了新的成就。在信息、激励等问题上现代经济学都有了新的发展。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来说，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和工具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还是继续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和思想方法去为维护旧体制作论证，或是片面地运用经济学中某个论点去为某些狭隘的利益服务，而没有对现代经济学的整体进行学习和运用，就会产生严重的误导和危害。另一方面的缺点，则是没有能够在改革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中实现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职能。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虽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产权规则是市场经济一切游戏规则的基础，在一九九九年修改宪法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却没有能够形成经济学家的集体的声音，将公民的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写入宪法修正案。
以上种种忧思促使我去探寻中国经济中的亮点。在国民经济普遍不振的氛围中，一九九八年我首先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地区看到了这样的亮点。那里的市场繁荣、增长强劲、就业状况良好、社会稳定的秘密，在于非国有经济有了广大的发展，在全国率先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我看到，在一系列地区，改革二十年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小到大，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后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因此在近年的文章里，除了抨击时弊、提出改革改组国有经济的方向和具体措施之外，有相当大的篇幅是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启中国经济的亮点的。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这种认识成为愈来愈多的人的共识，开启“亮点”的事业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努力推进改革，促进创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局面的建立，为民主、文明、富强的中国准备坚实的基础，是一个确实值得为之付出全部精力的伟大事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取决于这一事业的进展。因此，我以《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作为这本文集的书名。
本书收集的是最近几年杂文形式的文论。我由衷地希望这有助于更多的人参与到推进改革的事业中来，只有全体人民的觉悟和支持，中国经济才会真正亮起来，也才能真正扫除经济和经济学头上的沉闷和沮丧。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经济学家手札丛书），吴敬琏著，三联书店二〇〇一年三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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