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我的祖国，我的一辈子
斗转星移
共和国走过70个春秋
有阳光明媚
也有风雨兼程
一群北大人
始终与新中国成长相伴
他们的梦想和奋斗
与共和国一同闪耀
点击视频，听老北大人对峥嵘岁月的回顾追忆，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告白
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邀请40余位老同志，参与编写《我和我的祖国——北大老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忆文集》一书，记录北大历史、见证北大变迁、弘扬北大精神，为新中国70华诞献礼。
《我和我的祖国——北大老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忆文集》出版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共有29位撰写回忆文章的老同志作者参加。
左右滑动查看文集完整目录
杨辛
1986年，我为泰山申遗进行美学论证
杨辛，1922年5月生于重庆，当代美学家、书法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44年，杨辛参加印缅远征军。194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从徐悲鸿、董希文，聆听齐白石等大家的课程；与此同时，杨辛屡次担任学生运动负责人，积极参与爱国运动。1956年，杨辛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此后长期从事美学教学及研究工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美学研究与美学教育仍停留在旧唯物主义时代，面对新中国美学领域一片空白的境况，杨辛决定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带入美学研究，率先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美学研究室。近几十年来，杨辛大量研习书法，强调自然之美，风格独特，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杨辛与泰山“结缘”，倾心于荷花，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视为其美学教研工作的深厚土壤。
1986年，泰山准备申请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北大受命成立专家小组，杨辛承担其中的美学论证工作。1987年，泰山申遗成功，其报告被联合国专家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优秀的一份。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华夏之魂。”正如杨辛诗作《泰山颂》所云，在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美学拓荒之路中，“虽历尽坎坷，我却始终追求进步和光明。当我以超脱的心境在泰山的怀抱中攀登的时候，当我到达岱顶欣赏人间的无边景色的时候，我的生命也更加昂扬和激越。”
王学珍
1948年，我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王学珍，1926年生于浙江龙游县，194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起在北大工作，从事党务、教务等各项工作。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离休后长期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工作。
曾任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学珍在北京大学求学的青年时代正值国家动荡、民族兴亡之际，他这样回忆自己风起云涌的1948年：
“1948年，在参加学生运动的现实斗争中，在社团的活动和学习中，我的思想慢慢转变，逐渐追求进步，向党靠拢。我先参加了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叫民主青年同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那一年的暑假，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安排我去做系会工作，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学习成绩还比较好。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新法学研究会，请教授当指导老师，开展公开活动。其实，我本来是安排转移到解放区去的，因为8月19日的时候国民党公布了一份进步学生的‘黑名单’，进行大肆逮捕，其中北大学生最多。身份证都做好了。在我准备出发的时候，组织上通知让我别走了——留在学校，团结同学，迎接解放。”
韩济生
1965年，我们进行针刺镇痛原理的研究初战告捷
韩济生，1928年7月出生于浙江萧山，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962年进入北京医学院生理系工作，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自1965年起从事针刺镇痛原理研究，1983年到1994年担任北医生理教研室主任，带领北医生理教研室推动中国生理学界工作发展。
他秉承“解除疼痛是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信念，推动了北京神经科学学会、中华疼痛学会（后转为中华医学会下属的疼痛学分会）、卫生部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在1988年到1994年的相继成立。
1998年始任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2002年任神经生物学系主任。2007年，在韩济生大力推动下，疼痛科成为国家一级临床科目。
在韩济生对始于1972年、历时半个世纪、先后动员200余人的北医针麻科研之旅的回忆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65年他在正式研究针刺镇痛原理三个月前的的准备性研究——
“当时我37岁。正式实验在三个实验室同时进行，被试者躺在受试床上，同时进行人体针刺-测痛实验观察，在合谷穴扎针，在全身有代表性的8个部位测定皮肤痛阈值变化。白天得到了大量数据，晚上我用一把算盘和一支计算尺进行计算和数理统计。随即在方格纸上画图，看变化趋势。到如今44年过去，回忆往事，历历在目。真道是：白昼扎针忙测痛，深夜数据如潮涌。珠盘不知何处去，算尺依旧在橱中！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我们获得了66例针刺治疗组和22例对照组的数据，初战告捷。”
乐黛云
1984年，我是首批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成员
乐黛云，1931年生于贵州贵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194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52年毕业并留校工作，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先后主持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现代文学和跨文化文学研究。
历经近几十年来中国种种呼啸而过的文化风潮，乐黛云始终坚持在了解世界的情况下更好地认识和建设祖国。
回忆起80、90年代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变革，她说：“80年代中后期，中国掀起了空前的‘文化热’，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本身所提出的历史课题。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分析和对其未来文化的策划和希求，实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90年代，国学热不知不觉中取代了80年代的文化热。我生活在这样的潮流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但有一点，我绝对坚持，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拒斥外来文化的封闭状态，我不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赞成永远保留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旧模式，也不认为中国中心可以代替欧洲中心。1984年，以北大教授为主体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我是首批参加这一组织的积极成员。书院的宗旨，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新文化’，要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马克垚
1956年我毕业那年，正赶上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马克垚，生于1932年6月。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1956年毕业，正值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留校任教，开启在北大几十年的世界中古史教学及研究生涯。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共和国建设时期，艰苦的学术研究条件下，马克垚始终不渝，坚持在世界中古史领域的耕耘。
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说：“1956年我毕业那年，正赶上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就留校任教了。其实我最开始是想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但是系里认为我外语比较好，要求我去教外国史，而且还是艰深晦涩的世界中古史。在艰难的条件下，我自己摸索着讲授世界中古史，也尝试做一些研究。北大几十年，我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贯穿始终的就是史学研究，不敢说有多少成就，总还积累了一些心得。我始终认为，中国人研究世界史，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可以以中国为参照系，进行中西比较，这样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人看不到的问题。世界一定是多元发展的，中国有中国的规律，西方有西方的规律，当代学者要做的应该是在这些个别的规律里求出最一般的共性。世界历史需要重新研究，重新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束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当然完成这个宏伟的蓝图要靠几代学者的努力，特别要靠新一代的年轻学者，逐渐把这个问题解决。北大仍然在不断地成长。希望北大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做常新的北大，希望年轻的北大人能学有所成，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芙清
1973年的一个晚上，我们让集成电路计算机唱出了《东方红》
杨芙清，1932年11月生于江苏无锡，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次年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1955年本科毕业，1958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成为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参与组建中国第一个计算数学专业。1969年参与研制150机（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之后被抽调参与国家第一个大型系列计算机200系列机软件的总体设计，负责系列机操作系统文本编写和240机操作系统设计。1983年参与并完成“青鸟”工程（“软件工程核心支撑环境”），同年任北大计算机系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2001年，主持筹建北京大学示范性软件学院（04年更名为“软件和微电子学院”）。
长期从事系统软件、软件工程、软件工业化生产技术和系统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杨芙清对几十年来工作中的大事小事如数家珍。
她最忘不了的是1973年的那个晚上，响彻机房的《东方红》歌声：“1969年至1970年间，我们在被西方封锁的环境下研制150机。任务圆满完成后，我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方式向世界宣告我们国家已自主研制成功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让它唱《东方红》。在1973年的一个晚上，软硬结合在机房里工作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东方红》的乐曲唱出来了，整个昌平200号都沸腾起来了，这首《东方红》宣告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制成功。150机的研制成功是在党的领导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成果，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初步尝试。
陈佳洱
50年代，我把一张床搬到实验室
陈佳洱，1934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55年来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教，1963年至1966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卢瑟福高能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与合作者研制出国内第一个测量β射线的核子计数管、第一个α计数管，制造出能量达到30 MeV的电子感应加速器。
跋涉核物理的山路，攀登加速器研究的高峰，陈佳洱长期致力于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与教学，为我国核物理科学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如今，回忆起在北大物理研究室工作时的生活，他这样说：“那时候，每天我又要管计数管车间，又要排实验，工作量很大。为此，我把一张床搬到实验室，每天干到半夜三四点钟，实在困了，就到床上眯一会，醒了起来接着工作。尽管是从零做起，但是应该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效，招来的第一批99个学生里边，后来出了6个院士。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核科学人才。”
王阳元
20世纪80年代，我们摘下了ICCAD这颗“皇冠上的明珠”
王阳元，1935年1月生，浙江宁波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微电子学科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科奠基人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开拓者之一，主要从事微纳电子学领域中新器件、新工艺和新结构电路的研究。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
70年代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块1024位MOS随机存储器；9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微机电系统（MEMS），任微米/纳米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持开发了五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MEMS工艺，开发了多种新型MEMS器件并向产业转化，获得一批发明专利；1986-1993年任全国ICCAD专家委员会主任和ICCAT专家委员会主任，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个大型集成化的ICCAD系统，使我国继美国、日本、欧共体之后进入能自行开发大型ICCAD工具的先进国家行列；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建中芯国际。
回忆起ICCAD三级系统和集成电路产品开发的艰辛过程，王阳元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加大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力度，为此首先要发展设计业。谁掌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ICCAD）工具，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这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在全国联合攻关会上，我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科技人员报效祖国的方向，现在就是我们报国的最好时机。我们一定要急国家所急。我们一定要科学分析，锲而不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我说：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决不罢休’！”
黄琳
现在国家有着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年轻人可以投身解决新问题
黄琳，1935年11月生，江苏扬州人，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从事系统稳定性与控制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早在1959年就结合飞机安定性分析提出多维系统衰减时间概念并给出估计方法，该成果作为中国的两项成果之一参加1963年第二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学术大会；1985年访问美国，与美国学者一起给出并证明棱边定理，有效地降低了计算复杂性，被业界誉为里程碑式的结果；1993至1997年，主持国家八五重大基金项目《复杂控制系统理论的几个关键问题》；此外先后主持973项目子课题，攀登项目子课题，以及多项面上项目的研究任务，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在人才培养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培养的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长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如神舟飞船系列控制系统副总设计师胡军、长江学者与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段志生等；出版了《系统与控制理论中的线性代数》等著作。
回忆起自己求学和成长的特殊年代，黄琳对科研和人生有自己独到的体悟：“像我们这些学者，除了在科研过程中要坐得住‘冷板凳’，在人生低谷时也得耐得住寂寞。只有经得住磨难，怀着那股‘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带着一种越挫越勇的韧性，才能从老一辈学者手中把接力棒传递下去。”
他说：“现在国家有着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整个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发展非常之快，需求也非常高。如果年轻人可以投身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从中提取出一些新的带有战略性的理论问题来研究，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在国际上占据更主动、更领先的地位。”
陈堃銶
80年代，我们克服困难、推进激光照排技术研究
陈堃銶，1936年6月生于上海，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1953年进入北大数学力学系，1957年毕业后留校，在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任教。
1967年与王选先生结婚，自1975年起二人一道作为总负责人，从事我国“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中“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究。经过反复调试改良，1988年底Ⅳ型系统开始在新闻出版、印刷业推广普及，由于性能优良、系统稳定、价格低廉，很快在全国推广，成为国产激光照排系统诞生以来大规模推广的里程碑。
2001年，中国工程院颁发了“二十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评选结果，“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以一票之差当选第二项。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被称为“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
在系统构思、研发到最终应用的过程中，陈堃銶坚持在困难中负重前行：“当时，许多人对我们的方案极不信任。直到1988年，还有公司向潜在用户和业内人士发了几百封信，说北大系统使中国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从而至少落后了十年；有的人只主张引进，他们说：‘是北大系统干扰了引进！’。我们是在骂声中成长的。再有，我们这里工作条件差，调试工作琐碎而繁重，因此人心浮动，逐渐有一批教员离去，王选的硬件组只剩两个教员。最苦的还是硬件不可靠。主机、纸带输入、打印机和照排控制机故障率很高，往往费了半天劲，仍得不出结果，其艰难程度在今天难以想象。”
潘文石
1980年代，我在卧龙山区追踪观察大熊猫
潘文石，1937年生于泰国曼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大熊猫及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崇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主任。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并留校任教。
1984年向中央提交不赞成人工饲养大熊猫、秦岭保护等系列报告，促进该地区大熊猫饲养及秦岭保护的变革。1996年于崇左弄官山区实地考察白头叶猴，促进其数量的大幅增长。2003年带领团队在北部湾考察中华白海豚，并与当地政府达成生态与经济“双赢”共识，促进白海豚数量与钦州市经济总量的同步增长。2009年10月，在广西进行环境考察，偶然找到了距今约11万年的早期现代人下巴颏，为现代人多起源学说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同年，在秦岭野外研究首次发现了动物中的隔代照料现象。
在潘文石对自己生态保护四十余年艰辛之路的回忆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80年代，他在卧龙山区追踪观察大熊猫时的经历：“我和学生们住在四面透风的棚子里，钻进鸭绒睡袋，借着蜡烛微弱的光亮，用冻僵的手指记录熊猫通过无线电颈圈发回的数据。1982年，我追踪大熊猫时不慎从200多米高的山崖摔下，重重地摔在一块石头上。性命保住了，但猛烈的撞击撕裂了我的肛门。由于无法进食，我每天只能靠一勺蜜和一个鸡蛋在山上维持生命，期间的痛苦刻骨铭心。”
李伯谦
祖国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坐而论道、孤芳自赏
李伯谦，1937年生，籍贯河南郑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并留校任教，相继参与昌平雪山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安阳殷墟遗址、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江西吴城商代遗址等发掘工作，1996年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确定了夏代的存在，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寻找中国人的根源为动力，推进上古文明的研究。1998年，出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第一任院长。参与晋侯墓地发掘并考证墓主人，2001年发掘出的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成为二十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提高了整体考古研究水平。
今年已经82岁的李伯谦见证了北大考古从历史系考古专业到考古系再到考古文博学院的发展，这不单是北大考古学的发展，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回忆起一代代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的探索与奋斗，李伯谦说：“作为考古工作者，在祖国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我们也绝不能坐而论道、孤芳自赏，而是要通过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下和未来服务。从当年的艰苦、破败、混乱，到现在的富强、发达、和谐，我国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实力都有了巨大的增长，未来还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征程。作为北大人，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是我们应当牢记的责任和担当。眼底映着未名水，胸中长系黄河月，这是北大人该有的襟怀。”
吴慰慈
1973年，我回到北大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吴慰慈，1937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图书馆工作，1973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长期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全国高校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在图书馆学领域耕耘几十年，吴慰慈把回到北大视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1973年9月，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燕园。1977年，我就开始主讲《图书馆学概论》这门课程，当时这门课程是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入门课程开设的，即通过讲授、使初学者对图书馆学的全貌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正确诠释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揭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导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授课40年来，我时常会把一些抽象的问题和实际案例结合起来。《图书馆学概论》这门基础课我讲过40个轮次，也撰写了40本教学讲稿。到2006年，我所讲授的《图书馆学概论》有幸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共和国成立70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北大的命运与国家息息相关，北大和国家的变化和发展之大也令无数北大人为之自豪和骄傲。”
姜伯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数学家
姜伯驹，1937年出生于天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拓扑学中的不动点理论和低维拓扑学等领域的研究。
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毕业后留校，60年代，在不动点理论中Nielsen数的计算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所创的方法在国外称为“姜子群”、“姜空间”。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年，姜伯驹曾牵头14个院校参加原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数学类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亲自主持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改工作，有意识地把数学系和概率统计系、工程计算系和信息科学系等整合起来，成立数学科学学院。
谈及中国数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方向，他说：“我到北大已经66年了，从做学生到做老师，见证了北大数学乃至中国数学学科一步一步的发展，现在回头看，数学像是一棵大树，不断发出新枝叶。这与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科技水平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数学家，数学研究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如今，我们的科学技术要从跟着人家跑到逐渐领跑，我们的工业技术要从仿制到自己原创，我们的国家也要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发展，时代呼唤优秀的人才，现在的年轻人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希望他们能够勇于担当时代重任，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为新时代建功立业。”
黄宗良
东欧剧变之后，我更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连续性地探索苏联问题
黄宗良，1940年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1965年毕业时留校任教。
黄宗良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现状的研究和教学，其科研重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作为时代进程的亲历者，由懵懵懂懂接触政治、到成为一位著作等身的政治理论学者，黄宗良一直以来都有着自己的信条和坚守：“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是一件意料之外的大事。我自己从没想到苏联会解体。后来我到了东欧，看着推倒的柏林墙，我写下了一首小诗：一约分天下，双墙隔西东。三四十年过去，两地情犹通。长河落日处，红楼人已空。沧海桑田事，多少预料中？从那之后，我的文章就结合中国的实际连续性地探索苏联问题，探索我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回事？我坚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最好的习惯就是一定要把理论跟实际联在一起去思考，这样才能真正搞明白你读的东西。”
6位北大人入选！“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36名建议人选公示
来源：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受访者
视频：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
编导：陈凯
剪辑：任晋辉
摄影：任晋辉、刘月玲、何萍萍
整理：陈凯、邵嶷、白金星、王艺遥、严为、李若凡、金昊玥、苏洋、王子萌、黄琬婷、宋菲、陈雨菲、袁诗意、鲍佳音、来星凡、赖钰、刘文欣、罗琳山、马骁、孙可心、孙治宇、王钰琳、王悦、吴星潼、谢蝶、张一夫、郑莉娇、周君柔、朱家碧、高翘楚、文婧、吕成敏、李晓峰
排版：筱羽
责编：以栖、谭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