潋滟大东湖 | 东湖——名因学士传

图 | 大美凤翔摄影团队

 

 东湖——名因学士传

如果要问“东湖是什么？”估计所有的凤翔人都会说：“东湖是我们凤翔的名片”，因为我们一直将“东湖柳、西凤酒、女人手”称为凤翔三宝。如果再问一句：“东湖为什么能够入选凤翔三宝？”我想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它风景优美，说它是北方园林的典范，说它是关中平原上的明珠。我的一位爱好摄影的朋友就曾感叹：“东湖太美了，无论在什么季节，在什么样的天气里，无论站在什么位置，从哪个角度去欣赏，都会被它的美感动。”

当你走近东湖，深入地了解东湖，用心去体察东湖的时候，你会发现，东湖除过优美的风景，还有更为引人入胜的一面，那就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而真正使它历经数千年风雨而不竭的，不是大自然遗赠给它的那方水土，而是历代文人雅士赋予它的文化内涵。其实，这不是我的发现，清初诗坛领袖王士桢就曾用“湖似郎官好，名因学士传”的诗句说出了东湖内在的美。

王士桢的这两句诗，在清代以前人的眼里，也许意境优美，通畅直白。但让现在的人如我者读来，就觉得有点费解：郎官是官职啊，是古人对侍郎、中郎、议郎、郎中等带郎字的官职的统称，怎么能用来比喻东湖呢？诗疑还向诗中求，读李白的诗，发现有一首《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的诗：“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不但有诗，还有一段不算短的序。沔城在今天湖北的仙桃县，而郎官湖就在武汉三镇的汉阳。

原来，唐代的时候汉阳有一个小湖，名字叫做“南湖”。李白和故友尚书郎张谓等同游，张郎官觉得南湖虽然不大，却风景优美，只是名字太过俗气，就让李白另起名字。李白也有同感，不但给湖改了名字，还写下了这首带长序的诗，以序的形式记下了命名的原委。正是李白的这一首诗，使郎官湖这一池静水从武汉这块拥有水波浩淼的东湖和物产丰富的梁子湖的水乡众多的湖泊中脱颖而出，成为文人雅士的最爱。郎官湖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干涸，“郎官湖”这一名字却因了李白的诗句流传了下来。正如李白当年预测的那样：“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只要还有人喜欢李白的诗，郎官湖也就会和大别山一同享名千古了。

凤翔东湖和汉阳郎官湖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郎官湖因李白得名，凤翔东湖因苏轼而获誉。郎官湖在明清之间逐渐干涸，凤翔东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水源断绝。如果不是政府人力干预，引水济湖，恐怕现在也已“沧海桑田”，成了无水的干湖了。可见，自然景物的变化，并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正象苏轼在《凌虚台记》中所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最初的东湖，因为“注水不盈”而被名为橐泉，埋没于荒草野田之中。传说到了商朝末年，忽然有一日，凤凰下饮橐泉。周人把这事当成祥瑞之兆而大加宣传，橐泉也被周人名之为“饮凤池”。

在周朝统治的数百年间，饮凤池也就享尽了尊荣，成为当时的名胜。到了周朝衰亡秦人兴起，周人的“祥瑞”在秦人眼里也就成了明日黄花，饮凤池又沦落成了北园中供王公世族达官贵人们游棲饮马的大池塘，还原成了注水不盈的橐泉。唯有湖畔越长越粗的梧桐，还在顽强地述说着周时的兴盛。汉朝夺取了秦的天下，竟也认可了秦人的观点，自两汉直至宋初的千余年间，东湖的境遇竟然没有大的变化，历代官府充其量也就是对原有的设施修修补补，没有增加新的建筑。

凤凰棲于梧桐，总有冲天而起的时候。宋仁宗嘉祐六年，在朝野诗名鹊起的苏轼刚走上仕途就来到凤翔府，一下子被橐泉清甘的湖水和合抱的梧桐树所吸引，写下了《凤翔八观之五东湖》的长诗，寄给了远在汴京的胞弟苏辙。苏辙看后又写下了同样体量的长诗《和子瞻凤翔八观之五东湖》，这才使东湖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正像郎官湖因李白的诗句流传后世一样，东湖也因为苏轼的诗成为世人皆知的名胜。

苏轼和苏辙昆仲的诗句，使凤翔东湖在北宋时的文人圈子里声名大噪，一跃成为了当时的名湖，这一点也像极了郎官湖。王士桢用五个字总结了这一现象：“名因学士传”。

有了名并不足以恃，当年的饮凤池就是例子。好在宋代之后，历代文人都推崇苏轼的人品文章，把苏轼初入仕途的凤翔府认定成了苏轼事业的起点，苏轼歌赞过的东湖，更是成了纪念苏轼的胜地。这对东湖是一次从文化观念上的转变，也是对东湖本身文化底蕴的提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千余年间，人们将与苏轼有关的亭台都迁入了东湖，历代还不断地增景扩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更是对东湖青眼有加，不断地葺修美化，增加景点。就是在水源枯竭的情况下，也引水济湖，使之永葆青春。自二零一五年开始的这次扩修，政府更是将重点放在东湖文化底蕴的培育上，在新增加的景点周遭，镌刻上了介绍苏轼和凤翔历史文化的文字，使东湖在传承苏轼文化精神的同时，具备了凤翔文化窗口的作用。东湖自此终于脱出了“湖似郎官好，名因学士传”的藩篱，在拥有苏轼文化的基础上，具有了自己的“东湖文化”。

我想由此以降，东湖就再也不会沦落到郎官湖的地步。正如苏轼在《凌虚台记》中所说：“盖世有足以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东湖足以恃的，就是它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者：鲁旭

陕西凤翔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凤翔县作协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风流街》、《下乡纪事》等小说作品，《二娃审案》等戏剧作品，《凤翔民俗》(上下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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