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生：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唐人街的原址重建及其意义

·城市史·

劫后重生：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唐人街的原址重建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及震后大火将原有的唐人街彻底摧毁，致使上万华人无家可归。灾后，重建唐人街很快被提上日程。然而，在围绕重建唐人街的选址问题上，不同群体因利益诉求不同而争执不下。白人趁机鼓吹将“低劣”的中国人搬离旧金山中心城区，甚至最好能让唐人街在城中彻底消失；华人力争在原址重建唐人街；旧金山当局则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希望唐人街迁离中心城区，另一方面又担心因之而损失与中国的贸易及相关税收，进而影响旧金山的繁荣。最后，在华人援引美国法律据理力争及清政府的积极外交之下，旧金山唐人街得以在原址重建。这种重建并非仅仅是建筑物的翻新，更是整个唐人街的新生。旧金山的华人形象也因新唐人街而得以逐渐改善。关键词 美国移民史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 排华 唐人街 重建

　　旧金山的唐人街对美国华人具有特殊意义。它是美国最为古老的华人社区，从总体上见证了华人在美国经历的得失悲欢。在20世纪中期以前，它也一直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为数十万冒险异域的华人提供庇护，并培育了美国华人的共同历史记忆，维持着他们与母国的紧密纽带与身份认同。同时，唐人街也是旧金山最古老、最重要、最具特点的城市遗产之一。旧金山的唐人街是整个美国华人的形象缩影，是美国白人对华人态度的最佳印证地。诚如美国华人学者陈勇所言，“作为最引人注目的华人群体，旧金山华人区在美国白人的思想意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因为旧金山唐人街在美国华人历史中的象征地位，因而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有专注于旧金山唐人街的著述。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美国华人史乃至亚裔史论著的核心内容之一。美国学界对旧金山唐人街的专门研究虽谈不上浩繁，却也不下数十种。这些论著除谈论旧金山唐人街的总体历史外，甚至涉及其中的儿童、妇女、妓女、劳工、堂会等问题。然而，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唐人街原址重建一波三折的复杂经历，仍未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所提及者并不少。这些成果或聚焦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的整体后果，或探讨旧金山的城市发展史，或对旧金山的特定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或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大地震带来的冲击。潘迎紫（Ying Zi Pan）的博士论文和安德利亚·戴维斯（Andrea Davies）的新著对相关问题的论述较为集中。前者从总体上分析了大地震对旧金山唐人街的影响，后者则专门考察震后旧金山的赈灾与恢复，其中对华人亦有涉及。国内也有个别研究者对旧金山大地震后华人社会的变迁进行了初步探讨。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因研究主题和旨趣的不同，无法对旧金山唐人街原址重建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尤其没有关注到当时跨太平洋国际环境的变迁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未对新建唐人街的长远影响进行深究。本文受相关研究的启发，尝试在宏阔的历史语境下，相对全面地分析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唐人街在原址重建过程中的阻力和推动因素，尤其重视清政府及日本变局对唐人街原址重建发挥的作用，尝试分析旧金山唐人街在原址重建之后所产生的长远影响。

一、1906年大地震与旧金山唐人街被毁

　　1906年4月18日，星期三，拂晓，5时12分48秒，美国旧金山爆发了里氏7.8级大地震，市区相当部分的城市建筑与设施在地震中被摧毁，整个城市陷入瘫痪。随后，旧金山市区爆发了有记录的大火52处，破裂的煤气管道喷射而出的煤气，助长了本已势不可当的火势。时任清政府驻美使臣梁诚，在地震后不久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提及，旧金山“地震回复不绝者数时，房屋倒塌无算。午后火起，势颇燎原，向夜风力尤猛，无法施救，经三昼夜，火始熄灭”，并认为这是“百年未有之奇灾”。大火肆虐近5平方英里，烧遍了整个旧金山城中心人口最为密集的490个街区。这次地震引起的大火，甚至比芝加哥1871年的城市大火更具毁灭性，直至今日仍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城市大火。毁灭性地震和大火，使曾经充满生机的旧金山变成了满目疮痍的废墟，并导致超过1000人死亡，数万人受伤，20余万名旧金山市民无家可归。仅旧金山湾区的经济损失就达4亿美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马基特（Market）大街南部的工人街区损失尤为惨重。这里集中了城市1/6的人口，其中易燃且密集的房屋很快就被大火吞噬。

　　位居旧金山市中心，且人口稠密的唐人街被毁的彻底程度较马基特大街南部的工人聚集区犹有过之。其中的诸多建筑虽未毁于地震，但在震后的当晚即被大火焚为灰烬。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通问报》在对旧金山唐人街受灾情形的连续报道中指出，“华人街被灾尤重，凡剧园寺庙等，悉遭毁坏，租屋亦多倾坍，压毙人口颇众”。“旅居旧金山之华民，所有房店均经毁坏，现在流离失所，无从得食，受灾之重，惨不可言。”国内影响颇巨的《申报》也报道，在这次地震中，“唐人街……亦遭毁坏”。从这些报道可窥旧金山唐人街被毁严重程度之一斑。　　旧金山唐人街集中在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大街与太平洋（Pacific）大街，以及卡尼（Kearny）和斯托克顿（Stockton）大街之间，当时有大约2.5万名华人栖居于此。地震当日的傍晚，唐人街已经受到大火威胁，火势从蒙哥马利（Montgomery）大街到马基特大街，沿着街道一直向西蔓延；午夜过后，大火已将唐人街团团裹住。唐人街的建筑几乎都是在1882年防火条例出台之前建成的高密度木质结构，正如华人学者余进源描述的，“华埠之木楼林立，多设骑楼，楼顶采古塔式，地面层以杂货衣馆及雪茄厂为多”。这种结构的建筑一旦火起，其势自然难以遏制。震后惊魂未定的唐人街居民，次日清晨所见唐人街已成一片废墟。旧唐人街自此成为记忆。绝大多数旧金山唐人街富商的财富在大火中损失殆尽。　　旧金山1906年大地震留下的并不仅仅是关于灾难损失的记录，灾后的救济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美国人的开拓精神，同时折射出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阶级分层。在灾后最初的数日里，20余万无家可归的旧金山灾民极度渴望得到援助。美国政府及时应对，军方提供的临时帐篷，在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为4万人提供了庇护。国会也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敦促下，于地震次日拨出100万美元作为救灾基金，并在两日后又追加了100万美元。在此期间，湾区的轮渡公司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也开始将灾民运到安全之处。灾后，至少有22.5万人次的灾民乘坐过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的免费交通工具，去往加州乃至美国各处。在旧金山市政府的统筹下，联合铁路公司几乎立马建设通往马基特大街的有轨电车。在灾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日常的商业活动就开始恢复，菲尔莫尔（Fillmore）大街以及后来的范内斯（Van Ness）大道成了城市主要的商业大街。整个城市竭力尽快回归正常。当时，西部美国人具有一种开拓进取的边疆精神，这是旧金山能够迅速崛起的根源，也是它在灾后得以迅速恢复并重建的精神支柱。　　从表面来看，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无论华人还是土生美国白人，都成了难民。当他们次第排队领取救济站的食物时，“平等”的表象则更为强烈。但实际上，这种灾难前的平等，仅存于人们的想象和作家的构建中。尽管美国总统罗斯福传令在救济灾民时，“中日两国之人，当视同一律，不可有所厚薄”。然而，旧金山的灾难事实上加深了种族与阶级间的歧视与不平等。美国历史学家安德拉·戴维斯（Andrea Davies）在她的《拯救旧金山》一书中，提及贵妇罗莎莉·斯特恩（Rosalie Stern）在被救济过程中所享有的特权。她嫁给了李维斯公司的总裁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是当时旧金山极少拥有豪华汽车的人之一。当罗莎莉同其他不可胜数的难民一道抵达旧金山的难民救济营寻找供给与庇护时，她获得了特殊优待。此外，为了维护震后旧金山的社会秩序，市长尤金·施密茨（Eugene Schmitz）在地震当日发布了一道“射杀令”（Shoot-to-kill order）。该命令规定，军队或警察如遇有趁灾劫掠，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犯罪者，皆可直接射杀之。这一违背美国宪法的命令，在执行过程中亦存在种族与阶级的差别。当目标是穷人和少数族裔时，该命令遭到了极大滥用，被误杀者甚众。而精英阶层则仅有一名“市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的成员被误杀。　　唐人街所遭受的洗劫尤为严重。旧金山华文报纸《中西日报》（Chung Sai Yat Po）报道了相关情形：“本埠被焚各铺户，所有烬余，无论贵贱，外人不敢染指，独于华人埠陆兵看守不甚严密。昨初三日，多有人见意大利人成群结队挖掘花尊瓷器以去。”甚至看守唐人街的国民警卫队成员，也参与洗劫唐人街废墟中留下的金银器皿。余进源提及，“西报记者振达行抵加罅宽尼亚都扳街，遥见华埠内之残楼，隐约有人影往来，细察之下，原来尽属国防军人，有携麻布袋者，在瓦砾中正忙于偷窃商户遗留之金属器皿。”足见作为有色人种的华人，在这次灾难中“雪上加霜”的境遇。白人穷人在救济中也被区别对待。玛丽·凯莉（Mary Kelly）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小册子，集中描述各类机构在对待1906年大地震中的贫穷灾民时的粗暴方式，认为整个湾区救济委员会的历史，是当时“最黑暗”、“最缺乏人道”的历史。当然，同华人相比，白人穷人的选择更多。华人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皆处于一种与美国社会剥离的状态。白人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通行证，离开旧金山，去往美国各地。而灾后华人的可选之途基本只有两条：他们要么穿越海湾逃至奥克兰等地，要么游荡在旧金山的废墟中。值得一提的是，奥克兰的“女性无家可归者委员会”（Homeless Women and Girls Committee）所援助的对象，也不包括华人女性。可见，即便是在大灾难面前，社会地位与种族身份仍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大火焚毁了整个城市，却无法焚毁根深蒂固的种族与阶级分层。这场大灾难以及后来的救济活动，不是破除了种族与阶层间的壁垒，而是对之反复强调并进一步固化。　　尽管大地震与大火使得旧金山中心城区成为一片废墟，整个旧金山有超过一半的人无家可归，但在救济灾民的同时，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旧金山市政府以及市民也在积极推进对旧金山的迅速重建。他们确信旧金山将会很快重建，并延续其作为太平洋沿岸大都市的地位。更何况，旧金山扼住了美国这一已经初显财富潜力的新兴帝国的西大门。尽管旧城已经化为一片废墟，但旧金山人决心在原址重建一个更新、更便捷、更美观，同时也能防火防震的现代化都市。1906年描述大地震的相关著述，都对旧金山迅速重建，并超越往昔的辉煌持乐观的态度。当时美国的工程师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他关于这场灾难的论述中，确信旧金山将会再度崛起；企业家阿彻·亨廷顿（Archer M. Huntington）也认为，“旧金山是美国落基山以西当仁不让的大都市。这个城市将会很快被重建，而且将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城市。”城中的银行无一家宣布倒闭，相反，大多数银行震后宣布在数日之内恢复正常营业。东部诸州的资本家们蜂拥而至，对投资旧金山的重建兴趣浓烈。总体而言，美国人相信旧金山有足够的坚韧以及充分的精力和资金来全面恢复，并超越往昔的辉煌。二、排华背景下唐人街原址重建遭遇的阻力　　关于旧金山新城的重建计划有多种方案，其中有的在地震之前就已有之，这与美国进步时期的城市美化运动与城市改造相关。这些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要将旧金山建成为一个比旧城更为繁荣、整洁、美观的大都市。根据当时著名建筑师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的计划，新旧金山应有更多的公园，包括将狭长的金门公园延伸至范内斯大道。科尔尼（Kearney）大街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商业大街将会被扩宽，唐人街将会被彻底清理出中心城区，并在市郊建立一个新的亚洲人聚居区。这与旧金山市长尤金·施密茨试图将所有华人转迁到城南“猎人岬”（Hunter's Point）的意图不谋而合。　　法理上，各社区成员只要自己愿意，地震之后在原址重建家园是不言而喻的权利。然而，旧金山唐人街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华人的意愿。唐人街被毁后，未等华人完全离去，就有旧金山的报纸在呼喊：“这个城市再也不会有唐人街了。再也不会允许华人占据如此有价值的地段，而这个地段以往他们已经占据了太久。我们将以漂亮的大楼以及从诺布山（Nob Hill）山脚到山顶的盘旋公路来美化它。”甚至在大火的灰烬余温尚存之际，不希望唐人街在原址重建的城市当局与市民就开始争辩应当将华人转移到何处的问题。而在各种重建旧金山的计划中，也没有将唐人街的原址重建考虑在内。对于很多旧金山人而言，唐人街的彻底被毁，给他们将唐人街清理出中心城区提供了机会。为了处理外迁唐人街的问题，1906年4月27日，施密茨市长成立“四十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Forty），并在其下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安置华人委员会”（Committee on Location of the Chinese）。其成员包括该委员会的主任亚伯拉罕·鲁夫（Abraham Ruef）、旧金山前任市长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以及耶利米·迪恩（Jeremiah Deneen）。他们都对华人持有敌意，是顽固的排华分子，也是将唐人街移出旧金山中心城区计划的坚定支持者。　　旧金山政府与市民大众关心的不是华人灾民的疾苦，而是担心华人灾民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而迫使华人居民撤离唐人街。尽管绝大多数华人灾民在旧金山外寻求庇护，仍有至少数百人停留在旧金山。起初，华人灾民营位于范内斯大道靠近海湾的地方。由于灾民营周围白人居民和地产所有者的强烈反对，华人灾民不得不多次迁徙到不同的难民营地，从范内斯大道迁至普雷西迪奥（Presidio）的军事用地。普雷西迪奥虽是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但是在该地拥有地产的白人仍对将华人灾民营设在此地表示强烈不满。他们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组成一个庞大的“社区代表团”，要求救济委员会将这一营地移出。当地的一家媒体报道说，将华人安置在无人之地，“可以（使他们）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大自然的卫生净化”。这种带有种族主义的报道，助长了当地人的排华情绪。面对这种安排，华人拒绝进入救济营。尽管该营地建造的规模可容纳一万灾民，但实际进入营地避难的华人从未超过200人。至5月末，这个偏远灾民营的华人灾民人数减少到120人。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情形，除华人灾民更倾向于到湾区其他华人社区寻求庇护之外，华人灾民营的数度迁徙，使华人不胜其累，再加上营地位置偏僻，这对社会联系紧密的华人自然缺乏吸引力，而救济营简陋的设施也让华人望而却步。华人幸存者沈贝茜（Bessie Shum）后来回忆，地震后其家庭“在范内斯大道附近呆了数日，后决定乘轮渡至奥克兰暂住”。而沈贝茜的家庭只是上千弃灾民营而到奥克兰华人区避难的华人家庭之一。　　不过，在美国政府和大众媒体的话语中，华人却得到了妥善安排与照顾。政府的救济报告甚至对普雷西迪奥进行了一番夸赞，认为除了该救济营离市区稍远之外，没有其他缺点：“食物优良，卧榻整洁，卫生出色”。不可否认，在地震后，罗斯福总统因担心华人遭遇歧视性对待，指派商业部长维克托·梅特卡夫（Victor H. Metcalf）到旧金山了解并报道相关情况。梅特卡夫在初步接触了数名白人精英之后，便在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匆匆下结论说：“据我所知，旧金山震后赈济过程中，没有针对任何人、任何种族、任何肤色的歧视”。一名记者在《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撰文说，华人救济营的“整个设施非常好，从结实的帐篷到炉灶和闪闪发亮的垃圾箱，各种物资也是崭新而卫生的，是我见过的政府提供给灾民最好的救济物资”。然而，就在该文发表的两个月之后，华人营地就已经关闭。大地震并没有将反华情绪一起埋葬掉。旧金山市政府以及白人社会不但在灾后救济华人的过程中对华人灾民营的选址颇费周折，事实上也预示了旧金山唐人街原址重建的巨大阻力。　　产生这种阻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基于《排华法》所建构的排华话语及其惯性。排华势力将地震视为进一步推进排华运动的绝佳机会。对于将唐人街视为该城市污点的白人来说，其彻底的摧毁似乎有些姗姗来迟。1906年被大火摧毁的唐人街，被认为是这次地震一项伟大的“赐福”。《跨大陆月刊》（Overland Monthly）宣称：“大火已经为文明开辟了道路，清理了华人的贫民窟，城市的边缘也不再建立唐人街……这仿佛是一种神圣的智慧指引了大地之神和火神的行动。无比明智的是，最坏的被清除了，最好的取而代之。”暂居纽约的旧金山人，甚至置地震所带来的悲伤与苦难于不顾，反而庆幸唐人街再也不会污染诺布山的山坡。美国学者乔安娜·迪尔（Joanna Dyl）尤其强调城市生态的改善与重置唐人街的关系，认为旧金山白人视唐人街被毁为改善旧金山城市生态的良机。可见，针对华人的种族恐惧与仇恨在加州可谓根深蒂固。　　旧金山之外的报刊也鼓动旧金山当局将唐人街移出中心城区。《纽约时报》评论说：“旧的旧金山唐人街比纽约的唐人街更加肮脏、荒诞。它占据了一个核心商业区，比邻主要的居住区。这里的旧金山人往返工作无法不经过唐人街。更甚者，妇女‘购物’也必须穿越之。相反，我们小小的唐人街，恭谨地偏于一隅，无人需要穿梭其间。”在该文看来，哪怕白人在唐人街中来回穿梭，也可能招致污染。《克利夫兰诚实商人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更是声称，旧金山容忍唐人街的存在“是一种耻辱”。可以说，在排华语境下，外迁唐人街已经形成旧金山大地震后一股波及全美的舆论压力。重置旧金山唐人街的声音，并非此时才第一次出现。当1900年鼠疫袭击旧金山唐人街之时，警察将唐人街同城市的其他部分隔离开。全城试图清理唐人街这一“疾病温床”的舆论也因之喧嚣一时。在美国总体的排华语境下，外迁唐人街是旧金山白人的主流意志之一。他们甚至祈祷唐人街能够发生一场足可将其毁灭的大火。如今大地震使其得偿所愿，他们自然不愿错过这一机会。旧金山排华人士试图在城外建立一个孤立的华人聚居区。新建的唐人街需足够遥远，以至于无论是其间的瘟疫、赌博或是娼妓，都不会再污染到白人。在他们看来，以往的唐人街由于其优越的城市中心地理位置，不但使得城市的商业中心显得拥挤，同时也对周遭的白人造成了污染。在与旧金山法院审判大厅不到一街区之隔的地方，就有数家华人妓院。在这个拥挤的“瘟疫区”之内，成百上千的华人妇女被作为奴隶集中监禁。由于华人的贿赂庞大有力，以至于政府官员似乎对此也束手无策。鉴于此，让唐人街永久地离开旧金山城区，无疑是多数旧金山白人的最佳选择。　　其次，经济因素的考量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华裔史学家艾明如（Mae Ngai）尤其强调，部分白人始终觊觎唐人街的土地及其价值。旧金山唐人街位于市中心区域，与核心商业区为邻，是整个旧金山最好的地段，商业资本对之垂涎已久。由于唐人街的中心位置，旧金山市政府宣称，这一地区有非常好的商业发展潜力，城市最精华的部分不应有华人隔都区（Ghetto）的发展空间。丹尼尔·伯纳姆关于新旧金山的计划，并没有将唐人街纳入考量，其中除排华因素之外，也是资本的力量使然。在伯纳姆的观念里，唐人街由于占据了旧金山颇有商业价值的区域，最终将会被迁离。这一计划获得了主流白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唐人街所在的位置是如此重要，理应用于其他更有价值的目的。对于白人来说，新的唐人街最终被安置在何处并不重要，只要“低劣”的华人腾出其所占据的核心地段并迁出城区即可。　　再次，基于城市美化的考虑也是旧金山唐人街原址重建受阻的重要原因。“向丑陋开战”的“城市美化”运动是当时美国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其目的是要通过创建美丽、理性的城市来解决镀金时代以来，美国愈演愈烈的城市社会问题。前市长詹姆斯·费伦在1893年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了解到“城市美化”的理念，并认识了芝加哥城的设计者丹尼尔·伯纳姆。费伦作为旧金山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抱着重新建设旧金山的目标，于1904年将伯纳姆请到旧金山，让他对旧金山在整体上进行重新规划。伯纳姆绘制了详细的计划，以使旧金山的风格巴黎化。1905年的旧金山城市设计报告中，概述了70项彻底修整城市的建议，包括扩大金门公园和迁移唐人街。对于城市美化的支持者来说，1906年的唐人街灾难是一个天赐良机，为建立一个更为美观、健康的城市清除了障碍，为旧金山建立理想的城市与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就连湾区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中西日报》，也认为“西人”必会把握这次机会，地震后旧金山唐人街的迁移几乎已成定局：“西人之议迁华埠，已非一日，今经此火劫，又有机可乘，其不能不迁也必矣。”　　由于华人一贯的温顺与容忍，其利益与观念诉求常被忽视。华人在聚居于旧金山的五十余年中，从未作为合法的实体来表达自己，更没有在决策层面得到咨询，哪怕这些决策直接关乎唐人街或是整个华人群体。地震之后，旧金山市政当局也自然觉得没有必要邀请华人参与到有关唐人街未来的讨论中，预设华人一如往常，只有选择遵从决定。然而，华人在争取旧金山唐人街原址重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出乎美国主流白人与旧金山当局的意料。三、华人争取原址重建唐人街的努力

　　同旧金山的重建一样，唐人街的重建也在地震后不久即在华人社区内部提上了日程。面对美国社会各种反对唐人街原址重建的态度，太平洋两岸的不同华人群体采取了有力的回应措施，以争取旧金山唐人街在原址实现重建。

　　华人精英与各种华人组织在争取旧金山唐人街原址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华人灾民的救援行动，大大凝聚了美国的华人，同时也展示出华人群体所蕴含的力量。唐人街的领袖们仍然保持着对其社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掌控力。华裔商人领袖带头努力实施重建，与白人业主签订长期租约，甚至为重建的大楼签名担保。面对白人精英将唐人街迁出旧金山城区的企图，华人商家提出质疑，并威胁将有利可图的唐人街旅游业与贸易带到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其他城市，如西雅图、波特兰，甚至海湾对岸的奥克兰。得益于华商的支持，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向他们贷款3万美元进行唐人街重建。当时将临时总部设在奥克兰的“中华会馆”（the Six Companies），也宣称一周内在旧金山原址重建总部。很多旧金山华人精英本身在唐人街持有产业，他们自香港财团处获得重建唐人街的资金支持。富商陆天申和刘兴创建了广东银行以援助唐人街重建和发展。旧金山的“中华会馆”（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由于其很多成员在唐人街拥有地产而坚决反对迁移唐人街，并呼吁成功的商人以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所见的中国建筑为依据，在原址重建唐人街，并借机改变以往唐人街“贫穷”、“道德沦丧”、“病源地”的恶名声。　　唐人街的原址重建，给华人反抗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与偏见提供了机会。由于对美国宪法等法律理解的加深，华人精英越来越多地运用美国宪法与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华人意识到财产权是美国社会尊重和美国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并以之来维护他们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合法权利。事实上，尽管存在白人房东，但在旧金山唐人街15个核心街区，华人的房产占据近一半。因此，《中西日报》刊文主张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实施重建，“现有华人五十名，均有实业在华埠者，已定意返回旧址重建新楼；同华人领事等，已得有著名律师商酌，谓华人经购之地段，以及承批未满之地段，均有权随便建楼埠中，概不能抗阻。”该文强调“恢复非难事”，任何在唐人街拥有地产或者租赁契约的人，都有权合法地在原址重建其房产，而不会有任何来自当地政府的干涉。在大地震之后的第一个中国农历新年，新兴的华人社区已经开始在原址复苏了。　　美国其他华人民众对受难同胞的支持，虽不如华人精英以及华人组织那般直接有力，但也给受灾的同胞带去温暖，并向美国社会展示了华人强大的精神内聚力。而受灾华人自身的努力，亦是旧金山唐人街得以原址重建的重要保证。灾难所留下的残垣断壁，使地理位置与居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更加凸显。他乡中的“故乡”成了重塑华人灾民个人认同和家庭的纽带。而在一个充满歧视与偏见的社会里，唐人街的原址重建对维系华人的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华人灾民只有待在属于华人自己的社区里，心里才更为踏实，更具安全感。以王孙悦（Sun Yue Wong）的家庭为例，他们意识到旧金山华人救济营无法满足其需求，一旦积攒到能付船票费的资金，他们就会向东旅行至瓦列霍（Vallejo）的东湾（East Bay）唐人街，投奔他们的亲朋。即便是在湾区之外，唐人街的灾民仍然集中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里。　　在声援唐人街原址重建的过程中，华人媒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伍盘照（Ng Poon Chew）创办的《中西日报》，在促进华人认同，提醒其读者有关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以之作为重返唐人街的武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旧金山大地震之后华人在原址重建唐人街受阻，该报也撰文陈其要害，对华人予以鼓励，认为“人人破此意见，群策群力，设法以图恢复，又安知真难复者不可以复乎？”《中西日报》的编辑并就如何实现唐人街在原址重建给出了三点建议：　　一宜速聘著名律师，以辩理其事。二凡我华人前在华埠所居之楼宇，其地为我华人所管业者，可从速建复楼宇，不必需求彼地方官准情而后建复也。……三凡华人前在华埠所居之楼宇，其为与西人租借者，今可从速与楼主商议，求彼速为建复而租借之。这三条建议具体且有极强的操作性，同时也鼓舞了华人在旧金山原址重建唐人街的信心与决心。不同华人群体在这些建议的指导下开展原址重建唐人街的工作，并取得积极进展。　　华人灾民多有期望清政府能够介入，并代表他们协商唐人街原址重建一事。5月1日，《中西日报》刊文从细节上明确了华人所享有的权利及其限度。其编辑告诫道，“我国外交官，无权与金山政府争唐人埠事。唐人埠之成，成于自然之积聚，非成于条约之界画。我外交官不能要求美政府，必以某处某处为华人聚居之所，使者无权，领事更勿论”。该文明确告知华人，中国的外交官没有权力与旧金山政府就唐人街的选址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该编辑也进一步指出，作为公民与居民，华人灾民有自由地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金山政府，或华盛顿政府，无权定某处逼华人聚居。……依美宪法，除中美间战时外，无论本国人或外国人，同在宪法保护之下。政府不能损害其自由迁徙居住之权。故金山政府指定某处为重造唐人埠之地，我华侨可置诸不理。我华侨欲重造唐人埠于旧地，其权全在地主。　　这是从美国宪法的权利界限，分析了华人在旧金山重建唐人街的权利及其可能存在的阻力。《中西日报》的宣传，至少在部分华人身上激起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而在清政府治下的中国人，很难具备这种意识。为了尽可能减少重建唐人街的阻力，该报再次给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凡是有保险者，争取尽快拿到保险，以作为重建唐人街的资本；在重建旧金山唐人街的过程中，其他地区的华人富商应当竭力予以资助；绝不将唐人街中的华人地产售与白人；同唐人街中的白人地主签订合同，要么租其地造屋，要么先行签订租屋协定；鉴于白人不愿与华人比邻而居，华人只需间段性租赁，则剩余地段、房屋自然租与华人；华人应尽快与关键地段的旧地主达成租赁合同，以备日后白人舆论的阻遏压力。《中西日报》还及时澄清了一些关于旧金山唐人街重置的讹传与谣言，帮助灾后形成了新的唐人街以及华人社区的认同意识。说其领导了旧金山唐人街原址重建的华人舆论应不过分。　　与华人有涉的传教士、宗教机构和团体同样在旧金山唐人街重建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重建一个更加繁荣、整洁、有序的新城，需要有强大的勇气和精神支撑。旧金山地震之后，在宗教影响之下的重建计划就出台了。华人居民发现，要在灾后持续待在唐人街及其附近非常困难。白人女传教士埃拉·梅·克莱门斯（Ella May Clemens）对旧金山市政府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救济提出了批评，并公开将她自己出资的救济营帐设在了唐人街，为华人幸存者争得一席之地。这是她应一少部分仍在唐人街中的华人之需而设立的。克莱门斯试图通过这种努力来拉近白人与华人灾民之间的鸿沟。为了进一步弥合华人与白人间的隔阂，她于1906年9月与救济营中一位名叫王孙悦的华人灾民结婚。二人随即开始着手在原址永久重建唐人街。　　在新的旧金山及其唐人街最初建立的永久性建筑中，就有建立在克莱（Clay）大街的“长老会华人青年之家”（Presbyterian Chinese Young Men's House）。此后不久，在传教士劳克林（J. H. Laughlin）等人的努力下，“华人长老会教堂”（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浸礼会华人教堂”（Baptist Chinese Church）等宗教建筑也随之在原址得以重建。由于与华人相关的教堂率先在原址重建，实际上造成了唐人街原址重建的既成事实。　　宗教能够部分淡化种族差异的意识，白人基督徒并不质疑唐人街的华人基督徒的价值与信仰。1906年的灾难之后，传教士的工作在华人之中变得更容易被接受。这客观上也有利于华人形象的提升，因为在美国的排华话语中，其核心之一是华人属于信仰缺失的“异教徒”。而此时华人竟与美国主流白人信仰同样的宗教，这一核心排华话语自然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旧金山的唐人街能够在原址得以重建，远在大洋彼岸的母国在维护旧金山华人的权利方面，发挥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效。母国民众的支持与声援，在旧金山原址重建的过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人与母国联系密切。为了应对这种紧密联系，在地震前，旧金山与中国之间的电报线铺设完成。1906年4月16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同清朝慈禧皇太后互致贺电，以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彼此表达了增进联系、共同繁荣的意愿。华人同胞慷慨解囊，施以援手，个人捐助额度从10美元到3,800美元不等。如同在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中，美国华人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一样，母国民众对震后旧金山华人提供的经济援助亦是史无前例的。多年来美国华人一直往母国汇钱，而现在他们得到了回报。一些有条件的国人响应旧金山领事馆为同胞“捐助力所能及的金钱”的呼吁，纷纷捐款赈灾。国内的《申报》也呼吁，国人切勿“袖手漠视我同胞倒悬于海外”，而需“群焉奋起，争先恐后，各筹巨款，以解我同胞之困苦。”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收到了巴拿马的华人群体寄来的5000美元救济旧金山华人同胞。香港东华医院也响应梁诚赈灾，1906年4月22日电汇1万美元赈济灾民，4月30日又追加捐款1万美元。上海道台在1906年4月23日致梁诚的电报中，捐款30,688美元；次日，上海商会捐款5万美元，后于4月30日追加捐款37,700美元。来自母国以及其他地区华人的救助行动，无疑提升了后地震时代华人在旧金山以及在整个美国的地位。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地震后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关切程度异乎寻常。这是击败旧金山白人试图搬迁唐人街计划的又一关键因素。地震爆发当日，梁诚即向清政府外务部发送电报告知，“旧金山地震，灾甚重，毁伤无算，华人亦有损伤。”次日，梁诚再发电报，“美国旧金（山）地震奇灾，全埠被毁，华侨数万财产尽失，流离无依，急需赈抚。”同一天，梁诚也向广东发去电报，陈述旧金山地震华人受灾之重，期望能尽快给予资助。清政府对于梁诚的电报给予了及时且积极的回应。4月21日，军机处给梁诚回电道，“旨美国旧金山地震，灾情甚重，殊深悯恻，着出使大臣梁诚传旨慰问。钦此！希钦遵转达，并查华人损伤情形，迅即电复。”次日，军机处电传慈禧太后懿旨给梁诚，强调朝廷对灾情的关切，“皇太后懿旨，旧金山地震被灾华民甚重，朝廷深为轸念，着发给币银四万两，由外务部迅速汇往，并传知梁诚妥为赈慰。”这四万两币银是赈济受灾华人的专款。同日，清政府还向美国驻京使臣迅速汇寄10万两币银，以资赈灾。　　清政府和慈禧皇太后除了积极捐款赈灾外，并及时派遣驻美公使梁诚抵达灾区了解华人灾民的受灾情况，责成他查明在这场大灾难中华人难民的处境。旧金山华人试图原址重建唐人街的意愿也获得了清政府的支持。清廷驻华盛顿总领事馆参赞周自齐（Chow Tszchi）在灾后抵达旧金山，同旧金山领事钟宝僖以及华人领袖举行会议，并表态支持“中华会馆”率先在原址重建。对于期望返回中国的华人灾民，清政府也愿意承担其返回母国的所有费用。　　其实，梁诚最初的使命并不是关注旧金山的唐人街能否在原址重建，而是针对华人灾民的救助与安置。据《旧金山呼声报》报道，无论是旧金山唐人街在原址重建，抑或是将之迁移至他处，皆不是这位中国公使考虑的事情。梁诚相信旧金山唐人街的重建会得到妥善解决，市长施密茨也就此做出了担保。他甚至也不反对将新唐人街建在“猎人岬”或“电报山”（Telegraph Hill）的提议，前提是要建成连接旧金山市区的便捷交通。然而，远在中国的皇太后对这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唐人街重建计划感到愤怒，感觉自己被深深地冒犯。她通过梁诚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申明华人的权利，即旧金山的华人有权利选择任何他们所愿意的地方生活。中方代表严词告知美方，搬迁华埠会成为一个外交事件。考虑到中美两国关系所处的特殊时期，罗斯福不想将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故而施压旧金山市政领导放弃转移唐人街的计划。同时，属于华人区一部分的旧金山领事馆是中国政府的财产，领事馆坚决拒迁，旧金山市政府也无计可施。这样，彻底搬迁华埠的计划只得搁浅。　　清政府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标志着其对海外华人政策上的重大变化，表明美国华人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在经历异常糟糕的财政困境。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巨额赔款，导致清政府财政极度空虚，濒临崩溃。然而，在如此艰难的财政局面下，清政府仍耗费巨资资助旧金山的华人灾民，这令在美国的华人异常感动。清政府为何会在处理旧金山华人灾民问题上做出如此反应？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意识到海外华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旧金山华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展示的能量，正如当时《新闻报》所发表的评论，“廿年以来，中国人渐知外洋华侨之足重矣”；其二，在国内革命形势日渐高涨的情况下，飘摇的清政府更希望得到美国华人的支持；其三，通过这次外交以扭转其在海外已经衰败不堪的国际形象，同时也可安抚国内日渐觉醒的民族主义情绪。《新闻报》就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国人赈济旧金山华人灾民的必要性，指出“若此次对于旧金山之事而稍有淡漠之象，必为外人所笑”。虽然清政府的积极外交存有诸多功利主义的考量，但它无疑加强了海外华人的凝聚力与对母国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美国排华过程中，如1882年《排华法》的颁布以及其后数次延长其效力，清政府皆表达了不满与愤怒，并采取了相应的外交活动，然而却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足够重视，也鲜有重大的外交成果。为什么在旧金山大地震后，更为飘摇欲坠的清政府的支援和抗议等外交活动反而变得更为有效？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中国当时已经觉醒的民族主义有关。1905年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便是这种民族主义觉醒的有力证明。这一运动虽然效果欠佳，但其声势极为浩大，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的觉醒”成为一时的流行语。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一旦将旧金山唐人街从原址迁走，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另一方面，日俄战争后日本表现出来的侵略性也让美国政府颇为担忧。美日之间因为在太平洋的利益之争而导致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正在急剧上升。鉴于这种可能性，美国政府有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从而尽可能地制衡日本。故而，在旧金山大地震后唐人街的重建问题上，美国政府愿意听取中国政府的意见，并尽量对中国政府的合理外交诉求做出积极回应。　　概而言之，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旧金山当局不得不允许原址重建唐人街。1906年6月2日，在进行了25次会议之后，亚伯拉罕·鲁夫请求解散“安置华人委员会”。他承认，在法律上，市政当局无权阻止华人地产拥有者在原址进行重建。与此同时，鲁夫指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委员会，皆已尽力“重新安置”华人，但这一工作是如此的复杂，掣肘因素如此之多，以至于要重置华人几无可能。7月8日，“安置华人委员会”递交了最后一份报告，承认无法将华人从他们以前的地址迁走，并再一次要求解散。而在当时，华人已开始在原址重建唐人街。自此，关于重置旧金山唐人街华人的议题也逐渐销声匿迹，美国其他城市搬迁唐人街的意图也彻底消失。四、唐人街原址重建的意义

　　旧金山的华人既然已经争取到在原址重建唐人街的权利，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实施重建。唐人街原址重建，并不仅是社区与建筑的重建和唐人街面貌的翻新。大地震后的唐人街已成一片废墟，重建唐人街的图纸一片空白，为新唐人街的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旧金山华人将唐人街的原址重建视为变革华人社区的契机。试图一方面强化社区认同，另一方面也希望唐人街能够得到更多美国主流白人的认可。关于旧金山唐人街重建的具体实施，并无统一计划，但华人社会对重建唐人街的理念出奇的一致。房产所有者、企业主，甚至建筑师都吸纳了卢克·丁·伊莱（Look Tin Eli）的看法，将新唐人街建成一个有中国风格、整洁繁荣，能够吸引游客的华人聚居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华商们将宝塔式的屋顶和其他东方情调的图案融入传统西方式的外墙中，以此来营造“东方式的”街区景观。陆天申在格兰特大街建造的大楼，是第一批体现这种新风格的建筑之一。街道的牌楼装饰着中国龙的图案和孔子的箴言，指向天空的飞檐造型夸张，五颜六色。这些成了新唐人街随处可见的建筑景观。中华会馆的新建筑采用了红色的门，黄色柱子撑起的门廊和铺满绿色瓦片的屋顶绘有跃起的鲤鱼。位于加利福尼亚和格兰特大街拐角处的庄星（Sing Chong）大楼以宝塔塔楼式的朝上屋檐为风格特征。建筑师在修建唐人街的其他建筑时，也参照这种风格，“仿照远东款式建造楼宇”，“冀招来各方游客，以期振兴商务”。前文提及的王孙悦与埃拉·梅·王（Ella May Wong）夫妇在1906年灾后的唐人街中经营古玩店，出售一些传统纪念品。后来，他们开发了自己的唐人街旅游线路，埃拉在她的小册子中做了宣传美丽、整洁唐人街的广告。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温迪·杰莱（Wendy Jorae）所指出的，埃拉“创造”了一个“浪漫的旧唐人街”和一个“受人尊敬的新唐人街”。华人学者刘伯骥也对新建的唐人街同旧唐人街之间面貌的云泥之异有所描述：“地震后，华埠全区重新建筑，一二年间，建成高楼大厦，略带东方色彩，街道比前宽敞，华埠面貌，比地震前截然两样。”总而言之，新建的唐人街建筑更加结实、令人赏心悦目，街道小巷也更加卫生。其目的是要让唐人街从“城市之耻”变为城市的骄傲，同时要尽可能地体现中国文化与传统中国建筑风格。　　在通过迅速重建来实现华人诉求的过程中，华人商人与白人房东以及城市官员紧密合作来支持唐人街旅游业的发展。而唐人街的新设计，包括了更为宽阔的街道，更为完善的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旧金山通讯报》也对新唐人街的卫生表示满意，认为其“已经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卫生要求”。到1910年代初，唐人街的商人开始庆祝新唐人街这一“理想东方之城”的建成。然而，唐人街的种族化色彩并没有因之逐渐消失。正如美国日裔历史学家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所言，唐人街仍是旧金山城内的隔都区（Ghetto），是族裔与文化的孤岛。至少游客在白天看到的情形如此。　　地震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旧金山唐人街一直是美国华人生活的经济和社会中心，其居民决定了其社区的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震与大火似乎也给了唐人街华人成为合法居民提供了机会。所有藏于市政大厅的华人出生证明都在地震当日被焚为灰烬。根据当时的种族主义法律，只有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才能够成为美国的公民。这场灾难之后，成千上万旧金山非美国出生的华人，宣称他们是美国公民，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证明，已在大火中被焚毁。华人抓住了这个机会，重新申请他们的居住资格，并在政府文件上增添出生在中国的“儿子”。根据美国法律，华人只要能证明其美国公民身份，其子女则可合法地移居美国。“纸生仔”（paper son）移民因而暴增。正如当时美国人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所指出的，到1907年，“一个关于公民身份的链条建立了起来，而且几乎牢不可破”。华人李海明（Hay Ming Lee）的父亲是旧金山的一名工人，他在回忆中描述大地震如何改变了众多华人的命运：“华人伪造出生证明，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返回中国携带四到五个儿子。”旧金山1906年历史性大地震，为成千上万的“纸生仔”进入美国提供了机会。　　“纸生仔”是旧金山唐人街重建的一个意外，但对维系稳定的华人社区意义重大，并使旧金山的华人社区逐渐走向成熟。自《排华法》之后，美国的华人移民人数锐减，而随着年长者逐渐老去或回国，美国的华人总数一直处于衰减的状态。“纸生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结构，缓和了极度不平衡的男女性别比，阻止了美国华人群体的加速收缩，使华人社会趋于稳定，并逐渐走上自然增长的过程。同时，正如我国学者王志永所指出的，“纸生仔”使大量华人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身份来维护华人的正当权利，进一步壮大华人群体，改善华人形象。某种意义上，“纸生仔”是旧金山新唐人街实现人口和精神重建的关键。　　新建的唐人街大大更新了其旧有的形象。在美化唐人街的建筑、环境与声誉方面，旧金山市政府与唐人街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皆希望能以此吸引更多的游客。此时前来旧金山唐人街的游客参观内容也逐渐发生了转变，更加专注于对真正中华文化的品读，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欣赏。而在19世纪80年代，《波西米亚人》（Bohemians）杂志将旧金山唐人街描述为现代社会的化外之地，允许前现代因素在其间繁衍。他们对唐人街的描写与越来越多的游客形成了共鸣。当时，来到唐人街游览的游客，所想要观赏的正是前现代的遗存，并在其中寻找美国排华话语中所建构的华人形象的蛛丝马迹。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与建筑风格，而是其想象中的唐人街形象，即唐人街是肮脏堕落的“城市毒瘤”。而作为重要旅游目的地的唐人街，充斥着烟馆、赌馆，还有约1000名妓女出没其间。也正因此，妓院、妓女、烟馆、瘾君子、赌馆、赌徒等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到90年代，白人导游甚至通过舞台表演来展示“堕落”的唐人街的“真实”。通过这些活动，游客们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华人属于“低劣他者”的认知。华人对游客只关注唐人街黑暗面的态度表示鄙夷，甚至敌意。　　毋庸讳言，地震之前的旧金山，已是美国西部的大城市，时值美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阶段，这就与传统的城市发展与管理理念之间形成紧张，各种美国镀金与进步时代的城市问题，在旧金山同样存在。而在美国人看来，位于市中心的唐人街，更是这座城市的藏污纳垢之所。确实，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的旧金山唐人街，虽然人口不如当时美国城市化人口膨胀得那般迅速，却几乎存在美国城市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不仅如此，旧金山唐人街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特有的“烟”“赌”“妓”“堂斗”等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被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给放大了。　　新的唐人街建成后，游客如希望能够体验真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只需要散步于唐人街的主要街道即可。中华会馆所编的第一部关于旧金山唐人街导游的册子，也传播了类似的信息：建议游客无须刻意寻找唐人街的“污秽”之地，并推荐数十个唐人街中值得仔细把玩、品味的地方，如寺庙、剧院、商店、饭店等。无论是旧金山当地白人，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对焕然一新的唐人街也充满了兴趣与好奇。游客对唐人街观光点的转变，无论是对游客自己还是华人皆影响巨大。游客发现，“唐人街并没有地下的鸦片窝点”，也不存在“黄种人主人与白人奴隶”，“黑死病也已经在唐人街销声匿迹”，华人更“不食用老鼠”。不仅如此，甚至中国食物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多西方人的喜爱。来到旧金山的旅行者，如果不到唐人街吃上一顿丰盛的中国大餐，就不能说他的旧金山之旅完满结束了。1915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展览（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事实上是对重建后旧金山的一次大展示，唐人街则是最为令人印象深刻之地。然而，这种对旅游业的集中关注，导致了唐人街对周围城市环境的脱离。尽管旧金山白人对唐人街及华人态度较排华初期有了一定好转，但这种大地震之后唐人街“仿造的东方建筑”同时保持了华人与白人种族间的持续隔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人街华人的自治。从这个意义来说，新唐人街清晰可辨的边界，为这个社区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空间，使其成为自成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城中之城”。

结论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大灾难提供了一个理解过去的绝佳契机，因为对过往的历史而言，大灾难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一次足可改变历史轨迹的重大干扰事件。同时，大灾难也会极度放大社会的纹理，使整个社会的历史印迹变得更为清晰可辨。旧金山的唐人街之所以能够得以原址重建，是整个华人社会竭力争取的结果，同时也与近代中华民族主义的觉醒密切相关，并受当时跨太平洋国际环境的影响。旧金山的唐人街在美国的华人世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在20世纪中期以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是整个美国华人的“中心”，是华人与母国保持联系的最主要通道，是华人在美国排华与种族主义的夹缝之中能够得以维续的一种精神支柱，是华人在美国其他地区受挫后可以依靠、信赖的港湾。基于这一考虑，大地震之后的旧金山唐人街绝对不能被迁移。重建后的旧金山唐人街，在发挥上述功能的同时，更是成为中国文化与建筑风格的积极代表，并逐渐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与尊重。自此，旧金山及美国城市再无迁徙唐人街的声音。美国社会排华初期建构的华人“低劣他者”的形象，也因此悄然发生扭转。

　　对于旧金山而言，1906年的大地震宣告了一个伟大城市的灰飞烟灭，灾后的重建也预示着一个更加伟大城市的诞生。矗立在其中的唐人街亦是如此。毫无疑问，旧金山有属于它自己的灾难叙事，从而为整个城市乃至整个美国来定义这场灾难。但是对于唐人街的华人而言，这些叙事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本文通过关注1906年大地震这一重大灾难中，唐人街原址重建及其意义的叙事，所揭示的并不是灾难本身所带来的华人身心摧残，或是在灾后接受救济过程中华人灾民雪上加霜的遭遇，而是其中各种思想、行为所蕴含中美两国历史的复杂交错的深层原因，并挖掘其意义；同时，抛却美国学界的主流叙事，在跨太平洋这一更宏阔的背景下，探寻旧金山唐人街原址重建这一中美“共有历史”（shared history）的面相与意义。本文作者伍斌，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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