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阿城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可谓横空出世。他“简直像一个大故事篓子，从容不迫地为人们讲述着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以其独到的语言与叙事风格，开创出一片小说美学的新天地，为紧跟而来的“寻根文学”吹响了前奏。文学评论家季红真，当年就为阿城的出现，写过一篇扎实、到位的评论，值得重温与回顾。
阿城冷不丁地冒了出来，简直像一个大故事篓子，从容不迫地为人们讲述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他全部的作品都采用朴素得近于古老的故事叙述方式，平铺直叙，时序自然，情节线索简洁单纯，却带给人无尽的韵味。像一支支旋律平缓而沉积着世代平凡人生内容的古老谣曲，平和中引发着普遍的审美共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小说以众多的流派和五花八门的形式技巧，令人目不暇接。生活越来越紧张的节奏、现代人越来越骚动不宁的内心世界，与越来越复杂的小说形式之间，显然有着某种同构对应关系。在这一片纷纭繁荣的气象中，阿城的小说却以其朴素的故事和比故事更朴素的叙述方式，开出一片美学新地，这是极不容易的。何况他对表达民族文化氛围，使中国小说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自觉努力，本身就代表着一部分青年作家们的共同努力，预示着一个正在兴起中的文学流派的成熟。这也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阿城小说引起的普遍反响，可以追寻到作品中所浸透的民族文化的浓厚氛围，感觉的丰富、情绪的节制与意旨的含蓄，这些都在民间口语的独到运用中见出风格。俗中见雅，扑拙得近于瘦瘠而又遍布机巧，使人读来妙趣横生。也可以追寻到生活越来越繁忙的现代接受者，有逆于纷纭变化极不确定的社会生活，寻求内心稳定和精神平衡的审美心理需求。但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故事所传达出的，源于现实人生之中，又超于现实人生之上，对世界人生的整体理知。而民族心灵的形式与现代意识的有机融合，则造成了他个性化的感知方式。他面对一个逝去的时代，以智者的幽默掩盖起心的沉重，在普通人真切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述中，升华出对宇宙、自然、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深层的意义构成了阿城小说内在的意韵，带来韵味隽永的美学效果。阿城讲述的全部故事，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于是，“我”便是他的作品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明显地带着作者自己影子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作者艺术化了的自我形象。“我”生长在都市，中学未曾读完，便“文化革命了”。“我”和王一生、倪斌(《棋王》)、来弟、老黑(《孩子王》)、李立(《树王》)们一起，从四面八方走上上山下乡的漫长道路。“我”并不曾有过惊人的壮举，也没有什么匡时济世的伟大抱负，似乎只是被动地随着时代风潮沉浮，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默默地注视领悟着自身以外的广大世界。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个人物不同于其它知青形象的重要特征。
阿城著，《棋王·树王·孩子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来源：douban.com）
在知青生活结束以后，作者回身返顾，不讳言，不虚饰，忠实地记叙着以往生活的真切感受。那曾有过的劳苦困顿，精神的压抑，灵魂深刻的寂寞，以及苦中作乐的欢欣，都鲜活地存在于“我”的感觉中。但自我的存在毕竟只是认识世界的一个前提，比这全部感觉更丰富的是个体人生旅途中遇见的众生相。那出身寒苦始终为衣食困顿着，却终于以其普通人的执拗，完成了一次人生证明的王一生；那瘦小精悍、沉默而执拗，终因不能顺从盲目的潮流而积郁丧生的肖疙瘩；那力大过人却木讷少言，在艰辛的生活中深藏着朴素希望的王七桶，和他憨直早熟、以认真与毅力追求知识的儿子王福；还有那些无名无姓，在荒谬的年代，以其劳动者特有的幽默，在一片混茫中依然保持着丰富的生活意趣的普通农民们(见《会餐》)，都在“我”的经验世界中，构成知青生活不可忘怀的部分。不仅如此，即使那些并不直接与知青生活发生联系的人们，在与“我”人生邂逅的偶然相逢中，也在心灵中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那以古老质朴的诗情歌韵，凝聚起一个民族无法扼杀的情感与活力的民间歌者(《树桩》)；那天性袒露的蒙古族男女骑手(《遍地风流·洗澡》)；那些在赶马帮的闯荡生活中生命张弛激烈的汉子们(《遍地风流·溜索》)……都以各自独特的人生内容，沉淀在“我”的感觉中，使我有限的生命负载着无限的人生。于是，我们便在阿城以第一人称为主的叙述方式中，看见了一种普遍的结构。他以“我”的存在为起点，深入自我以外的现象世界，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人生故事或片断的叙述，又返回到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自我之中。他笔下的全部故事，都在“我”一次一次的认知感悟过程中，完成着感情与思想的升华。这种圆周式的叙述结构，是我们理解他作品全部意旨的内在枢机，而在“我”内外交通的丰富性格中，则既体现着一种人生态度，也反映着作者的审美态度。从一己的感觉入手，忠实地记叙时代限制中人生际遇的真相，同时，又不沉溺于个体的苦乐之中，始终保持着对广大现象世界的丰富兴趣。这反映了阿城所赞许的人生态度。入世近俗，不耻于言饮食男女，在这些人类基本的生命活动中，体察芸芸众生的甘苦，探索历史沉实的脉搏，也汲取着普遍人生的营养。即使在困苦劳顿中怅惘迷失，也终于在博大的现象世界的启悟中，获得豁达的胸襟。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使作者在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主题中“寂然凝虚，思接千载”，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对个体人生存在的超越。那读过的远了与近了、模糊了的书本之间，那在意念中目瞪口呆的项羽、刘邦与站起来的黑脸士兵之间，那刻意追求伟大人格的李立与默默生死、融生命于自然的肖疙瘩之间，升华起绵长的思绪，凝聚着作者对人的理解，也在对自身存在与普通人命运之间深刻的认同意识中，确立了个体人生存在的真实位置与价值。“我”是一个衔接着无数平凡人生的普通人。于是，在时代的限制里，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有了一份正对现实人生的勇气，任何一个微小的现实机遇都使他表现出普通人诚实的作为。这就是我们在《孩子王》中读到的故事，“我”那时时迟疑着的认真与王福的执著，都源于王七桶那种普通劳动者支撑艰辛生活的坚韧。由入世近俗而达到深刻的认同，作者对普通人的平凡人生际遇，既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更不是自命高雅的苛责，而是深切的体察与积极的内省。这就使阿城在他所推崇的人生态度中，把博大的人道精神与现代人的存在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可以说明，为什么阿城对他笔下的人物，都持有普遍的善意与宽容。与入世近俗的人生态度相联系的是阿城以体察与认知为特征的审美态度。作者以“我”对现象世界的观察，了悟认知着宇宙人生，入其内而出其外，仰观俯察博取众收。这显然更多地承袭了中国古代静察默观的审美态度。而要达到这种艺术境界，则需要良好的内心修养与自觉的美学追求。只有心沉到底处，灵魂静到极处，才可能溶心于纷纭的大千世界，内外和谐出入自由。古人所谓“陶陶文思、贵以虚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读阿城讲述的故事，每到高潮处，便出现一片静的氛围。王一生坐在空场中央鏖战众敌，“静静的象一块铁”。肖疙瘩坐在巨大的树根上，要以生命阻止李立们砍树，鸟叫声如被阳光罩住，“干干的极短促”，连他说话的声音也“模糊而陌生”，众人冷的感觉烘托着紧张的“静”。李二在赛歌的高潮中猝然倒下，无言的遗憾也让人觉得静如虚空。作者在这一个个虚与静的氛围中，集结起饱满的情绪张力，象宇宙时空般永恒的生命价值的意识，便从平凡有限的人生具象中缓缓升起，暗示出丰富的语义内容。大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学境界。这也正是以体察与认知为目的审美态度带来的独有效果。应该说这种主要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审美态度，在近年小说作家们的创作中是不乏成功的先例的。汪曾棋、贾平凹，都以这种审美态度，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达到了“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境界。阿城与他们的不同，除了载体选择的明显差异外，前两位作家多侧重具体的伦理关系，以之为媒介升发对人的理想。阿城则并不执意于伦理的形式，而常常深入到特定文化制约中的生命状态。他对细节的写实极少满足社会层次上的典型概括，而更倾向于对现实的超越，达到对世界人生整体的哲学了悟。这是他的创作个性，我们因此而难于以写实文学的一般规律去阐释评价他的作品。每一个成熟的作家都有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法。阿城对世界人生的理知不以其局部的认识与劝诫为目的，而通过丰富的感觉与印象，以心与世界的交融达到整体性的把握。这种整体性的特点，首先体现在他对世界人生纵的不确定性的敏感。阿城笔下的人物，多有着沉伏动荡的经历。在这些沉伏动荡的人生故事中，阿城并不止于世事无常与荣辱不定的消极感叹，他透过人生世相的变化，测定着个体人生存在的真实位置，在不确定的个体人生命运中摸索着历史人生确定的底蕴。王一生在困顿的生活中实在的人生观念与坚实的人格操守，肖疙瘩沉默强悍的性格中对人对事古朴的信念，王七桶父子在艰辛的生活中磨炼出的执着秉性，那无数的汉子们充满力度的顽勇性格，在阿城的故事里，都不仅仅是单纯的道德理想，而是衔接着漫长历史的无数微小人生永不泯灭的生命价值。与这种恒定的价值相比，人生外部的荣辱得失显得短暂而微不足道，而浮动在历史表面的帝王将相与埋没在历史深层的黑脸士兵之间又孰论优劣！正是在外部的不确定与内在确定之间，在瞬间的表层价值与永恒的深层价值之间，阿城完成了自己对人的理解，表达着他对平凡人生创造价值的肯定。这使他一再选用“无字棋”、“无字碑”这样的意象，赋予平凡的生命以大的魂魄。由微小而至博大，由对人生纵的不确定性的洞悉达到对生命永恒价值的确认，汪曾祺认为阿城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此一点我以为也足以为证。如果说阿城对人的理解带有人类共通的人道理想，那么更体现他感知方式个性特征的，则是东方民族对世界横向有机联系的直觉感悟。这也是阿城艺术地掌握世界整体性的一个特点。在他的笔下，人不仅是社会的存在物，也是自然的一种生命形式。这个特点，除了有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的文化渊源外，显然与作者曾长期生活在边鄙山林，与自然有着直接的生存联系，以及在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中特定人生内容的心理积淀有重要关系。《迷路的接生汉》并不是阿城的成功之作，但蛮野生荒的原始林地中，一个生命的偶然诞生，仍带给人关于人、关于生命价值的联想，反映着作者融于宇宙自然的生命意识。此后，在《树王》中，这种意识得到了撼人心魄的艺术表现。作者以熊熊烈火中毁灭的山林，为肖疙瘩平凡的生死，笼罩上一片悲壮神秘的气氛。我们可以从一般社会的角度，看到那个把革命推向极致，把人的主观意志推向极致，完全无视自然规律与科学的荒谬年代，社会精神平衡的失调，对自然生态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从而引伸出自然保护等现代课题。但真正振动着我们的，却是在那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不同人生内容的生命形态。李立的真诚不容置疑，他改造世界的抱负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彩，但他在整个时代思潮的濡染中形成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以无知为无畏，缺少自然的情感，都使他的性格狭窄而生硬。而沉默瘦小的肖疙瘩则以其内向沉深的性格，表现了一个与自然默契融合的平凡生命朴素而丰富的情致。在这个中篇中，阿城把具象的自然与具体的人物都放在宇宙时空的巨大背景中，以丰富奇特的感觉与联想，暗示着生命存在的普遍联系。巨树与肖疙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都在作者充满时空意识的感觉中，流溢回荡起宇宙生命朴素雄浑的灵性。宇宙的永恒，自然的神秘，生命的庄严，积淀在肖疙瘩平凡博大的人格中，使之超越了那个畸形的时代，象征着宇宙生命永恒和谐的理想。尽管入世近俗的人生态度，以体察与认知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态度，使阿城的创作更侧重表现对世界人生整体感知中引发出的哲学玄想，但这并不削弱损害他故事中的人物作为社会人的鲜明属性。他笔下的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身份，扮演着具体的社会角色。从出身经历各异的知青们，到普通的农场工人，从地委书记到基层干部，从老人到孩子，都既有特定社会身份的共性，又有着各自性格心理的个性。而且，他的人物都以各自的生命形态，概括着时代人生的具体内容，虽然这种概括常常是通过一种氛围的表现实现的。王一生以衣食为中心的朴素生活观念显然代表着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底层社会的生活状况；而他个人经历中的不同际遇，既表现了那个“革命”的年代中，城市的混乱紧张，也概括了边鄙地区生活的相对平静与自然。李立狭窄生硬的人格则凝炼地集中着那个时代畸形的社会气氛。而老黑、来弟们疏放粗豪的谈吐，也正是对上个时代近于尾声时知青生活混茫状态中普遍情绪的囊括。因此，正是在社会人生写实的层面上，我们在阿城的故事中感受到对一个正在被人们淡忘的时代，社会生活整体氛围真实的艺术再现；看到现实人生的丰富世相；也感受到鲁迅式的忧愤深广。
《 阿城和他的名人读者们》（来源：v.qq.com）
但这些写实层面的意义只是作为人物性格的一个层面表达着小说的题旨，它们和深层的哲学内涵一起，共同构成阿城小说高层结构的多义主题特征。在阿城小说人物的性格中，我们可以洞悉到作者审美意识的重要特点。他并不以人的社会属性作为唯一的人性内容，而更多地以其社会性为生命的外部形式。或者说他更重视在特定的社会存在制约中，表现超越制约的生命情致。以具体的人生世相为媒介，寄托自己对生命价值与人的理想。这对于把人的社会性推向极致的艺术理论或许是一个大忌，但却有着人类普遍艺术经验的规律性根据。艺术作为人的审美活动，本身即具有主体性的鲜明特征，艺术家对人的表现程度就取决于他对人理解的层次。何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那里，对人的理解也不限于社会一个层面。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正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把自然称为人类无机的身体，而把人类历史看作整个自然史的一部分。因此，作家们作为审美活动中能动的主体，是完全有权力表现自己对人多层次的理知。而且，这也正是作家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的必要前提。在阿城对人的理解中，有一个重要的层次，这就是构成他审美意识一部分的文化意识。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他曾有过较为集中的阐述。但理论毕竟不是阿城的长处，何况一篇几千字的杂论，要把复杂的文化问题说清楚，特别是要完成对民族几千年历史积累而成的文化遗产的整理筛选工作，是不可能的。立论的偏颇与逻辑的疏漏，都在所难免。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寻着他思维的脉搏，看到其对文化三个层次的理解。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来源：douban.com）首先，他强调文化对社会的涵盖性，重视文化对人生人性的整体制约。在这里，他使用的文化概念，显然是包括着人类整体生存状态的大文化的概念。应该说明的是，社会也是一个能够概括一个历史横断面的整体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伦理、心理等多层结构和广泛因素，一个时代人际关系的总和。但庸俗社会学的长期影响，以及民族一个时期社会政治革命的主要任务，都使人们习惯于在一个孤立的局部层次理解人、表现人，而且通常是政治伦理的层次。致使我们的许多作品终于摆脱不掉社会学材料的命运，而缺少丰富的人性内容。阿城对文化涵盖社会的强调，则显然以人们对社会的这种习惯性理解，以及在艺术表现上带来的明显局限为前提。因此，他就不是笼而统之地否定文学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社会作为历史的横断面，它的涵盖面是一个时代的生活；而大文化的概念则以包括现实在内的，久远的历史沉积为对象。当然，这只是人们思维范畴抽象的结果，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任何文化形态，都要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而任何社会关系中也都有着历史文化的积累。但两个概念毕竟有不同的侧重对象，存在着时间性质的明显差异。因为社会的概念以一个时代的生活为认知对象，共时性便是它的基本特征；而文化的概念以久远的历史积淀为前提，则更多地体现为历时性的特点。大文化的这种区别于社会概念的时间性质，就把过去与今天、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粘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范畴，成为人们洞察人类生存和民族现状的多维视角。而作家们对它的重视也首先基于这一点，并力图由此而达到对生活和人的整体把握，使文学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狭窄社会学框架，而实现他们对人世永恒或艺术持久魅力的追求。阿城的作品中对时代生活整体氛围的把握，在具体的人物命运中挖掘历史人生底蕴的努力，都是和他对文化这一层次的理解分不开的。阿城著《常识与通识》，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来源：kongfz.com）
其二，阿城重视民族文化自身的属人价值。而开放时代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参照，就使阿城和他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返身重新观照自己民族久远的历史文化。韩少功、陈建功等作家在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洞察中，倾向于对其中阻碍着民族进步的消极因素的否定；阿城、贾平凹、李杭育、郑义等作家，则痛感于民族文化断裂中的沉滞，更侧重于对历史现实的制约中，民族自身文化内在活力与生气的发掘。对阴暗部分的批判与对积极因素的发现，这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在时代变革精神的前提下，民族文化再造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传统在变革时代重新选择扬弃过程中两个基本的方面。两者之间本身并不产生直接的牴牾，而有着内在的联系。何况对民族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也相通于二十世纪人们对文化相对价值的理解，因而，更不能与抱残守缺的盲目排外相提并论。至于造成文化断裂的原因，特别是由此而涉及到对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得失的评价，则需要在对原始材料大量占有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讨。这也正是久待于专家学者们进行的工作，不是小说家凭直觉可以作的结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交接处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鲁迅等一代作家，都是在东西方文化思想交汇时代成长起来的文化巨人。他们在社会思想革命中，多以西方先进思想为参照，一方面对传统中的消极部分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有时甚至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如鲁迅对中医、京剧的评价等)；另一方面又对民族文化作了许多整理发掘的工作(如鲁迅对俗文化的重视，对一向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古典小说的整理评价等)。这当然是主流，但大的历史运动以及余波中，总是混杂裹胁着人们的多种意向，文化虚无主义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例如瞿秋白就曾经断言中国小说除一部《水浒》外，别无可取之作，这显然是偏激的。时隔多半个世纪，一部分青年作家基于民族文化畸形狭小的现实，以前人的结论为立论的前提，对“五四”运动在文化上的作用，又有偏激之说，也不足为怪。重要的是分析他们的目的以及具体取舍中的得失。而在世界现代文化的参照下，以社会变革与民族文化建设为目的，或批判传统中因袭的阴暗部分，或发掘其中虎虎有生气的活力，我以为这倒是与“五四”的基本精神相通的。这是就整体而言，既不限于青年作家的创作(例如我们在汪曾祺、高晓声、陆文夫等许多作家的创作中，都看到这两种基本的意向)，也不是青年作家尽数如此。甚至主张相近的青年作家们，各自的取舍也极不相同，这更多取决于他们特殊的经验。阿城著《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中华书局2019年版（来源：kongfz.com）阿城对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发掘，主要表现为，对以庄禅为主的古典哲学和各民族保持至今生气不绝的民间文化，这两个方面的重视。阿城是一个具有广泛生活、文化、艺术准备的作家，仅用道家思想无法概括他创作的全貌。但作为一个方面，庄禅，甚至一部分儒的传统思想在他的创作中留有影响，这是事实。王一生以衣食为本、有所待而有所为的生活观念与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态度，肖疙瘩与自然生气相通的生命过程与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在老李对书道理解的前后变化中，所寄寓的价值理想，也可以追溯到儒道互补的传统人格意识(见《傻子》)。这里涉及到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评价问题，不是笔者所能论定。但现代接受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思想，在传播的过程中，都因接受者的理解而发生意义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分析的是，阿城接受古典哲学的心理基础，以及对他创作所发生的具体影响。痛苦的时代易于产生超脱的哲学。整整一个时代政治的动荡、民生的疾苦、个体存在的渺小、生命的脆弱……都在“腐蚀”、“嘲笑”着在以“革命”为中心的理想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与他们“以前对生活的理解太不合辙(见《棋王》)。”原有理想与现实的脱节，迫使一些天性敏感而又富于悟性的人们，去寻找更恰近人生真相的精神支柱，以达到对时代痛苦积极的精神超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与心理的基础上，老庄哲学“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态度中对规律的重视，有机自然观中朴素的生命意识，以及禅宗由直觉体验而达到顿悟的感知方式，适应了阿城对普通人命运的体察中个体存在普遍不确定性的感受，以及在沉浮的个体命运中对历史人生确定价值的思考。从而以入世近俗的积极人生态度，深入善恶并存、苦乐相生的人生世相，达到对生命价值的了悟。王一生以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朴素人格操守，在没有正当实践可能的时代，完成了一次人生价值的积极证明，最集中地反映了阿城对一个时代痛苦的超越，并非以消极遁世为目的。这也足以说明，他是从正视规律与人生存在的真相，入世进取的角度，理解接受老庄哲学，并在对一个时代通行的价值准则的否定中，完成对人、对生命内在价值的肯定。
阿城著《遍地风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来源：douban.com）
在边地十年的知青生活中，阿城曾广泛地接触过西南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形成了他经验世界中的特殊内容。对民间文化中生气蓬勃的属人内容的赞美，就成为他发掘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在他的作品中充溢着对久已阻隔的民间文化的向往。他透过民俗民歌等文化现象，注视着民族内在的精神情感和朴素的心灵形式。对特定文化氛围的把握与内在生命情致的表现，形成了他《遍地风流》系列的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是以蓬勃、坚韧、自然、舒展的人性理想，作为取舍民间文化的价值标准的。正是在以上两个层次的前提下，阿城阐述了对文化第三个层次的理解。即民族文化作为文学的母体，并使其达到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重要作用。这是使普泛的文化意识，进入审美表现特殊领域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文学确实难免于以“某某学”代替社会学的结局。就象我们在一些作品中看到的，只有民俗民风等文化现象的罗列，而未形成以主体的价值理想为中心的艺术整体。首先，一个民族由久远的历史生活形成的从民生到心态的文化共性，作为区别于它种文化形态的民族个性，是审美对象的客观特征。这是作家在表现本民族的生活时，无论采取何种艺术手段，都不可能回避的事实，也是完成价值判断的必要前提。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阿城曾举中外的两组作品进行比较，以说明即使在食、性这样基本的生命活动中，不同文化中的人们也存在着心态的差异。这即是把民族文化作为审美对象客观属性的一种认识。
其次，对文化整体与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认识，也包括对自身所受文化限制的内省。个人的心理意识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任何一个审美的个体，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的主体性也从属于民族文化的整体。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在限制中获得自由。正视自身所受的限制，在对传统的积极扬弃中完成审美主体的自觉建构。从而发挥自己的优势，既克服盲目的因袭，又避免消极模仿，使人类彼此相通的理想以民族独特的心灵形式表现出来。在阿城的创作中是可以看到这种努力的意向的。道禅重直觉的感知方式以及在其影响下传统美学尚虚静的主体心理特征，与阿城以体察与认知为目的的审美态度之间，显然有着文化心理的潜在联系；民间文化中朴素的情感方式，与他自然的情绪与感觉特征，也有着心灵形式的契合。正是从把握对象的客观属性与审美主体的自觉建构这两个方面，阿城把普泛的文化意识进一步上升为审美意识，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在他的故事中，载体的客观属性与主体的心理内容，都由统一的文化氛围，凝缩在具有较大历史跨度的民族语言形式中。从而形成饱满的语义张力。而民族文化的底蕴便由此而生。阿城初登文坛不久，虽然出手不凡，也并非篇篇都为上品。《卧铺》、《傻子》意旨单薄显露，应引以为戒。而且，风格的相对稳定与艺术的不断创新之间，也应保持张力，这是作家创作活力所在。他为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美学目标，祝他在不断创新的路上活力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