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 | 郑也夫：围棋·文化·边际人
编者按
AI攻破围棋的壁垒，在一片哀叹声中引发了新一轮布局潮，但这新布局一味模仿AI的招数，在棋手尚未明了后续堂奥之时，已经令观众厌烦。围棋之妙趣，端在变化无穷。很多爱好者感叹一代天才吴清源的棋赏心悦目却很难学到真髓，就是因为吴清源的思路天马行空，不囿于前人的招法，不断自我否定、不断创新。或许，在AI时代围棋界也有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吴清源的必要。
围棋·文化·边际人
文 | 郑也夫
（原载《读书》1990年2期）
几乎每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都为后世留下了一串不解的谜：埃及的金字塔，西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石雕，印度的瑜伽，以色列人那些貌似荒诞却一再被考古学家证实的圣经传说。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这一伟大文明当然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奇观和不解之谜，功效神奇的气功、深玄奥秘的易经莫不如是，而堪称博弈之王的围棋似乎也当列在这些神秘伟大的发明之列。
有人说围棋起源于公元前二三五六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更有人说在原始社会末期围棋已初具雏形(出土文物彩陶上的棋盘图形为其佐证)这是一项极为古老的游戏，却以其巨大的魅力征服着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全世界下围棋的人已达三千万！围棋产生二千年后(至少如此)的孟子(生于公元前三百八十五年)说：“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以后的文化研究者中更几乎没有人以超出游戏的眼光看待围棋的起源。因此吴清源关于围棋起源的娓娓议论，真仿佛是空谷足音。
围棋在上古尧帝时代，并不是用来争输赢的玩意儿，而是用来占卦天文、易经的道具。帝王用棋盘占卦气象，预测何时适宜播种、何时下雨等事情，并以此教示不懂历法的人们，起着“导国之手”的作用。围棋成为娱乐用具后，“国手”这个字也保留了下来，不过转变为“天下第一手”之意。无论是政治还是围棋都来自易经，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名医也可以称为国手。中医把人分为三百六十体、七十二脉。围棋盘上的数目与古代历法的数目相当，它们都来自易经。……中国文字产生于殷商时代。在这之前人们就开始研究天文和气象。但是那时没有文字，不可能根据记载进行研究，研究也难以记录下来。用什么进行研究呢？就是围棋盘。棋盘上现在这样画有一道道的线，用白子和黑子来推测阴阳的变化。棋盘可以认为象征着宇宙，天体由三百六十之数组成，棋盘上纵十九道，横十九道，共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多余一个是天元，也就是太极，代表宇宙的本元。三百六十，这个交叉点数(目数)，在旧历中是一年的天数。将其四分，分属四角，即为春夏秋冬。白子代表白昼，黑子代表黑夜。这样天地就被形象化了。(第23—28页)
诚然，宋代的《棋经十三篇》有过类似的说法：
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天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隅，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枯棋三百六十，黑白相半，以法阴阳。局之线道谓之枰，线道之间谓之四卦。局方而静，棋圆而动。……
但宋人不过是说这游戏与天地四时相似。而吴清源却认为，它原本就不是游戏，而是“道具”！
吴先生毕竟不是学人。我们不可以苛求他确凿有据地将围棋起源考证得水落石出。事实上他本人一再称他的“起源论”是自己的“想象”。但这毕竟是一种富有启发的大胆想象。有人说围棋最初纵横各十七道，汉代以后才演变为纵横各十九。但这并非定论。即使是定论，也仍然驳不倒围棋最初是占卜天文的道具的假说。
今天，当万千棋手陶醉在黑白子的游戏世界之际，文化研究者们似乎应以超乎游戏的眼光看待它：为什么黑白子与太极的图形那么相似；为什么《道德经》的箴言“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者”与围棋之道那么相合。任何一种游戏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着人生。象棋的模拟是具体的：两国的首领——将士相，两国的兵力——车马炮。而围棋的模拟是那么抽象，它在模拟什么呢？古代哲学中说不完道不尽的“气”在棋道中也出现了！无论它是道具还是玩具，它究竟在古代文化中占据什么位置呢？无论它是道具还是玩具，它必然反映了发明它的那个民族和时代的思维方式。正是那种神秘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易经、气功，也产生了围棋。但是任凭我们怎样向前探究，都好像琢磨不透那个业已消逝在远古时代的特异的思维方式。正像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引用的柏斯特的话：
“文明人”永远不能指望看出原始人思维的趋向，也不能发现这种思维的过程。因为要作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倒退许多世纪，倒退到那个在我们这里曾有过原始人意识的时代。通向这条神秘之路的大门早就关上了。
这里，“原始”丝毫没有贬低的意味。气功、易经和围棋的热潮不都象征着今人拜倒在自原始时代传递至今的伟大传统文化的面前吗？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古代文明的每一个谜都是一道门。它固然早已关闭，却也时时在等候慧心者的敲打。打开它，你将发现古代文明的巨大宝藏。
盛传唐宣宗时日本国王子入唐，唐皇命第一高手顾师言与之对局，“至第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使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子，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后问顾是中国第几手，国人谎称第三，王子愿见第一，对曰：“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得二方得见第一。”王子慨叹，“小国之一，不如大国第三。”
而到了光绪末年，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来华，屡败中国高手，竟要搬出中国国手才勉强败之。一九〇九年日本四段职业棋手高部道平来华，横扫中国国手，后当时顶尖国手张乐山、汪耘丰都要受两子。一九一九年日本第一高手“本因坊”秀哉来华，多数中国高手被让四子，少数让三子。国手顾水如被让三子胜，引为平生得意之作。其时，还由秀哉向顾水如等人发授段位。昔时的老师竟只有向其传人学棋的资格了。
日本民族在其吸取发扬的文化中，最引为自得是围棋。安藤如意在《坐隐谈丛》(一九一〇)中说：“从中国输入的文物中，影响至深者首推围棋。三百年前日本便远远凌驾于中国之上。”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在其作品《名人》中说：
提起传统，围棋也是从中国传来的。不过真正的围棋是在日本形成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三百年前，中国的棋艺同日本无法比拟。围棋的高深是由日本人摸索出来的。这与昔日由中国传来的许多文物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不同，围棋只有在日本才完全发展起来。……据说，在中国人们把围棋看成是仙心的游戏，充满了天地之元气，三百六十一路包含着天地自然和人生哲理。然而，开拓这种智慧之奥秘的，正是日本。日本的精神，超过了模仿。
究竟是不是三百余年前日本的围棋已凌驾中国之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毕竟后来将围棋艺术推上高峰的是日本，因而川端的一些说法——如“开拓这种智慧之奥秘的正是日本”——也不为过。
败绩于他人，或许是发明了围棋的那个民族的悲哀；但找到了第二故乡并因此而繁荣发达，却实在是围棋之大幸。的确可以说，围棋不传到日本，就不会有它今日的模样。日本民族以其执着的追求和独特的气质赋予了围棋新的生命。这至少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日本民族执着、认真、尚武、好斗。曾经流行于中国士大夫间的最为文气的一种娱乐游戏(即使最初发明时不是游戏)到了日本竟能激战出浓烈的火药味。一六二六年幕府建立了“御城棋”制度，当时围棋界的四大门派安井、井上、林、本因坊每年在将军府围绕“棋所”头衔殊死搏杀。请看这些描述：正保年间，第二世本因坊算悦与安井算知为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进行擂台战，双方都舍出性命作赌，费时九年只下了六盘棋，竟不分胜负；宪文年间，第三世本因坊道悦为师报仇，向当时已当上名人的安井算知挑战，擂战六十番，发誓“倘若败下，流放远岛”；元文年间，第七世本因坊秀伯与井上因硕争棋，弈至第八局结束，秀伯口吐鲜血；天保二年(一八三一)幻庵因硕不服十二世本因坊丈和的名人头衔，派弟子赤星因彻去挑战，博弈的拚死关头丈和走出了被称为日本棋史上的“三大妙手”，赤星见败局已定，悲哀地看看老师，心头一热，一口血直喷到棋盘上，一个月后饮恨结束了二十六岁的生命。第十四世本因坊秀和与幻庵因硕搏杀二十番棋，第一局费时九天，期间因硕二度吐血，冒死搏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民族以其心血养育着围棋之花，以其武士的气概改变着围棋的面貌。
日本围棋大约在安土桃山时代(一五七四——六〇〇)或江户设府(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废除棋盘上的四颗“势子”，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序盘的变化，迎来了围棋的新时代。这种革新当然更易于发生在它的第二故乡，因为那里不是传统规矩的诞生地，它没有不可变更的威严。
围棋大师三百余年来在日本备受尊重，这实际上体现的是该民族对智力艺术和智力天才的尊重。这种传统也是源自中国的，而日本人始终不渝地恪守着。当“师道尊严”在孔子的故乡衰落时，却在这个岛国被高举着。
每一种事务的发展都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从十六世纪中叶起，日本四大围棋门派形成。一五八五年举行了全国性大赛。“御城棋”制建立后比赛更趋制度化。这样，门派保证了棋艺的传递与承继，“御城棋”制促成了抗争与交流。尽管随着时代发展，一些陈规陋习被抛弃了，但传习棋艺的团体和竞赛制度没有衰减却更为多样。正是这些制度保证了日本棋界三百年来人才辈出，而中国却不得不随天才人物的诞生和逝去而起落。在乾隆年间的两大天才施襄夏、范西屏谢世后，中国围棋就步入了低谷，直到东洋的棋道开始猛烈地冲击它。
文明之火的最大成功是其燎原之势。自己的文化在他人手中发出了异彩绝不是自身的悲剧。希冀自己永远在某一文化上保持优势、垄断其发展，几乎就是宣告这一文化的死亡。
一九二八年十四岁的少年吴清源去日本学棋。几年后脱颖而出，威震日本棋坛。这实在是围棋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在围棋的诞生地，棋道衰落了，而这个旧邦中的一位少年在吸取了“新地”的营养后，竟一举击败新地中的全部高手。
田川五郎在这部传记的后记中写道：“他是曾将战前、战后的著名棋士一一击败的，长期屹立于围棋顶峰的昭和大棋士。”一九八七年日本《围棋俱乐部》征求当今超一流棋手：谁是围棋史上最强者？虽也有人提到道策、秀策，但他们一致认为吴清源最强。武宫正树推崇吴清源是昭和时代的巨人：“吴先生富于独创性，他创造的新手、新定式不胜枚举。说我们现在的职业棋手的光彩中的一半是托了吴先生的福，也不为过。吴先生给予现代围棋界的影响就是这么巨大。”
吴清源诞生的时代，中国的棋艺大大落后于日本，从其自身中根本养育不出一个堪与日本棋手匹敌的人才。从日本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竟也把一些“副产品”——他们接触到的棋艺，带回中国。吴清源正是在“返销文化”的诱导下走上围棋之路的：其父在日本留学时课余去方圆社学棋，归国时带回了棋盘、棋子和十几本棋书，清源从八岁起便与父亲对奕，其父还不断从日本邮购棋书、杂志，供其打谱。以后他在十二、三岁时就击败了国内一流棋手，绝非偶然，因为他从异邦“新技艺”中吸取了营养。偶然的是天才住住要从千百万人中筛选出来，而当时接触到日本棋艺的人极其稀少，如此稀少的接触竟撞上了一位天才，真是微乎其微的“小概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奇迹。
这位旧邦少年最具光彩的博弈是他与名人的对局及日后一次次的“十番战。”
一九三三年十九岁的吴清源在日本实力最强的十六名高段位选手参加的“日本围棋选手权战”中夺魁，获权执黑与秀哉名人(最后一位终身名人)对局。川端康成这样描绘这位大战中的少年，“身穿藏青底白碎花纹的筒袖和服，手指修长，脖颈白皙，使人感到他具有高贵少女的睿智和哀愁，……从未有人给我留下这样鲜明的天才形象。”在举国瞩目的这一局棋中，少年第一手在棋盘右上角挂“三三”，第二手在遥相对应的左下角走出“星”(即四四)，第三手赫然点在中心“天元”上。这是何等华丽的几何图形，简直堪与“黄金分割”媲美。然而日本棋界震惊之余感到的是愤怒：“这是对名人的失礼”。清源的天元开局引起很多争论，专门研究它的久保松的结论是，“我绝不认为天元是不利的布局，只是我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充分活用它。”吴清源过后说：“我是中国人，感觉不到名人传统权威的沉重压力，所以就按自己的思路下了。”即便以这样华丽而不实惠(他自己以后也极少使用)的着式开局，吴却始终占据优势。这局棋暂停过十四回，且按当时重权威不重公平的制度，每次暂停前黑方走最后一手。这样，秀哉获得了十四次长考的机会，且每次本因坊的门徒聚集起来研究，最后一位门徒发现了一步“妙手”，秀哉结局时才仅以二目小胜。吴清源几乎是在不公平的制度下与整个本因坊对垒。
日本民族天性好斗，愿意看到双方以名誉作抵押的搏杀。这种心理正反映在俗称“见血”的“升降制”中。升降制一般采用“十番棋”，在十次对局中一旦一方所输局数净超对方四局(如0：4、1：5、2：6)就要改变交战条件，原先的“分先”要变为“先相先”(每三局二次执先)，再多输四局，就要“长先”，即在对局方式上“称臣”。吴清源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共与日本七名顶尖高手下过十次“十番棋”，几乎把所有人打入“先相先”或“长先”。仅藤泽在执长先的条件下小胜(6：4)一次，以后却是他败得最惨。他与清源曾是日本仅有的两名九段，在后两次“十番战”(双方打过三次十番战)中，先被打入“先相先”，继而又打入“长先”。当吴清源连连告胜后，日本新闻社竟苦于找不到高手与吴先生杀“十番战”。吴清源在日后的回忆中说：“我在二十年里下了十次升降制十番棋。在比赛中我完全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如果我战败，我的棋士生涯也许就此结束。十番棋之恐怖，我想除了亲身经历的棋手，是不可能体会到的。现在再也没有这种残酷的比赛了，真可说是棋手们的幸福。”正是在这种以个人荣辱为赌注的殊死搏杀中，吴清源赢得了殊荣。
吴清源的传记著者在认识他的成就时谈到了两点：
第一，是他的人生历程的时代背景。他在军阀割据，豪强横行、天下大乱的民国初期度过了敏感的少年时代，东渡日本后又遭逢中日交战的不幸事件，战后中国长期分割，兄弟姐妹天各一方，时代加于他诸多痛苦的经历。对谈中，他表情庄重，眼中时时闪射出锐利的目光，其中饱含了他的万端感触。
第二，是其宗教家的一面。自幼熟读儒教、道教经典，青年曾为“人应该如何生活”苦恼，故遍读宗教书籍。热情至诚，乃至战后投奔玺光尊，一度放弃围棋，其信仰之心岂可与平常棋士中那种偏重胜负的功利心同日而语。
我以为认识吴清源的成就至少还要看到第三点，他是一个“边际人”。在日本的围棋传统面前他是个外来户，虽然他也厮杀在其中，但在心态上他仍处在“边际”，他感不到“传统权威的沉重压力”，这却是“内中人”难于摆脱的，所以这位少女一样秀气的少年能够轻松地把棋子放在本因坊的禁区(如三三)上，而武士一般的日本棋手竟不敢越雷池一步。作为一个边际人，他可以吸取“主流文化”(或曰“中心文化”)的一切长处，又易于保持住自己的客观性、超然性、批判性。永远不接触“主流文化”，便笃定是个“乡下人”，而一旦把主流文化与从它外面带来的特殊秉赋融汇在一起，就往往造成一种“特异”的气质和才干。历史上无数成大事者来自中心文化之外，道理即在于此。当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风靡北大校园时，谁会想到一个湖南青年成其大器呢？原因即在于中心文化他都学到了，除此他还有内中人不具有的文化、知识和秉赋。
另一方面看，没有一个民族、地带能长久保持住中心文化、主流文化的地位。要保持优势就要形成格式，而格式一旦形成就不易破除，最后竟往往依赖外部来人去批判地继承。日本围棋是这样超过中国的，吴清源也是这样超越了日本棋手的。棋道如此，其他文化现象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吴清源——天才的棋谱》，吴清源、田川五郎著，寥八鸣译，蜀蓉棋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日本围棋》，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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