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沈昌文在一篇纪念陈原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他们之间的交流常常要借力于外文。“同我讲外国话时多半是彼此工作中出现的无可奈何的事情。”何以“无可奈何”？按照我的理解是因为某些意义是在外语和母语中间产生的。比如，我爸写道：“有时，我向他汇报，什么什么难事经过斡旋，总算解决了。……于是，他突然冒出一句爱说的拉丁文，‘Eppur si muove!’(它仍然转动着！)”这个据说源自伽利略的谚语，就此在语言之间产生了效应。“于是，每次听了这话后我都是信心大足，从容地准备迎接下一个春天的来到。好在我在出版界始终都是小人物，无论地球是否muove,在我的身子底下也没有火刑的煎熬。”（沈昌文：《陈原的几句外国话》，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我爸很知道如何利用语言“之间”的空间来创造自己的意思。比如他曾非常得意地把“后现代”“后殖民”等带有“post”的字眼，戏称为“邮政局派”的理论，这是重复过很多遍的笑话。除了嘲笑某种食洋不化的人（比如说他的女儿）掉书袋之外，仔细想想可能未必是在抖包袱。也可能“邮政局派”这样的用词直截了当地体现了他对邮政系统由衷的热爱和致敬。王强对他的描述是准确的—“思想的邮差”。只是我有时也纳闷：这“思想”是先于“邮差”而存在还是因“邮差”而存在？ 编辑这个职业就是一种媒介。我爸在八九十年代《读书》杂志的工作，以及他的编辑理念经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综合概括之后，已经被上升成某种“思想”。但是对我这样的亲人来说，我爸永远是一个无法被抽象化的具体的生命。他每天有好几个小时就是一个“邮差”，是自制名片上那个手里提着两包校样的笑呵呵的废纸搬运工。
沈昌文书房照（一） 经历了二〇二〇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用既有的话语叙说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了，因此才会出现类似“社交距离”这样似是而非的新字眼。我爸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辞世而去，我觉得这就如同一个足智多谋的“邮差”拒绝继续扮演“媒介”的角色，不愿意帮助我们重新建立和睦的关系了。我爸的死伴随着这个世界的断裂，反而让我重新思考“媒介”这回事儿。当我终于能够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看到散落在书桌上的剪报，看到整理了一半的书籍，看到他的眼镜、放大镜、胶棒，我总在想，这个“邮差”想要传递的最后一封信是什么？他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 哲学家阿多诺曾经参与编辑了朋友本雅明的书信集。他在序言中说道：“瓦尔特·本雅明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他的工作的媒介。”（Walter Benjamin the person wa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o completely the medium of his work.）有点拗口，但是仔细想想说得通。按照惯常的思维，工作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手段，所以工作是人的“媒介”才对。但是在阿多诺的眼里，本雅明的生命反而是一个“媒介”，因为它是“一个为了使得某些内容得以在语言中呈现出来的场域”（“an arena of movement in which a certain content forced its way, through him, into language”）。在这里我要向我爸表示道歉：在此搬弄外文并不是要做“邮政局”的事儿，而真是觉得没有比这几句英文能更加准确地表达我父亲生命的阐释了。我爸一辈子停不下来，比如一九九七年他在与黄集伟的对话中，曾形象地说道：“我今年六十六了，我发觉我的经验、知识还有精力三方面到了我一生的巅峰……下午我总是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去，我老是骑车。我老是在想：我要是骑到半路骑不动了，我‘打的’吧。可我没一次骑不动过。有时候骑到了，我还是想骑到北大去看看万圣书园吧。”（《四十七年的喜悦与两个小时的孤独：黄集伟与沈昌文对话》，《知道》176—177页）一个骑车骑到停不下来的人——这个略带滑稽的形象对他挺适合的。我爸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活动的场域”（arena of movement），它的存在意义仅仅是为了使得“某种内容”（a certain content）冲破禁锢，得以表达。我们以前在家里曾经时常善意地嘲笑我爸的邋遢外表，这包括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在手臂腿上出现的血迹和伤口。这大概是他走在外面不小心摔了跟头留下的印记。（注意，他对黄集伟只是说了骑车停不下来，并没有讲到中途是否摔了跤。）我妈在及时给他处理伤口的同时总是忍不住要骂上几句。我在一边时常纳闷：他怎么可以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身体对他来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现在借用阿多诺的用词，我可以说，他的身体甚至生命根本就是一个“场域”、一个“媒介”，若不是为了表达“某种内容”，要这个“劳什子”有什么意义呢？
三联作者联谊会（站立者为沈昌文） 关于收藏这件事儿，我爸求全而且十分“自我”。比如他的藏书经常以主题分类。取决于一时的兴趣，他会把一整类图书摆放在书房最醒目的位置。一旦某个类别得到他的青睐，这个主题的书，只会有增无减。不管是多么不起眼的出版物，只要被他发现，都会收入。而这种分类以及摆放的方式，完全取决于他的阅读兴趣，以至有几年暑假他到我这里（美国）小住，为了消磨时间，我给他布置了整理我书房的任务。结果我的藏书不只被他斥为毫无价值因为太不完整外，而且之后的半年多我都找不到必要的参考书。 我爸的另一类资料，更是为了再现某些邂逅、某些机缘而设立起来的。应该是在退休之后，他有时间经营他那个小小的收藏时，开始建立了一系列以人名来分类的卷宗。这些人包括他的作者、熟人，也有一些与他没有直接关系而属于公众人物范畴的人们。内容大多包括了通信、稿件，以及与某人有关的消息。这些卷宗可能是由《读书》杂志而起，却未必以他离开《读书》为限。换言之，这些资料表达的不仅仅是怀旧，而是某种持续的关注。本雅明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书籍并不是因为收藏者而活了过来，而是收藏者通过书籍得到了生命。”（Not that they come alive in him; it is he who lives in them.）本雅明说的是书，我爸收藏的是人。我爸的这些卷宗当然不能赋予他那极其广泛而纷杂的朋友圈（很多名字我都不认识）以鲜活的生命，如果说这只是搜集有关某人的资料，那就把收藏者的个人感情完全抛之在外了。准确地说，这些物件儿就是他的“微信朋友圈”，他必须依靠这些故友新知才能继续存活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卷宗从来都是他最宝贝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被安放在唯一一个上了锁的柜子里。我爸曾坚定地说：这些东西我有用，要随时查阅。所谓“查阅”，就是同老朋友对话，在这样的交流中活过来，体验自己的生命。这在我爸的老年时光中，应该是分量不轻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