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健：《公司法改革中的泛民法化风险》|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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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健，南京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在我国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商法向民法靠拢成为一种极具路径依赖的惯性选择。《民法总则》包含了大量公司法条款，《公司法》如何修订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诸多观点主张删除公司法中与《民法总则》重复的条款，将该部分交由民法调整。南京大学法学院范健教授在《公司法改革中的泛民法化风险——兼谈<民法总则>颁布后的<公司法>修订》一文中，批判了“公司法减负”或“民法适用优先”的泛民法化改革思路。他指出此种改革方式看似节约成本，实则可能需要更大的社会成本，并会面临不同法律部门理念冲突、规范重心失调、应有体系瓦解以及伦理基础动摇等一系列问题。
一、公司制度的风险性与民法的人本性
公司法的改革只有“不忘初心”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公司制度的本质是对风险予以合理安排，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投资人、经营者以及债权人进行风险上的分配。
（一）公司制度的风险性
创设公司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商业领域风险的分摊与防范。公司制度的另一特点，是对风险利益的肯定及对追求风险利益特殊手段的认同。公司股权制度所奉行的以容忍对赌为本质特征的商业道德，并不具有社会的可普及性，因为可能会导致全民道德标准混乱甚至整体性社会风险。
（二）民法：以人为本的社会规范体系
民法始终以“人”作为其核心调整对象，追求人的平安和社会的平稳。民法的人本主义色彩还浓重地反映在与“民”的联系上。特定范畴下“人”的权利、财产、婚姻以及家庭构成了民法的核心内容。
（三）公司的风险性与民法的人本主义相冲突
公司法背后所代表的物文主义，与民法人本主义相对立。作为一种极具风险性的营利组织，公司的存续与民法所要追求的社会稳定相冲突。此外，两者逻辑存在差异：公司制度往往从“经济人”的逻辑出发，其本身并不附加道德色彩；而民法更加强调的是公平原则。
二、泛民法化：公司法改革中的可能倾向
虽然民法与公司法在价值、功能、作用、原则与目的等诸多方面寻在差异和冲突，但过去的改革却忽视了二者的界限。《民法总则》出台后，公司法改革向民法靠拢的趋势更加明显。
（一）《民法总则》出台后《公司法》的空洞化及其对应
《民法总则》大量“复制”《公司法》条款的做法，使得公司法出现了大量与民法重复的条款，这些条款很可能成为“僵尸条款”。尤其造成制度设计上的巨大漏洞：其一，非营利性法人等组织的制度设计在民法总则中仍是空白，出现了民法总则挂一漏万、制度规则方式不一致、不协调的尴尬格局。其二，公司和营利法人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其三，民法总则对公司法人规则的复制不具有完整性或严密性。
从理论上讲，最理想的方案是改革《民法总则》，不过考虑到《民法总则》刚颁行不久，改革《公司法》将成为协调冲突的唯一选择。公司法的改革方案有两种：一是民法优先，直接删除《公司法》重复内容；二是维持《公司法》独立性，即便是重复的内容也应进行取舍，尽量在公司法的体系内解决争议。
总体而言，当前的主流观点较为提倡 “公司法让位于民法”，或在法律适用上置后，或删除其被民法所吸收的内容。
（二）貌似合理实则偏差的改革思考
如果采用《民法总则》优先的模式，在公司设立、公司解散等问题上则需要首先寻求民法上的依据， 超出民法的部分又需要回归公司法，无形中增大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违反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法人的规范内容受民法基本理念和原则所调整，由此产生的民商价值冲突将会带来高昂的制度成本。
三、泛民法化思路的潜在风险
无论是民商分立或是民商合一国家，几乎都选择了公司法相对独立的模式。一旦采用当下主流观点所推崇的“公司法减负”或“民法适用优先”思路，我国的公司法规范就会走向“民商共治”模式，背后隐藏着诸多风险。
（一）制度风险：法人与公司的制度性混同
“公司是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存在法人拟制说和契约说。法人理论说认为，公司完全是法律的产物，公司本质上就是法人。而在西方制度经济学看来，公司的目的在于克服市场中高昂的交易成本，公司本质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公司只是人们经商的工具或者手段，公司成为法人仅仅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应然。
从历史实证的角度来看，虽然公司与法人在法律人格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其背后的规范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公司需要法人人格，在于实现存续期间的经营便捷，是一种法律的特别授权。而法人早期的原型则更多是封建领主和教会财团，其法律人格的取得是以服从管理为前提的，制度内容也更强调登记和审查。
将公司制度置于民法中法人的框架下适用的改革方式，无疑是一种制度上的混同。其直接后果是将法人的管理性强加于本应强调自治性的公司法规范，也必然会引发新一轮公司法规范的强制化。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将公司法的内容与法人的内容进行了融合。不过考虑到其国内存在强调管制的历史传统，且在公司制度上可借鉴的内容乏善可陈，因此不宜作为我国参考的对象。
（二）道德风险：营利观扩大对社会伦理的减损
除了引发制度上管制扩张抑制创新的风险之外，向民法靠拢的改革思路也可能在道德层面引发危机。一是因为如此立法安排隐含了鼓励投资的制度设定，商业的营利性将会对一般的社会伦理产生冲击；二是对公司制度的风险性预估不足，其制度内容盲目进入民法规范可能引发社会伦理的动摇。
四、体系独立思路下的公司法改革
鉴于法人制度与公司制度并不能完全等同，且民法与公司法在制度理念和制度重心上存在差异，盲目以《民法总则》的规定取代《公司法》的规范内容是不慎重的。公司法改革方式应在尊重其体系独立的基础上，根据实践需求完善已有的规则。
（一）尊重公司法的体系化与完整性
保持公司法体系独立，是首要且必要的。体系性缺失在制度层面的直接后果是不同制度的功能错位，最典型的就是营业登记与法人主体登记混同的问题。由于《民法通则》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并未区分法人的设立登记和公司的营业登记。后来的《公司法》立法亦延续了这种思路，由此造成了我国公司登记中制度混同的局面。直到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展开，这种混同的做法才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
（二）坚持风险固化与风险防范的基本立场
近年来，全球出现了降低公司设立条件的趋势。但是发展经济绝不能在忽视风险防控的状态下进行。我国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失控，就非常值得警惕。
（三）凸现公司本质与公司特征
我国在民法法人理论下建构的公司法商事属性不足，过分强调其管理属性，忽视公司营利冒险的制度特质。公司不等同于法人。这不仅是因为法人中存在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分，更为重要的是，法人制度的核心在于法律人格的获得，而公司制度的核心则在于风险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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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妙婷、宋昌训
图片编辑：金今、张凌波、林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