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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锦新样 | 金性尧:两本“三百首”

金性尧 读书杂志 2021-09-15

编者按


文史大家金性尧,晚年编注的《唐诗三百首》《宋诗三百首》,可谓自运匠心,别具机杼。今日重温这一编注工作的介绍之作,既是提倡读者关注这类作品,也是对博而能约、精而用弘的作者致以敬意。





两本“三百首”


文 | 金性尧
(原载《读书》1987年10期)

“文革”揖别,旧业重操。在一次昆明召开的学会上,吴组湘先生曾经作过很精彩的发言,其中谈到中国古典诗歌时,有这样记忆犹新的两句话:“我很想编一本唐诗选本,但总觉得不能超过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吴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前辈,他这话自是谦逊之词,却也使我灵机为之一动。


这时大约是一九八〇年,出版界正面临书荒局面,万千读者的渴望精神食粮正像嗷嗷待哺的劫后饥民。但另一方面,虽天醉已醒,而风声鹤唳,余悸在心,所以出的书也力求平稳光滑,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恰好顶得上这个差使,于是我便向同去的陈落同志提出,他一听,便说:“哦!这倒可以考虑。”第二天,我在走道上碰到吴先生,又问他:“您说的那本《唐诗三百首》,我们想用白话文来注释出版,您觉得怎样?”吴先生立即回答四个字:“很有必要!”说罢,大家就走开了。  

我们所以考虑《唐诗三百首》还有这样一点贪省事心理:由于书是现成的选本,就可以省掉挑选之劳,只要加上注释和题解就行,就此书选目来说,自然有些取舍上的偏差,例如李贺的作品就没有,也许因为这一选本是启蒙性的,主要对象是旧时的少年儿童,李贺诗却艰涩难懂,但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遣怀》,有什么必要让少年儿童赏览呢?但这是乾隆时代蘅塘退士的事,反正与我无关。 
 

清代进士孙洙(蘅塘退士)考试卷(来源:kongfz.com)


回到上海不久,随即着手加工。首先想到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蘅塘退士生平,应当让读者知道些。我只知道他的原姓名为孙洙,其他便不甚了了。《中国人名大辞典》就没有收录,新版的《辞海》中收了,但很简单。论理孙洙是够不上登《辞海》的,《辞海》所以收录,还是爱屋及乌,纯然为了《唐诗三百首》影响很大的缘故。后来多亏道静兄的力量,才抄来了《梁溪诗钞》和《名儒言行录》中有关孙洙的简史。我又问道静兄,最早的《唐诗三百首》木刻本是那一年代?他说已经无法查究了。两年前在大场仓库的被抄图书中检得了两本木刻本,都是晚清年间的,要是在解放前的书坊中见到,一定不屑一顾,这时却有另一种爱惜之情。现在对孙氏还有两点遗憾:一是我曾见到他自己写的几首诗,却未作附录收入,二是对《三百首》中论唐诗的观点,只说其短处而未说其长处。  

开始加工时,我白天还在出版社审阅稿件,所以加工的文字多半在晚上撰写,后来因为要赶发稿,才去半天。也因为时间有限,顾此失彼,在初版本上就有许多错误,姑举两个突出的例子,一是在李白小传上曾说“郭子仪在行伍时,李白就替他开脱过罪责。”一是在韩愈小传中曾说“身为京兆尹而与途人贾岛论诗于马上”。这两件事都不可靠,前者只要多化些功夫,翻一翻王琦《李太白全集》附录中的材料即不至致误,后者即指“推敲”的故事,原是一个熟典,如果作为传说,也并非不可用,例如新版《辞源》中便加上“相传”两字,但我却作为韩愈生平真实的事迹来叙述,《新唐书·贾岛传》仅说贾岛途遇京兆尹而未明言这个京兆尹就是韩愈,且与韩、贾订交的事实不合,近人也已有辨正。当然,这主要还是由于自己读书不多,砚田贫瘠,不能一古脑儿往时间身上推脱。  
唐玄宗画像(来源:wikipedia.org)

如前所说,这本书的加工是在曾惊秋肃之后,所以执笔时还是有些瞻前顾后、欲说还休的拘忌。有一位朋友看了书中的唐玄宗小传,便说写得太简单平庸。这意见是对的。我在写小传时,原想加这样几句话:早期雄才大略,奠定开元盛局,晚年宠信杨贵妃、杨国忠、李林甫等导致国政败坏,两京沦陷。这些话虽还平允,却不新鲜,前人对玄宗的评价大抵如此,即史家所谓“天宝夺明”,宋人郑獬《明皇》中的“十年傲尧舜,一笑破乾坤”两句,就很为人传诵,可是踌躇之余,觉得还是不写为宜,似也可看作“得失寸心知”的别解。  

尽管这样,我在为此书加工时的轻松自在的心情,却是未曾有过,最显著的便是对李白和杜甫的论评。  

李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星。一个是天马行空,一个是苍松拔地,对他们的褒贬,原是学术上的仁智之见,例如西昆派杨亿就讥杜甫为“村夫子”,这话并不是毫无道理,杜诗中确有些庸俗的作品,但如果就对待人民的态度来衡量,就杜甫本人的品格来说,假使公道尚在人心,答案不难分明。  

当我把《三百首》中杜甫作品加工完毕后,一个几经万方之难,笔染民间涕泪,晚余多病之身的地地道道的儒家诗人杜甫,仿佛便站在月影星光之下。我在《古柏行》的“说明”中说:“蜀江水碧,丞相之树常青。伟大的诗人歌颂了应当歌诵的伟大的政治家(指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杜甫确实无负他这枝如椽之笔”。蜀汉的偏安蜀中,唐室的频遭颠荡,这些时代的特点使杜甫笔下的古柏形象具有化身性的性格,它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条都象征着历史的先后承续,结合成我们民族的坚实的整体。对于“伟大”这一词眼,我在写各家小传时,原是有所控制,防止泛滥,但用在杜甫身上,自问还心安理得。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选,金性尧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来源:douban.com) 

从前读袁宏道致张友于(献翼)书,对那些模拟复古的文风说过两句很警辟的话:“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这也就是混话,无论评论风花雪月也好,柴米油盐也好,生老病死也好,无所往而不适,结果却是四大皆空,等于不说。我在写“说明”时,很想减少这一类混话,这次重新检阅,还是很多,可见混话之不容易避免。  

注释方面,每一次重印时,总是有些错误需要改正,如张祜《题金陵渡》的“两三星火是瓜州”句,旧版中曾引赵璘《因话录》,“谓李勉至金陵屡赞招隐寺”云云,实是错了,李勉应作李约,即李勉的儿子,新版《辞海》、《辞源》皆沿《因话录》之误而作李勉。这一错误,直到最近一版才改正,真是求不全之知,改不尽之错。同时,每改一次,也对购买旧版的读者感到一种内疚。  

在《唐诗三百首新注》出版四年后,又编选了《宋诗三百首》。

《金性尧选宋诗三百首》(金性尧选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来源:douban.com)

“无”永远不能产生“有”。宋诗是在唐诗基础上产生的。没有唐诗,宋诗得不到可以继承的遗产;没有宋诗,这笔遗产也得不到能够利用发展的继承人。没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的努力,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的创作上的成就,就象一株根深枝挺却结不出果子的桃树。唐宋是两个时代,诗歌是两种风格,却又是成就于一个民族之手。  

就唐宋诗的比较而言,宋诗在总体上确不及唐诗,但宋诗也有它自己的特色,例如题材范围的扩大,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入诗,又如“议论化”固然是宋诗的缺点,但说理细密处却胜过了唐人。当然,这一点也不能过分强调,诗毕竟要通过形象来表现,它与散文是两个对立的体裁,我们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就因正气有余而诗味不足。其次,靖康之变也与安史之乱不同,后者只能说是叛逆,还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杜甫等人虽饱经流离,骨肉分散,但他生前还是亲自看到唐室的中兴。陆游曾经在梦中跟随皇帝亲征西凉,但到临死时,只能留下“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沉痛遗恨,因而陆游等人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悲剧的惨痛情绪,也无法在唐诗中找到。 
 
陆游纪念馆的陆游雕塑(来源:naic.org.cn)

在着手编选《宋诗三百首》时,却有这样几点顾虑:一,《唐诗三百首》的篇目是现成的,《宋诗三百首》却必须自己挑选。二,唐诗还有一部《全唐诗》,宋诗的数量比唐诗多出两倍,却没有一部“全宋诗”,《宋诗钞》等所收的数量极其有限。三,前人对唐宋诗人的评论和记事的资料,唐多于宋;对宋代第一流作家的生平和成就,心里多少有些谱,二流三流的却所知有限。四,《唐诗三百首》是按体裁编排的,《宋诗三百首》要不要仿效?  

但工作既已着手,也只得做去,有些困难,只有在摸索中克服。这次把《宋诗三百首》重新检阅后,感想很多,这里只能略举数例。  

选材方面,选包拯的《书端州郡斋题壁》只是为了以人存诗,今天看来,并非上策,诗只能在诗的自己领域里去选取。纪昀在《瀛奎律髓》卷二十中评方回之选胡铨的《和和靖八梅》说:“此欲攀附正人,故曲存其诗。其实选诗只论诗,不得以其人可重而迁就其诗,致后来误效”。这意见很中肯,也适用于包拯此诗,虽然包拯还是规规矩矩按照诗的格律来做,不因太守之尊而胡乱拼凑。 
 
《炉边诗话》(金性尧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来源:douban.com)

注释方面,尽可能找到全集来翻阅,大家如苏轼、陆游等自然不可能全看,二流三流的作家,由于自己对他们生疏,就得多看看,不能光靠第二手的选本。如某些作家诗中的王侍郎、吕道人、某某山、某某桥,单看这些作家的几首诗,就无法知道其生平和地点,只能以“不详”、“待考”了之,看了他们的集子,碰得巧的话,在另外几首中或许会得到线索。在初版中,曾有两处注上“不详”,一是惠洪《汪履道家观所蓄烟雨芦雁图》的汪履道,一是无名氏《题壁》中的白塔桥。在二版中,白塔桥的地点已经补上了,汪履道的生平,翻阅了好几种宋人传记索引,仍然查不到。  

编排方面,不再按体裁而以作家为单位,一是各体集中后,容易看到某一诗人的作品概貌。二是读者查阅起来方便,有些读者,只记得某些作家的名篇题目,却记不得是古风还是律绝。三是如果今后要编一本《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就无法分古诗与律绝,还是要以作家来分排。从汉魏到清代,本可以编一套“三百首丛书”,即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共六本。 
 
金性尧先生晚年照片(来源:sohu.com)

做了三十余年的古典文学的编辑工作,总算出了这样的两本书,然而也只有在日月重光、政通人和的时代才有此余地。还记得《宋诗三百首》出版的前几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继《唐诗一百首》的重印之后,想再重印《宋诗一百首》,但因为“前言”中对宋诗评价较高,有“宋诗和唐诗一样”之类的话,责任编辑就面有难色,想作些修改。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凡是派”这一名称,但未名的“凡是”压力还是横梗在万民心头,后来终于鼓足勇气照旧重印。多少年来,我们这些编辑就是在仰观天象、看风使舵、却又自以为是在“把关”的可怜的夹缝中,谨小慎微地缝制着尺寸整齐、式样划一的嫁衣裳!

(《唐诗三百首新注》,〔清〕蘅塘退士编选,金性尧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一版,1.25元;《宋诗三百首》,金性尧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2.80元)


①“一笑”指《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名。其实杨贵妃也是牺牲品。她固然有自己的过失,但别人对她的过失更大些。
②但《宋诗三百首》中选的胡铨两首诗,还是不错的。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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