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王炎：文明比较，还是文化偏见？
编者按
刘禾新著《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对“文明” 一词尽发掘之功，认为“文明”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欧洲“文明界”对应新发现的“野蛮界”，将世界划出了“野蛮”、“蒙昧/不开化”、“半开化”和“文明”四个等级秩序。王炎文章高度肯定了其知识考古对文明优劣论的颠覆性价值，在当前多变的“文/野”之分面前，也有其解释力。只是让“文明的去魅”止于“反躬自省”，而不堕入仇外排外，亦是读者诸君需要明识的。
文明比较，还是文化偏见？
文 | 王 炎
（《读书》2017年9期新刊）一
一晃十年了，一直教着一门课 “中西文明比较 ”。这课程原是一对美国老夫妇设计的，英文名叫 “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omparison”。老两位倾注了心血，特意编撰一套英文教材，还在国内出版了。后来年龄大了，外国专家局不肯再发签证，老两位只好忍痛移交。课程交接时，我去他们课上，偌大的阶梯教室，黑压压坐满学生。是必修课，整一学年的研究生都来上。隐隐地，我感觉某种情绪在教室里弥散。后来，自己上课就明白了，第一次课有学生诘问：到底什么是文明？这门课想说明什么？其实，翻一翻字典，各种 “文明 ”解释汗牛充栋，能编出个小册子。有的说 “civilization”一词出自拉丁语的 civilis，指城市（civitas）或市民（civis），与狂野荒蛮之蒙昧对立，乃法国人十六世纪的创造。有的说，本词描述 “有组织、有系统的高级文化和制度 ”之类。如此说，无异隔靴搔痒，学生越听越糊涂。翻开外教编的教材，从色诺芬、柏拉图到德里达，从孔、老、庄到毛泽东，世界名人典籍均有摘录，厚厚一大本，图文并茂。别说学生如坠雾里，我也才看了十几页，就揪下了一把头发。是啊，这书到底想说点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最能对付，任务既接下来了，硬着头皮也得上。每学年总结经验，改进教学形式和内容，一直在修修补补。知识单元越来越细分，突出专题讨论，问题与具体现实勾连，让课程更具操作性。内容也年年更新，讨论日臻尖锐，但终未逃出耳熟能详的 “文明”框架。其实，无论材料多新，话题设计再刁钻，倘不揭开 “文明 ”的面纱，学生终究难识庐山真面目。挂着 “文明 ”的羊头，底下卖的是什么货色？让学生泛泛了解点中西文化？有名无实地比较一下中西文明史？我知道有不少学校开了这门课程，有形而下者，上悬 “文明 ”大旗，课上摆摆西方国情的皮毛，甚至连待人接物、餐桌礼仪、烹调食谱之类也统统塞给学生，美其名曰 “文明素质教育 ”。别以为学生年少可欺，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第一次上课，就有学生发难：看似平等对待中西文明，不偏不倚，其实课名已道破实情： “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omparison”——参照中国文明宣讲西方文明，课本的西方部分尚有线索，章法有度，到了中国部分，净是些阴阳、气血、风水、二十四孝之类，神神道道，不知所云。
二
平心而论，外教隔岸观火，不懂中国文化脉络，情有可原。西方汉学有大量扎实厚重的英语文献，替换课本上的中国部分并不难。准备课件时，留心援引扎实的汉学成果也就是了。但问题并非出在是否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上，而在于我们的 “文明观 ”本身。一年年课讲下来,体会越来越深，开口闭口讲 “文明 ”，什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文明进步、文明行为，似乎是讲 “道德 ”“高雅 ”“修养 ”等褒义，也即中文原有之意。当我们在 civilization对译的含义使用时，意义就不同了，是晚清引进的日文。民初，国人以 “文明 ”对应“洋务 ”，文明戏、文明帽（礼帽）、文明火（火柴）、文明车（自行车），径直可翻成 “洋”字。后来，“文明 ”的地位渐渐攀升，有“高大上 ”的意味，暗含 “先进 ”———即以西方文化为标尺的判断标准，文明代表 “进步 ”，如果西洋是历史时间轴上的 “未来 ”，“东方 ”则身处 “过去 ”，文明乃历史脚步的方向标，已深深嵌入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当然，西文中的文明也很 “中性 ”，随十九世纪考古大发现， civilization一词演变了新意，命名曾高度发达过的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中国文明。如此用法表面带有学术客观性与描述性，却暗含了 “过去时态”——曾经文明，才与 “民心 ”并行不悖。在形容词格上使用 “文明 ”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便呼之欲出，何为先进、孰为落后、怎样进步、如何保守、谁更开明、哪个野蛮，无不隐含其中。
谁认真追究过这满负偏见的概念的缘起？“文明 ”怎就成了我们判断良莠的标准？尼采写过《道德的谱系》，对道德的发生史刨根问底，善恶之辩并不超越时空，各种价值无不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我们以 “文明 ”划分优劣，却不反思它从何引入，传播过程中有何历史偶然，只信它不言自明，属于普世价值，无须论证。所以，学生比较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时，情感上不愿接受自己的文化劣势，理智上却无从辩护。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往往博得同情者多，心悦诚服者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代知识范式里，非西方思想已无立锥之地。除非你做这样一件事，从根基处质疑今天知识结构隐含的前提。不久前三联书店出版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它从西班牙、葡萄牙全球大探险谈起，殖民者为征服外化之地，需要将世界区隔成文明与野蛮两界，而建立起 “文明秩序”，跟着殖民的步伐，欧洲 “文明观 ”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下面的章节则考察日本启蒙思想家如何接受、复制和传播 “文野之分 ”观念，然后追踪中国学者主动从日本转口舶来泰西之说，心悦诚服地内化到本土知识之中，从而构造出我们当今的世界观。这本大部头跨越历史、地理、思想史、博物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以知识考古解构 “文明 ”这个真理话语的专横。
三
据本书主编刘禾考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有开拓精神的两大强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先后划出两条地球子午线，将欧洲以外的世界归入 “荒蛮 ”之地。从大西洋分界线以西到太平洋分界线以东，一半地球归西班牙；大西洋以东至太平洋分界线以西，另一半地球归葡萄牙，两界皆划分出征服荒蛮之地的势力范围。所以，文明观滥觞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目的是划分欧洲 “文明界 ”与新发现的 “野蛮界 ”。文/野之分并非争个名分，而是为 “文明世界 ”立法。文明国度间或因拓荒而发生争执，须有国际法依循：欧洲界内大家互敬主权，国与国之间依法按律谈判与交易；一旦远征欧洲以外的荒蛮之地，领土则属 “无主荒地 ”（terra nullius），野蛮人既无主权，也不享有土地所有权，即“法外之地 ”，文明人可以武力征服之。两个世界适用两套法则：文明界援引理性原则，国际法和人的基本权利普遍适用，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均有守法之责，也受法律保护；而化外之地，则依循丛林法则，国际公法鞭长莫及，蛮人只能理解暴力的逻辑。如此内外有别，各适其适。“友好界线 ”内，欧人执礼如仪，君子风范；友好线外，殖民者杀伐蛮横，风雅扫地。难怪大清文献称洋人为 “直脚鬼 ”，与欧洲文学里的名媛雅士相去甚远。
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但毕竟亚洲帝国有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经济形态，将古老灿烂的文明斥为荒蛮，不尽情入理，所以得进一步细化。后来就出现了 savage（野蛮）、barbaria（蒙昧 /不开化）、half-civilized（半开化）和 civilized（文明）四个等级递进，最高一级为 enlightened（启蒙的）。文明秩序这才日臻完备，载入史册。大清和奥斯曼等化外帝国，被册封 “半开化 ”之列，有凭有据。征服半开化帝国，比殖民荒蛮之地要麻烦些，得履行个手续，即我们耳熟能详的 “不平等条约 ”。不论条约是否平等，双方对坐谈判桌上签字，不也象征文明国与半开化国法律上平等吗？不，西方列强有 “治外法权 ”，文明人如何能受大清、奥斯曼野蛮司法管辖之辱？
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人种学、语言学、政治地理学和进化论，均已深入人心，文明等级也经典化，编入各国教科书，写入国际法。清末民初，我们的文化先贤主动翻译、出版文明启蒙读物，开办新学，编撰新教材，启发民智，点化 “群氓 40 38766 40 15536 0 0 3548 0 0:00:10 0:00:04 0:00:06 3547 ”。严复翻译《天演论》，康梁二公以盗火者自任，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推销泰西文明之说。《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有一章，梁展写《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一个大同世界的构想》，考证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受了传教士编撰的地理博物志启发，杂拼西方人种学的滥调，凝结成一部《大同书》。他的 “去级界平民族 ”“去种界同人类 ”，皆出自科普性的欧洲人种论。从小册子里，康翁得知美洲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与华人同种，属蒙古人种，于是说 “美洲土人皆鲜卑移种，遵海而南，得墨西哥而居 ”。南海先生浪漫地设计在巴西建立理想国，将“新中国 ”的未来遥寄拉美乌托之邦。后来，中国思想界种种激进情怀，皆有《大同书》的残影。文明等级虽源自欧洲，日本版的 “文明论 ”比欧版还激进、偏执。赵京华写《福泽谕吉 “文明论 ”的等级结构及其源流》一章，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 “脱亚入欧 ”论出发，穷幽极微，剖析日本知识界自卑与自大的根源。这貌似矛盾的情结，其实为相伴相生、难分难解的一体两面，映照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心路历程：先谦卑地接受半开化蛮国地位，然后知耻而奋起直追，狂热模仿殖民者的先进制度，以大国崛起与西方列坐抗礼，再杀回东方，殖民周边 “未开化 ”的邻国，最后遭核打击国破家亡。本来差异多样的文明生态，被福泽叙述成生物链上的优胜劣汰，如此简化、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
梁启超从盗火者手上再窃火种，吸收福泽的 “泰西思想 ”，创立自己的 “新民 ”学说。梁任公墨势淋漓，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笔，写“文野三界 ”之说，远胜日版 “文明阶段 ”论，比欧版原装更具雄辩，也更紧迫，不容置疑。谁反对新学，谁是文化 “拳匪 ”。以呼唤新人与新社会，来颠覆旧社会的一切价值。
四
在国内常跟外教打交道，他们差不多有类似的经历。初到中国，对中华文明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打算搞点中国研究，批判一下西方社会弊端。日久年深，渐渐受周围同事和学生的熏陶，有了启蒙文明意识，应雇主之邀，调整角色，很投入地扮演起西方文明的布道者，渐渐失却自我批判意识。
国人文明偏见之深，绝非自由派知识分子独有，而为左派、保守派所共享，超越 “左”“右”阵营之争，深入到思维的基础层面——语言之中。程巍有《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 “汉字革命 ”》一章，讨论汉字革命、罗马化运动背后的文明秩序。中国学界对拼音文字心怀拜物情结，相信象形 /会意的汉字乃原始蒙昧的遗产。国人受语言之累，缺乏逻辑思维，思想模糊混乱，老祖宗留下的经典也少理性、乏思辨。而且汉字笔画太繁，造成大众高文盲率，国家才落后蒙昧。官方一次次出台简化字方案，长期不懈地设计罗马拼音，以西文语法规范中文书写，认定翻译体的欧化表达才科学严谨。文言或明清白话 “太土 ”，达不到现代思想要求的逻辑性。我们统一大纲的语文教育，让学生常年学语法、改“病句 ”，母语的精到和优雅，被改没了。更激进者，鼓噪废母语，转习世界语，所谓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谁反对汉字革命，谁就反对进化、反科学、反民主、反现代，有人甚至被打成 “反革命 ”。语言的优劣岂能以实用或有效性衡量，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民族的文化 “身份证 ”。一个民族失掉语言，面目模糊，个性泯灭。
五
又到排课的时候了，有心更换 “文明比较 ”的课程框架，引入《文明秩序与文明等级》的观点。但权衡再三，终于放弃了。真把 “文明 ”这“高大上 ”的词，说成十五世纪的欧洲殖民遗产，民族主义的恶名谁担得起？既然不肯走老路，就不如辞掉这门课。程巍写 “姗姗来迟的‘民族主义 ’”一节时，似乎也小心翼翼避开这个敏感标签，他说刘半农、周作人、严复、蔡元培原本是激进的世界主义者，后来渐渐软化，回归某种程度的 “民族主义 ”，对之前的过激言论，心怀悔意。本来期待他笔饱墨酣的分析，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情结，他却存而不论了。虽然 “民族主义 ”这个词使用率很高，却少有切中要害的分析，基本属污名性的道德评价。我想起以赛亚 ·伯林的观点，他讨论民族主义直白坦率，鞭辟入里：整个二十世纪，没有哪种思潮比民族主义更有力，十九世纪出现过不少先知式的思想大家，曾预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现代技术对后世将产生巨大影响，却唯独没料到民族主义会如此强劲。除宗教信仰之外，没有任何思潮能与之匹敌，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以赛亚 ·伯林（1909-1997）
伯林认为，大英帝国臣民的自视清高、藐视外族，算不得民族主义，充其量不过是负面的、消极的孤立主义，没什么活力，不值一提。而在第三世界，才真正迸发出蓬勃的民族主义。因其殖民创伤的痛苦经验，第三世界国家对平等的要求特别强烈。回顾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历届政府对外交涉时，注重外交礼仪到苛刻的程度，要求形式上的对等，甚至超过实质上的公平。具有进攻性、活力充沛的民族情绪，正是第三世界革命的动力。革命之初往往拥抱国际主义，憧憬世界大同，掀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后来终会与民族主义携手，把独立和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列宁开始也真心搞国际主义，但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渐渐转向民族国家的行列。一旦新生力量掌握了政权，国家主权与国际强权之间，冲突便在所难免。别以为伯林在赞美民族主义，不，民族主义不合伯林的口味，他视民族主义为心理病候，要么自卑，要么好胜，乃报复心的扭曲表达，必然偏激。最常见有两种情绪，一是崇洋媚外，自轻自贱；一是虚张声势，轻狂自大，目空一切。两者皆源于同一病灶：自卑。两者也同样具有破坏性，要么依草附木，倚势作威；要么侵略扩张，欺凌霸道。从洋奴一夜间转而称霸，日本军国主义就是经典例证。所以，“世界主义 ”与民族主义看似针锋相对，实则一体两面。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哪个不在两厢之间挣扎？昨日鼓吹世界大同，“公理战胜 ”，刚一受挫，第二天一早已反帝反殖、民族解放了。无论群体还是个体，无不纠结于其间。
无论世界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皆非医治 “创伤 ”遗症的妙药，须给 “文明 ”去魅。《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既不鼓吹也不诋毁现代文明，而是厘清其知识谱系，从文明秩序的滥觞说起，回顾其历史语境，探究其缘起与嬗变，追踪其传播和变异的路径。不同的文化和地域在接受同一观念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翻译和阐释，使之产生新义，然后焕发出新的活力。严谨的学术探究，应尽量避免简化或意识形态化。知识考古，并非好古癖，翻老账，查原委，罗织阴谋论，而后称西方人几百年来居心叵测，陷我中华于蒙昧。其实，“民族主义 ”本乎常情，它之所以恶名昭彰，乃有人利用集体自卑心结，蛊惑仇恨，动员排外。这本书以清醒、自觉的批判意识，让高居神位、光环笼罩下的俗见 “去魅 ”，颠覆 “文明 ”淫威下的先进与落后之辩，消解超英赶美的冲动，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境遇；这种研究不针对外部，而是反躬自省。
六
在美国老夫妇编的教材里，罗列了各国出版的官方世界地图，美、俄、中，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无一不把自己放在世界地理的中心。学生眼睛一亮，“各国都很自私 ”。教材随后亮出联合国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地图，从太空俯瞰，看似客观公允。其实，主权国家以自我为中心各行其是，不过是 “二战 ”后联合国宪章推动下几十年的局面。“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第三世界刚刚获得相对完整的主权，方能独立处理本国事务。之前漫长的近代史，第三世界一直陷于被动屈辱的地位，艰难地应付着与西方的关系，革命与解放其实也是这一关系的变奏。“冷战 ”让世界出现两大阵营，“社”与“资”的对垒，不过昙花一现。后“冷战 ”刚刚出现多元地球村的端倪，We Are the World一曲未罢，全球化便不期而至，美国文化渗透到整个世界。但不到三十年，美国推行的普世价值也难以为继，欧洲极端右翼势力抬头，特朗普上台，基督教白人至上又甚嚣尘上，古堡的幽灵——“文 /野之分 ”再度借尸还魂。亨廷顿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预言，世界的主要矛盾将转向文明冲突，大家不以为然，直至右翼政客将之推入民粹政治，知识界才顿觉失语。
1985年1月28日，迈克尔·杰克逊、莱昂纳尔·里奇等美国45位歌手联合演唱了We Are The World，该首歌曲最终为非洲筹集了至少6000万美元的慈善捐款
欧洲的反移民浪潮，特朗普关于穆斯林入境的禁令，撩拨整个世界的神经。因为它不仅关乎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更牵涉主导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西方不满足于主权不受侵犯，还要为世界各国人权受害者提供庇护。而草根右翼运动要颠覆西方赖以立身的基本价值。特朗普的 “Russian Connection”（俄国门路）——即“联俄反恐 ”，更让人看不懂。“二战 ”后的世界，国与国之间以地缘政治为圭臬。奥巴马、希拉里重返亚洲，无非联日、韩、菲，合围中国，宣示美国的远东利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逻辑。而美俄两家宿敌携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刘禾在书中指出，文明等级乃 “以地球空间和以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 ”。“西方 ”不仅是地理概念——位于地球西端的国家，也关乎人心，是充盈着文化含义的概念，承载着一套世界观，塑造了人对世界的认知。
2017年1月28日，美国芝加哥，民众前往机场抗议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多国穆斯林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人们打出标语：“不要穆斯林禁令！”
“二战 ”后，美国重新打造 “西方 ”概念，创造出一新 “西方 ”：其核心以北大西洋军事联盟为轴，与华约大打宣传战中冠以 “自由世界 ”之名。它着意淡化地理方位，而凸显西式民主政体，地处远东的日本也能跻身于 “西方 ”之林。如今，特朗普的种种怪论有点时代倒错，他勾勒出一幅 “一战 ”前的世界图景，基督教白人是一家，沙俄也曾与欧洲一道抵御异教染指西土。特朗普的宗教、种族版图果然成真，美国的亚洲盟友则会降格成战略棋子，谁管你是不是民主国家，或曾为 “自由世界 ”一分子，凡基督文明之外，都权当与异教争霸的筹码。在右翼民粹政治笼罩西方的背景下，《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显得弥足珍贵。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刘禾主编，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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