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读书》 | 强世功：我的《读书》时代
我的《读书》时代
文 | 强世功
一、前《读书》时代
回想童年，有两种体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一种是饥饿的痛苦，另一种是读书的幸福。我们这个年龄都经历了国家困难时期。我家里生活条件不算最差，但一日两餐，早上吃过饭去上学，下午放学又累又饿，还要走几里山路。回到家还没饭吃，因为母亲是小学老师，放学之后要留下来批改作业、备课，还经常要在大队开会。她回家时，我们往往把饭做好了。也因为父母都是小学老师，我最幸运的就是比别的孩子更容易接触到知识。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父亲用小木棍在地上写的繁体“马”字的样子，栩栩如生，非常可爱。然而，在贫困偏僻的山村，除了课本，很难找到能读的书。每次到公社上的集市，我就会对着供销社玻璃柜下的“小儿书”（连环画）发呆，有时往往要节省下来几天上学的干粮从同学那里换来“小儿书”看。童年的许多故事都是和找书、读书、还书甚至偷书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不知道哪一天，从父亲的旧书箱中翻出被撕得没头没尾、繁体竖排的《水浒传》，就这样每天抱着读，连繁体字都慢慢认识了。
童年的故事书真的很奇妙，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那个兔子洞，一旦掉进去就进入丰富多彩的美妙世界，游走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经历了不同时代的人与事，从此与主人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与他们一同欢乐和痛苦，为他们加油，为他们自豪，为他们难过，为他们叹息。有时，甚至认为书中的生活世界才是真实的，放下书回到现实中有些不真实的恍惚。自己就在这个世界中不断获得滋养，不断成长。我虽然不能像博尔赫斯那样，将天堂想象为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但对读书的热爱变成了对艰难岁月所经历的生活伤痛的疗治。读书让我忘记饥饿和伤痛，让我忘记痛苦和忧烦，遇到难过的事情只要有书读就很快让自己重新变得明亮快乐起来，觉得自己的痛苦和故事中主人公的经历比起来根本渺小得不值一提。读书也让我变得性格沉静，心灵敏感，让我对古今中外的大千世界有了更多的想象。现在能回想起来很多童年的故事，不是和吃有关，就是和书有关。后来看到李泽厚先生讲“吃饭哲学”和“乐感文化”，就猜想这是不是和我们经历的那个独特时代有关？
上了高中，我老老实实准备高考，不敢多读小说。那时候，金庸的武侠小说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我硬是忍住没有看。实在禁不住就看一会儿毛宗岗父子点评的《三国演义》。这套书可以说伴我度过高中岁月，成为紧张学习中最好的放松。这样的书不需要从头开始，随便打开就进入了美妙的世界，这样的阅读体验只有上大学读金庸武侠小说才有。尽管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蜀国灭亡之后的故事怎么都读不下去，到现在都没有读这些最后的回章。和目前流行的教育理念中强调批判性阅读不同，我读《三国演义》对历史思考、文学写作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完全沉浸在那个世界中，让我成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更深地体会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并由此获得反观自己身处当下世界的视角。难道我们今天生活的现实世界在别人看来或者后人看来，不就是历史小说或历史这个伟大的作家撰写的小说？我们每天的生活不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面临各种人生的不堪？书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世界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原本就是各种世界叠加在一起创造的拓扑空间。后来，这套《三国演义》我一直带到身边，成为父亲留给我最好的纪念。
二、《读书》的第一个时代：中西文化比较时代
进入大学刚好赶上“文化热”和读书热，我的读书世界一下子打开了。不仅有充足的时间读书，而且有读不完的书。面对图书馆成排的书架，往往不免发呆。不像某些有志青年产生想读完所有书的雄心，而是困惑这么多的好书怎么能读得完，读书从哪儿开始呢？那时候，我见到有学识的学长、老师，都会问怎么读书，读哪些书。后来慢慢明白，指导读书固然重要，重要的是谁指导你读书。若没有好的老师指导，时代就变成了最好的老师，年轻人不可能抵制最浅薄流行的读物，反而是这些浅薄流行读物的虔诚信徒，因为它能即刻打动你，许诺你最美好的东西。当然，这个年龄，那个时代，流行的不是文学小说，而是各种各样时髦的理论。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文化热”的旋涡中，开始毫无规划地杂读。从柏杨的“酱缸文化”到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从李泽厚的“三论”到“文坛黑马”高扬审美与人的自由，从“走向未来丛书”到“文化：中国与世界”，从尼采到弗洛伊德。那时，读理论书对每个大学生而言，都有一种迷狂的感觉。
原来掉进不同的树洞，会进入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可不是美妙的童话世界，而是残酷竞争的丛林世界，所有的概念、观点、价值都以战胜别人的姿态出现。我们就像一个杂食动物，需要一副好脾胃，在不断蠕动中消化这些未经咀嚼而又相互矛盾的东西。宿舍卧谈也就变成了反刍，试图用各种理论概念来战胜室友。由此，我们似乎变成了这些理论的奴隶，在宿舍、课堂、社团活动，以及更大范围的活动中展开争夺和论战。读书不再是逃避现实生活的疗治或放松，相反似乎让自己变得异常强大，具有了战胜别人的力量，甚至具有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的力量。由此，读书反而让人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进入现实世界。童年阅读中我与书中世界之间那种亲密无界的幸福感分离了，读书让你的大脑有每天不断扩充知识的成就感，但不见得有原来那种心灵充盈的幸福感。读书渐渐成为获得理论工具的渠道，书籍就是工具，概念、理论不仅是解释世界的武器，而且是改造世界的武器。直到后来，才知道我们当时信奉的“知识就是力量”被福柯概括为“权力—知识”。
直到大三，我认识了梁治平老师，并专门请教读书问题，他推荐我读比较法的书，并指导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顺便也把《读书》推荐给我。说来非常惭愧，在那个时代，一个自认为热爱读书的学生直到大三才知道这本杂志。当我看到它就立刻动心了。当时对三联书店的历史一无所知，仅仅看到这个名字就猜想：创办刊物的人肯定有强烈的读书渴望，于是就办一本简简单单的杂志，满足“读书分子”的热望——这不就是我童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吗？《读书》的装帧设计古朴大方。我对纸张的印象非常深，就和我小时候读过的《水浒传》一样，是陈旧发暗的那种，质朴土气甚至显得有点粗糙，闻到的不是墨香，而是陈纸的味道。这似乎与那个明媚的时代有点不协调。
我就这样掉进了新的树洞。在那个躁动时代，《读书》让人慢下来、沉静下来，读书不再是为了获得概念工具去辩论、去征服、去行动，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书中体会古今中外的世界。梁老师关于法律文化的文章娓娓道来，与当时流行的主张改造传统法律文化和国民性、接受西方法治的呐喊在文风上就有根本差异。金克木的文章看不懂，但慢慢看下来也增长不少古典知识。钱理群他们三人关于文学的对话也就看个热闹，并不明白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甘阳那篇《传统、时间与现代性》的文章有一种魔力，让你在似懂非懂之间不得不反复阅读。自己虽然懵懵懂懂，但还是喜欢这样的文章。许多当时读来醍醐灌顶的文章，现在看来根本就没有读懂，但谁能否定今天看来没有读懂，恰恰是由于当年自认为读懂了呢。
正是顺着《读书》上相关文章推荐，才顺藤摸瓜去阅读相关著作。那时心理学非常流行，我自然就会顺着弗洛伊德读到荣格、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著作。其中，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就是先看到赵越胜在《读书》上的介绍文章才开始阅读的。他的文章有一种诗人的灵性，不由地喜欢。印象最深刻的文章是他在父亲住院期间写成的，似乎文章一开头就从陪父亲住院开始。这种真实的、生活化、情景化的写作是那个时代《读书》的风格。《读书》不仅是为了获得知识、理论，而且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陪父亲住院并思考生命意义的读书人形象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想象中的这一幕生活场景深深地打动了我。可后来在学术界一直找不到他的踪影，只是在和梁治平、甘阳等人的闲聊中才了解到关于他的片段信息。前两年看到他的《燃灯者》便迫不及待一口气读完，虽然是回忆导师周辅成先生，但让我对他和他的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切的理解。《读书》的这些作者，对于我们后来的读书人而言，哪一位不是这样的“燃灯者”呢？
那个时代，知识界形成各种各样的丛书编委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书籍。我们往往是通过丛书编委会名单寻找相关的著作或作者去读，也通过听讲座、上课等途径认识一些“编委”。我那时参加了一个学生社团，参与组织了一些学术活动，包括邀请金观涛、陈越光等人做讲座，邀请夏俊、王鲁湘参加沙龙讨论等。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名单中，直到大学毕业，我只认识梁治平老师，也是在他那里见过周国平老师。后来我上了研究生，和同宿舍的赵晓力聊起大学生活。他一九八九年进大学，比我晚了三年。让我震惊的是，他进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头到尾系统地读了一遍创刊以来的所有《读书》杂志，为的是“补上八十年代那一课”。在他看来，八十年代文化思想的精华就体现在《读书》中，而我却差点与《读书》失之交臂，直到大三才见到《读书》，而且也不是每期都读。在那个“知识就是力量”的年代，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改造世界，消耗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榆林司法局工作，伴随我的除了自己热爱的一些学术著作，也就是《读书》了。和现在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练就精明能干的职业品格不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将我塑造成吊儿郎当、不修边幅的读书人模样。单位领导和同事善意地提醒我要尽快适应行政工作，家里亲人们也担心我这样下去会变成一个有害无益的“书呆子”。长辈们为了旁敲侧击提醒我，就给我讲起民国初年榆林城里家喻户晓“李魔鬼”的故事：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每天坐在街边的凳子上读书，连冬天下雪天也都出来，和谁也不说话，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疯子，只知道他姓李便称呼他“李魔鬼”。在榆林这三年寂寞忧烦的日子里，我的脑子里常常闪现出他的身影。黑色的呢子大衣，再加上礼帽和围巾，而且拄着拐杖，像欧洲绅士一般，每天都出现在街边小公园里的长凳上，静静地读书，甚至雪花飘在身上也不在意，路人好奇而同情的目光所能遇到的，是他镜片后面冷漠、空洞、呆滞的眼神。究竟什么样的书能让一个留学生如此痴迷，以致将自己与现实生活世界隔绝起来？读书究竟有益于人生，还是有害于人生呢？
这些问题有时也让我对读书变得困惑起来，我一度也试图融入上班无所事事、下班抽烟喝酒打麻将的现实生活。然而，书籍真的就像魔鬼一样，不断诱惑你，让你像吸食鸦片一样上瘾，它让我丧失了融入现实生活的能力，但却创造了一个虚幻美好世界，承诺把你从这种沉沦的现实生活中拯救出来。好在和“李魔鬼”相比，时代不同了。那时刚好有一群因毕业分配不如意而回榆林工作的年轻人，大家都怀着理想抱团取暖。有的很快就去深圳等沿海城市闯天下了，剩下我们几个就准备考研究生。其中不少是《读书》的爱好者，我们相互交换过往各期《读书》杂志。反而在这个时期，我才浏览了以前没有读过的《读书》。《读书》就是这样，当时看起来陈旧不入时，但恰恰因此永不过期，时代不同，阅读的书籍或许有不同，但读书人的心性永远是相通的，经典的魅力更是永恒的。于是，我似乎又回到了高中最单纯的日子，躲开世事纷扰，自然也成了“星源图书楼”的常客。这是榆林籍香港企业家胡星源捐资兴建的，在当时榆林城里是一座标志性建筑，它取代了“李魔鬼”时代公园里的椅子，成为读书人经常光顾的地方。有段时间我对面经常坐着一个小伙子，每次都在读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识的无知》。这种深奥的书我根本不敢去碰，我猜想他肯定是哪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才知道他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大学，在榆林某个银行工作，也没有考研究生的打算，我们还专门见面聊过一次。看来，读书与毕业学校无关，与工作单位无关，而与心灵禀性有关。今天在高校专职读书写作的又有多少在心灵禀性上属于读书人呢？
那时，新出版的《读书》差不多每期都读，喜欢的文章自然不少，但印象最深的是汪晖的《“火湖”在前》。现在依然记得，他是在细雨蒙蒙的秦岭大山中回忆他的导师唐弢先生。这是一篇情感真挚又极具思想魅力的文章，倾注了思想者因为共同的思考而相互激发出的深厚情感。这是我第一次记住汪晖这个名字。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名字似乎没有出现在八十年代最流行的各种编委会名单中。于是，我对这位在秦岭大山中的读书人多了一份关注和想象：他怎么会在秦岭大山中呢？直到今年暑假我邀请他来暑期班上讲课，闲聊中才得知那时他刚好被派到汉中地区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汪晖谈到他在这次“社教”运动中第一次理解“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在村民的心目中可以具象化为一系列公共政策和伦理准则，比如要公私分明、不能侵吞集体财产、不能破坏集体水利林木、人不能不务正业，也不能自私自利等。就像读到《燃灯者》，我当年在《读书》上读到赵越胜文章后对他产生的人生悬念终于有了答案；听汪晖漫不经心地讲起这些故事，当年读到《“火湖”在前》所产生的悬念，在二十多年后的一瞬间也找到了答案。那时，我在陕北定边县的一个村庄待了整整半年，刚好也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当时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没有什么体会，只记得我们连夜去抓捕因违反计划生育逃跑的一对夫妇。我们这些从地区来的年轻人们认为，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无疑要严惩，而县乡村上的干部大都马马虎虎，应付交差了事。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经历后来在法理学上讨论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也让我对国家治理有了直接的体验。
三、《读书》的第二个时代：思考全球秩序的时代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北京读研究生。这时知识界的氛围与八十年代有了巨大区别。今天，人们普遍都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峙起来，并以各种学术论文和回忆文章来讨论这种差异。这个区别或许从《读书》的装帧设计就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读书》不再是原来读书人的质朴率性，代之以一种商业时代特有的精致细腻。和八十年代偏重文化思想不同，九十年代初汪晖率先提出“学术”与“思想”的区别问题，并推出了《学人》集刊，而后来邓正来也把“为了中国学术”作为创办期刊的宗旨。“学术”必然有自己的规范，而社会科学似乎为那个时代提供了最佳的学术规范，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不仅因为市场改革的商业化时代，还因为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时代的到来而逐渐成为显学。
在社会科学中，法学的学术传统和基础最为薄弱，加之法学领域随着法治发展而很快陷入“专业槽”中，越来越技术化，以致法学内部不同专业之间也往往无法相互对话。尽管如此，法治在社会中越来越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法律问题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于是，法学领域很快成为产出技术专家的地方，成为生产意见领袖的乐园，但很难成为学者思想家的沃土。具有学术修养、真正理解法律技术背后理论意义的学者非常少，以致法学界能进入公共学术领域的也往往是从事法学理论或法史研究的，比如早期的梁治平和后来的喻中，都是从法律史入手成为《读书》的作者。然而，随着法学的发展，法律问题在公共话语中越来越重要，法学界的知识结构也在不断提升，给《读书》供稿的作者也越来越多。苏力的法学写作就是要摘掉“法学幼稚”这顶帽子，从而徘徊在法学界与公共知识界之间，推动法律技术与公共理论问题的对话。而冯象的志趣一开始就不是法律，法律技术不过是谋生手段，反而让他更具有理论洞察来看透法律技术。他们也都陆续成为《读书》的作者。
在八十年代，《读书》是一个年轻学者跨出专业领域获得公共知识界认可的核心平台。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学科专业化越来越发达，类似邓正来创办的《中国书评》这种规范化、学术化的学术书评在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读书》在公共知识界的地位开始下降。尽管如此，它始终是公共知识界对话讨论的一个重要平台。在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在社会科学界一度非常流行，甚至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法学领域中受到的影响更大。我因为看了一则新闻，就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写了篇《契约自由与垄断》的小文直接寄给《读书》编辑部，没有想到竟然被《读书》录用了。这对于一个研究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这足以看出《读书》编辑部的风格，始终鼓励年轻后进。后来我又在《读书》上发表《科斯定理与陕北故事》，也是受到法律经济学的影响，尤其是受到赵晓力的影响。我也因此慢慢从《读书》的读者转向读者兼作者。有一次偶然和汪晖聊起中国为加入WTO而几年内多次修改知识产权法的问题。在我们法学专业领域中，与国际接轨而变法修律似乎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思想意义，便邀请我协助《读书》杂志组织一次讨论会，后来我看到《读书》上刊出的讨论，再细读他的发言，才意识到我们专业内部的习以为常的问题，只有放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而这恰恰是学科知识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很容易被遮蔽的整全性问题。《读书》在这个时代试图用这种全球性整体问题意识来推动各学科专业之间的交流对话。
这个时候也是汪晖和黄平主持《读书》的时代，《读书》也因此经历了继八十年代之后的重大转型。如果说八十年代不同专业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意识，那么，面对学科专业化所树立起的专业壁垒，究竟什么才能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共同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呢？那无非是中国崛起必须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而思考这个问题必须要具有重新理解全球秩序的理论资源、外部刺激和想象。由此，《读书》要想承担起知识的公共性，自然要与时俱进，在总体风格上进行重大调整，从文化比较问题转向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从单纯的阅读志趣转向问题思考和理论批判。于是，《读书》的文人调调少了，而学术研究和思想者的气质日趋明显。有不少《读书》老读者抱怨《读书》上的文章读不懂，有太多的学术概念和术语，也有人认为《读书》的理论倾向转向了“新左派”。这场转型引发“老《读书》”与“新《读书》”之间的争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然而，无论是文章风格的变化，还是关注问题的整体性变化，都表明面对中国崛起和全球秩序变革的大时代，中国学人应当抛弃历史终结论下的末人意识，主动承担起思考未来的思想责任。
那时，我正在深圳和香港工作，对《读书》的关注有所下降。偶尔见到《读书》，也大体上翻一翻。在香港工作中自然会思考香港问题，了解多了就想利用工作之余系统写一本关于香港问题的学术著作，其主旨大约想在帝国治理的思路下，潜在地比较大英帝国对香港的治理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治理，由此试图重新思考法学界流行的主权国家理论。一边思考，一边写，断断续续写了很多章节，已经有几十万字。二〇〇七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总觉得应该写点文章纪念这件大事。于是，我就把未能安排在正式章节中的两个问题，也就是围绕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的两篇文章发给了《读书》编辑部。这两篇文章想提出从中国的全球视野来重新审视这场运动，以批判主流学界乃至政界只从大英帝国或西方的角度观察这场运动的看法。
文章给《读书》编辑部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回音，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杂志上留的电子邮箱出了问题。有一天突然收到贾宝兰老师的邮件，说文章很快要在《读书》上连载刊出，让我写一个系列，这可能是我在邮件中说自己准备了很多内容云云。于是，我也就乘着她的鼓励，将原来书稿中的内容进行大幅删改，形成了《读书》杂志上“香江边上的思考”这个系列。后来，我也就放弃再出版学术著作的想法，在此基础上简单扩充，变成后来结集出版的《中国香港》，而很多相关内容就变成废料残存在电脑硬盘中，懒得再整理发表或出版。也是在这个时候，汪晖的大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了，其中一卷的标题就是“帝国与国家”，我对香港问题的思考与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不谋而合，帝国问题也由此成为我后来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说实话，我非常感谢《读书》编辑部提供的这次机会，因为我的读书和写作往往随兴趣转移，每进入一个新领域就没有兴趣再整理发表以前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是《读书》连载的硬性要求，我不可能集中精力修改整理这些文字，或许它们就永远躺在我的电脑硬盘中，就像曾经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和香港问题的研究有大量文字至今躺在电脑硬盘中一样。
四、后《读书》时代
二〇〇八年从香港回到北京，我慢慢将工作重心从研究转向教学。阅读也随之从发表论文的需要转向教学的需要，由此逐渐回归到对经典的阅读。回想自己当年走过的读书弯路，越发意识到引导学生读书比发表专业论文更重要。为了做研究，你必须读很多资料、档案，包括读一些很差的书籍和文章，因为这是资料文献研究的需要，否则你不是一个称职的研究者。然而，读书恰恰可以选择读自己最喜欢的、最开心的书，这样的阅读与研究和写作无关。读书可以完全凭借个人喜好和兴趣，而研究必须有职业伦理的担保。读书可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研究则是一项职业（甚至是志业）。读书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和享受，以非常个体化的方式服务于自己的生活，而研究则必须进入一个共同的思想传统和学术脉络中，在学术规范的要求下进行，有时甚至个人化的思考根本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让你的思考进入到那个脉络和传统中，从而构成这一思考、对话的一部分。每个学者不过是文明流淌大河中的水滴，甚至一些伟大的学者或思想家也不过是一朵浪花而已。
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以来在大学中培养起来的那种读书研究心态，恰恰强调以一种自我的傲慢来对待书籍，强调将自我意志凌驾于书本之上，强调在读书和写作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从而突出“我的”观点、理论和思想，并以此作为理论创新的动力。在这样的读书、写作的体验中，一方面书本、理论、思想都是服务于“我的”，成为说服他人、战胜他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我”也就变成了书本、理论、教条的奴隶。读书由此真正变成了“与魔鬼的交易”：你在利用“魔鬼”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就陷入“魔鬼”准备好的套圈中，成为“魔鬼”的奴隶。在这种与魔共舞中，读书、理论、思想不仅成为战胜他人的工具，而且成为一个人陶醉其中并无法自省的展现“自我”的表演。于是，读书和写作就像日益流行的装置艺术，新书越来越多，理论概念越来越时髦，项目越做越大，思考却愈益狭隘，品性也越发丑陋。而读书一旦不能完成“与魔鬼的交易”，不能让一个人出人头地，完成在公共舞台上战胜他人、展现自我的这项艰巨任务，那就要加倍偿还魔鬼的债务，让你无法融入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魔鬼”。
正是面对当下流行的读书思考风潮，我才慢慢理解了“李魔鬼”这个故事中的真正喻意。当我们抱着读书出人头地的功名之心，抱着读书成为人上人的傲慢之心，抱着读书最终战胜他人、改造他人的野心，我们不是在“与魔鬼达成交易”吗？我们所谓的“现代”不就是为了达成与魔鬼的这项交易而陷入“铁牢笼”之中吗？正是严肃地审视读书生活，才越来越深地领悟到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理解柏拉图笔下的“智者”形象，也更加理解了孔子所强调的“为己之学”。今天所谓的“现代”，所谓的“古今之争”，其实和时间没有关系，说到底和人的生活方式有关，和人对读书的不同理解有关。“学而时习之”，读书可以让我们明智，让我们意识到人性中的卑劣，让我们意识到人之为人的困难，从而在庸常生活中不断磨炼自己的心性，提升自己的觉悟；“知识就是力量”，读书可以让我们变得强大，从而超越他人、战胜他人，并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读书究竟听从天使的召唤，还是与魔鬼在交易，其实就在心上的一念之间。然而，人生不是霍布斯所理解的“竞赛”，与“知识/权力”带来的征服相比，人类有更重要的东西，而人类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恰恰就在于关注这些更重要的东西。中国现代文明的复兴固然要依赖经济政治上的全球竞争，依赖学术和理论的话语权创新，但绝不可忽略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思考。面对历史上不同文明传统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差异，未来的中国人究竟如何回答这些根本性问题呢？转向阅读经典，转向推动通识教育，恰恰是让青年一代从一开始就思考这些人类文明最根本的问题，从而不是把书籍、理论变成征服世界的工具，不是把自己塑造成一种雄峰型人格的智者，而是让自己变得开心快乐，成为启迪智慧、不断觉悟而向上攀登的阶梯。
这些年，自己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少了，但始终关注《读书》的变化。《读书》风格依旧，不断培养出年轻一代的作者，而且推荐的新书差不多与西方学术界的出版和研究保持同步。记得有一次我和吕舒婷同学（目前在纽约做律师）聊起教育，她说自己选择报考北京大学而不是去香港大学，是受到我在《读书》写《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影响。我立刻体会到时代发展的巨大差异，我在大学时代觉得高不可攀的《读书》，如今已成为高中生的读物，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由此可见一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不断积淀涵养的过程，需要我们足够的耐心慢慢培育和呵护。今天的智者们动不动就爱拿“钱学森之问”说话，迫使大学忙于和国际一流大学在形式上对标，不断推出各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改革方案。这种不断折腾已经伤害到了教育。如果教育不去培育对宇宙自然的敬畏之心，不去养成对思想的由衷热爱，不去鼓励对美好生活的思考、觉悟和追求，怎么可能产生精神创造呢？随着社会环境和家庭条件的改变，中国教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只是需要我们有点耐心去等待，防止社会上各种流行意见不断捶打已脆弱不堪的校园。
这些年来，大学教育中推动的通识教育从根本上改善了大学中的读书环境，甚至开始推动通识教育模式向高中延伸。而《读书》无疑能够成为给热爱读书的中学生打开想象空间的最好读物。从此，《读书》不仅是我给大学生的推荐读物，也成为给优秀高中生的推荐读物。在这个意义上，《读书》的未来或许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具有明确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也无须承担起思考全球秩序建构的使命，相反恰恰要返璞归真，变得简简单单，回归到读书本身，保持对阅读和思考的热爱，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保持对变化世界的敏锐，打开阅读和思考的边界，成为每个读书人通向不同未来的共同阶梯，为中国文明未来的精神创造提供滋养、刺激和想象，这或许就是《读书》在“后《读书》时代”的使命。
二〇一八年九月
（本文原载《我与〈读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 强世功，1967年11月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读书》上发表《科斯定理与陕北故事》（2001年8期）、系列文章“香江边上的思考”（2007—2008年）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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