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这一轮政策与制度红利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背后逻辑是，要素决定生产函数，土地要素决定着其它要素发挥的积极性，市场价格决定着不同要素结构配置的有效性，并支撑着国家区域经济战略、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地方财政、区域经济，并带来可观的财富重新分配机会，而在这一过程中，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等五大生产要素均将受益，深度参与其中的商业银行也将迎来难得发展良机。
2020年4月9日，中央发布重磅政策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发布的第一份关于要素的政策文件，实际上《意见》是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贯彻，因此其战略意义非常值得重视，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近年来最为重磅的政策信号。本质上来看这一重磅政策是将国家区域大战略、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融合在一起，并以价格并轨改革提高要素在区域间配置的有效性，以期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制度红利，推动城镇化大幅度向前迈进，可以预见的是后续一系列政策应主要以服务国家区域经济战略为主，而业务机会也将聚集在国家区域经济战略上。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国家大战略的践行需要充分借助资本市场这一平台，因此我们同样也看好未来资本市场业务机会。
详见2019年12月5日的报告国家区域战略孕育巨大业务机会。
政策文件方面，我们建议除《意见》外，还应关注4月9日发改委发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事实上《意见》并非终点，后续还会有一系列配套文件，因此这是新一轮政策与制度红利。
一、目的：推动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价格双轨并一轨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要素市场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四大类（即生产函数的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意见》也是首次将数据这一要素也纳入。总的来看，市场化的本质在于使这些要素的价格并轨以及市场化，即提高土地、资本、劳动、技术、数据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事实上《意见》的八个章节也确实是从以上方向着手。
具体来看包括利率市场化、劳动报酬市场化、土地价格市场化等，很显然《意见》的重要意义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闯关改革（由于闯关失败调整为后来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此次要素市场化的目的就在于推动要素价格双轨并一轨。
二、背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要调动整个社会供需两端的积极性
那么为什么在此时推动这个重磅政策呢？我想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现在的需求刺激不起来，整个社会生产和需求积极性无法有效调动，而之前一味的逆周期政策所推动的复工复产没有需求来承接，从而造成既无市亦无价的窘境，因此才较为迫切地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以价格调节需求、刺激需求，调动整个社会供需两端的积极性和市场活跃度。
特别是4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及“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意味着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已经远超过预期，需要出台超预期的政策才有可能真正从根本上释放国内需求，否则一味的逆周期政策可能效果不仅不会理想，反而还会造成后续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三、新土改：用地权限进一步放开、企业拿地更容易、土地流动性更高
《意见》在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方面提出“要修改土地管理法条例、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全面推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推动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健全城乡建设用地供应三年滚动计划、盘活存量土地及低效用地以及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作价出资（入股）等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
简单理解就是说，农村土地可以入市交易或者可以被政府征收用作建设用地，且建设用地的灵活性由省级政府掌握，这意味着农村土地更值钱，且企业拿地的审批时间大大缩短、拿地更容易了，土地的流动速度也会显著加快。本质上来说，土地流转效率的提高、流动对象范围的扩大一定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国家区域经济战略来推进，并有助于改善地方财政情况，且可以有效带动其它要素的积极性。
事实上早在2019年12月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便已经明确提出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即建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在国土空间规划、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基本完成的前提下，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统筹负责。随后2020年3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国发〔2020〕4号），即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将首批试点省份确定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等8个地区，试点期限1年，现在来看试点范围推广至全国、试点期限不断滚动已成必然之势。
四、劳动力：户籍放开，城镇化大步向前，要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
中国这一轮新土改显著会和国家区域经济战略充分融合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之前的报告中特别突出国家区域经济战略的原因所在。《意见》的亮点体现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主要包括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等四个层面。
2014年10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将城市划分为五类（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1000万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500万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100万为中等城市、其它为小城市）。目前超大城市主要包括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广州、深圳、武汉等八个。
这一举措实际上是为了推动城镇化进程，2020年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发改规划（2020）532号）对城镇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均有较好的阐述（如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以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等等）。特别是532号文提及要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圆满收官。
如果和前面的土地制度改革结合在一起考虑，则意味着目前的城市圈和部分城市也将会明显扩容，国家区域经济战略将成为后续一系列政策的聚焦点，当然也是业务机会的聚集地，毕竟对于中国而言，城镇化本身就意味着机会。
五、资本市场：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
国家区域经济战略、城镇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均需要借助于资本市场平台来完成，这和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是一致的，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一直看好资本市场的原因所在。
4月7日的金融委会议明确提出“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具体来看主要包括这一轮资本市场改革所提及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我为什么强烈看好这一轮资本市场改革？），还包括债券市场基础制度（如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丰富债券品种、交易所与银行间互联互通、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公司信用类债券实施注册制、评级机构等等）以及金融业对外开放等层面。
当然在这一层面，《意见》还提及了要健全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这一精神实际上和2019年12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是一致的，即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重在贯彻国家战略（明确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的边界）；大型商业银行重在做强，特别是发挥其具备综合性金融服务能力的优势；股份制银行重在做出特色，即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模式；城商行审慎经营，明确服务半径，重点服务于地方经济、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农商行坚持支农支小的定位，农信社和农合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民营银行继续推进试点以实现多元化竞争格局。
六、利率市场化改革：存款基准利率要调整了
《意见》提出“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这是近五年以来首次在高层政策文件中首次将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放在一起，在2019年8月推出LPR新报价机制以后，意味着存款基准利率终于要开始调整了，事实上4月3日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恰恰是为存款基准利率调整做准备。
毕竟在货币市场极度宽松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负债端成本下降需要借助存款基准利率的引导，否则货币市场利率（票据贴现利率）与结构性存款利率之间的倒挂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套利空间存在，不利于资金进一步流向实体。也即目前阶段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已经变得十分迫切，因为站在当前来看存款基准利率已经成为货币政策发挥有效性的最大障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