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改变“阶级”，却也留下了“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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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料”、“榆木疙瘩”，我们常常能听到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一个孩子“是否擅长读书”。而在农村，对一个孩子这样的评价，会影响他们能不能走上学习这条“向上流动、跨越阶级”的路。
果仁妈今天的分享，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程猛。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高学历人才，他表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资源的差距，真实的印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通过他的自述，或许能让我们对“教育改变阶层”有一些新的思考。
本文转自“一席”，ID：yixiclub已获授权
大家好，我叫程猛，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和教育人类学研究。非常感谢一席的邀请，让我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关于农家子弟的故事。
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农家子弟，在安徽中部三县交界的一个村庄里长大。从四岁起，我就跟着在村小当民办教师的母亲，经过一段段泥泞的乡间小路和田埂，到邻村上学。
在村落里，很多人对谁家的孩子成绩好不好特别关注，既很推崇那些成绩很好的孩子，有的时候也免不了对成绩不好的孩子冷嘲热讽。
时常听到大人说起一个淘气的小孩时，就会有一个盖棺定论的说法“他不是读书那块料。”听我妈妈说起过一个数学老师，批评小孩时会说：“你可就是榆木疙瘩刻两个眼。”
“读书的料”与“榆木疙瘩”两个隐喻像极了宿命论的说法，有些人生下来就是“读书的料”，有些人则是“榆木疙瘩”。“读书的料”是可教、聪慧的，是很可能出人头地、前途光明的。而“榆木疙瘩”则是难教的、愚笨的，不太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未来。
不瞒大家说，我小时候就被看做是一个“读书的料”。这是小学时的我，穿着校服，身后是我的小学。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会发现我的手很胖，其实那不是胖，是冻肿的。
我从家里的学校考到了区里的初中，开始了寄宿生活。在冬天经常感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白天手一点一点地变厚，到了晚上在被窝里又一点一点变成原本的样子。现在我的手指也是有一点变形的，这也是这样一个求学之旅给我刻下的印记。
我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成绩都比较好，村里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读书的料”，可是我自己经常怀疑，因为我得非常努力。
我知道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天资卓越的人，经常熄灯后还会去水房或门房借着微弱的灯光写作业，但成绩始终不是班里最好的。幸运的是，每逢大考我就超常发挥，每次都只多出分数线一点点，最终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而在我的身边，太多极有天资的小伙伴因为某次大考差了几分，或者遭遇了学业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不适应，或者家庭出现变故，走着走着就变换了人生道路。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像一个学业上的锦鲤。可是有时候，又会因为这种运气而感到不安，不知道命运的这种安排会把我带向哪里。
这是2016年，我坐着爸爸开的电动三轮车去集上坐车，在村口拍的一张照片。
甚至某些时刻，我宁愿自己从未走出过家乡，我会忍不住去想，这种“眷顾”本身对于我，对于那些和我有类似经历的“读书的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进入农家子弟内心世界
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用“读书的料”来指代这样一群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通过努力学习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成长，有着共通的跨越城乡边界的求学和生命体验。在他们身上，交汇着地域、身份和阶层三种结构性力量。
农家子弟的求学之旅大致是这样的：从村小到乡镇中心小学、区县初中、再到市里重点高中、最后到大城市的重点大学，就像一个风筝，一次次地离开家乡，飞到愈加繁华的地方，又在一次次的返乡中，回到线那头的家，像是穿行在不同的社会世界。
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就，甚至把它说成是“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美谈，可是走出农村，走出的是什么，走不出的是什么呢？改变命运，改变的是什么，改变不了的又是什么呢？
正是教育改变了命运，它还改变了什么？这样一个追问，让我想要深入这样一群“读书的料”的内心世界。可是，想要进入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内心世界都是很艰难的，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其实迟疑了很久，也探索了很久，最终是自传进入了我的视野。
对经历并不诗情画意的人来说，愿意坦诚地写下自己的过往，需要真正的勇敢，要想获得这份勇敢，我只能交付自己的勇敢，所以，我在给他们的邀请信里附上了自己的自传。
最终在我导师康永久老师的帮助下，我们通过学生的作业，通过发邀请信，通过邀请访谈对象来撰写自传等方式，总共搜集到了52位农家子弟的自传。
为了弥补自传在主题上不够聚焦的缺憾，我们还访谈了36位农家子弟。访谈的过程很难，因为在访谈中，我们会问不少扎心的问题，比如对农村出身的看法、对贫穷生活的理解、学校生活中的困境、与父母的关系、最羞愧的事、最痛苦的学业阶段等等。我自己曾经就会因为谈到这些话题而有一种莫名的羞愧感。
所以每次开始前，我都有一种担心，担心这样直接谈论过往会不会对被访者造成伤害。我会犹豫到底要不要发出邀请？发出邀请之后又要怎么开始？
很多时候还是被访者的勇气在激励着我。我也一次次地说服自己，如果访谈对象愿意，我就没有理由不开始。即便是一种伤害，也要让这伤害变得有意义。从2014年读博至今，我们累计收集了130多万字的农家子弟自传和访谈转录。
我们所访谈和邀请写自传的这些农家子弟，他们一般都有比较长的农村生活经历，父母至少有一方从事体力劳动、务农或者外出打工，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明显感受过家境的限制。
苦学的动力
这样一些农家子弟，他们的求学经历可以被形容为一种苦读。可是在这种苦读背后，有怎样一个我们还没有看见的内心世界呢？他们为什么能突破不利的阶层处境，取得高学业成就呢？
其实相比于为什么农家子弟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经常讨论的是阶层固化，讨论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的孩子上不了好大学。
这种讨论在我的印象里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大概是2011年的时候，有一位天涯网友发起了一个叫做“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在帖子里他写到，“现在世道变了，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孩子少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成绩是钱堆出来的”。
这种解释逻辑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异曲同工。
布迪厄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层，会把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文化资本。他们的子女继承了这种文化资本，在学校生活中就如鱼得水，更容易取得学业成功。
而没有这样一些文化资本的劳工阶层家庭的孩子，就会在学校里被冷落，被边缘化，最终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在《继承人》这本书里，布迪厄说，“教育制度成功地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
按照这个逻辑，农家子弟考不上好大学是因为他们缺少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有研究者认为农家子弟考上好大学是通过某种方式弥补了他们所缺失的文化资本，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过程也是一个弥补缺陷的过程。
但是，我很怀疑这种观点，因为它很容易导向文化缺陷论，也遮蔽了复杂的生活本身。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过程，不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弥补他们缺陷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实践，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参与。
山源是一个重点大学本科在读的女生，父母早逝，她在村里和祖母一起长大。她在自传开头这样写道：
“六年级，初中，在无数的荣誉背后，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开始讨厌那些似乎无法更改的传统……姐姐在五年级结束了她的学业生涯，因为家里实在没钱，她是姐姐，所以要做出牺牲。
后续的，毫无疑问，她就得走我们祖祖辈辈都走的路……老师常说你必须出人头地！必须走出这座大山！……我开始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去学习，牢记只有成绩优异才能有出路。
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催促我，告诫我不能成为村里无数个复制品中的一个。那里是个可怕的陷阱，是个万丈深渊，我必须绕道而行，我必须用知识充斥我的头脑，改变我的命运。”
山源姐姐的命运和她非常不同。她的姐姐迫于家境很早辍学，在18岁就结婚了，而村里人还觉得姐姐结婚太晚。在自传里，山源写道，在家庭做出自己和姐姐谁可以继续学业的时刻，自己头上好像顶了一桶浓硫酸，她不敢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地去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改变命运。
在农家子弟的自传和访谈里，“没有退路”“走出大山”“超越自我”“出人头地”“不成为复制品”是经常出现的词。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生命境遇的深刻觉察，才生长出了一种与命运相抗的源动力。
除了想要改变命运，“钱”对农家子弟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美国教育社会学学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所说的，对于中产阶级子弟而言，“钱，永远存在却决不提及。”而在贫困家庭，“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仅很公开化而且还经常出现，孩子们很清楚家长能付得起什么，不能付得起什么。”
▲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在做博士论文期间收集的32篇城市中上阶层子弟的自传中，有44次提到了钱，而仅23篇农家子弟的教育自传中却92次提到了钱，相当于每一篇自传平均提到了4次与钱有关的体验。
中上阶层子弟的自传里很少提及精确的数字，一般出现的是“花钱”“有钱”“收钱”，而农家子弟的自传里经常出现的词是“没钱”“终于攒够了钱”“要钱”“不可能有钱”“借钱”“为了钱”。
农家子弟对钱的记忆是精确的，对钱的态度是慎重的，与钱有关的画面是三毛钱的麻花、五元钱的猪肉，是交学费前的担心，是食堂三块钱的荤菜、一块五的素菜，是父亲楼上楼下的搬运液化气一次所挣的两块钱。
他们在自己经济独立之前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直接牵连着父母在黑黝黝的土地之上、在燥热的工地之中、在马路上的吆喝声里留下的点滴汗水。
溪若，是一个女孩子，在一个重点大学读博士，父亲做零工，母亲在村里的超市上班。溪若在访谈时和我说，每年开学的时候都是她最担心的时候。她们家有一点重男轻女，交学费都是先交哥哥和弟弟的。爸爸本来是抽烟的，但是为了让三个孩子上学把烟都戒了。后来家里实在太困难，上初二的哥哥觉得她成绩比较好，就主动辍学去早餐店打工。做早餐非常辛苦，几个月之后哥哥头发都白了。
我们中国人常说“钱财乃身外之物”，可是对这些农家子弟而言，钱不可能是身外之物，钱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稀缺的，钱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
他们很清楚家人的付出和牺牲，却经常什么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真的成为一个“读书的料”，像一个苦行僧那样自制和专一，用更好的成绩来回馈深爱自己的家人。
学习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个人事务，而是一种道德事务。甚至在面临恋爱这一青春期常有的可能干扰时都会产生更多的道德恐惧。有一个男孩子说起他初中喜欢过一个女孩，当他发现自己喜欢上这个女孩时，他说自己感到深深的恐惧，觉得自己完了，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觉悟。他原本和这个女孩是很好的朋友，但为了专注学习，他选择逃避这个女孩。
另外，成绩在农家子弟的学校生活里也非常重要。农家子弟在求学的过程中，需要不断面对与家境更优渥的同学相处所伴随的压力，这种压力往往会让他们陷入自卑。
在城里的重点高中做田野研究时，一个刚刚从农村初中考上来的女孩和我说，她觉得自己一点优点都没有，处处不如别人。她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关注，想发言时就一直盯着老师的眼睛看，但是不敢举手。老师总是会找举手的同学，她只能在下面小声说，小到老师听不见。
很多农家子弟刚刚进入城市里求学，都是羞涩、内向甚至是自卑的，他们被动地等待着。成绩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渴望用优异的成绩赢得老师的重视，赢得同学的尊重，也为自己赢得一点安全感和自信心。就像山源在自传里所写的：
“在学校的优异表现，无疑为我赢得诸多荣誉。所有的老师关注我，到处自豪地把我作为佳话。他们这样谈论：要是我家有这样的姑娘就太好了，这个孩子太成熟过分了，从没见她买过零食，一天到晚都在教室学习，上课太专注了，这孩子真是太难得了。
我静静地听着，满心欢喜，也从不对他们的谈论做出反驳，我喜欢这种被关注的感觉。”
对我自己来说，从农村初中转换到城市重点高中的过程是最艰辛的。我刚到市里读书的时候，总感觉城市里长大的同学衣着、谈吐和学校是契合的，自己总是那么有违和感，容易自卑、局促、不知所措。我感觉这似乎不是我的学校，更像是别人的学校。
更难的是，刚去的时候成绩一落千丈。成绩不好之后，老师的关注也就随之黯淡了下来。那时候内心非常苦闷，一到周末就去网吧“包夜”，玩的一个叫做“红色警戒” 的游戏，在坦克大兵的世界里获得一点点安慰。
我会跟我妈妈说我是在学电脑，但这个事情终究藏不住。因为我周六打了一晚上游戏，第二天回到家就像游魂一样。有一次她就质问我，问我到底在做什么？那次我就哭了，我也没说学校生活到底有多苦，我妈妈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她也哭了。
这样一段经历，又把我拉回到了学习上。尽管高一的生活很苦，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所以家人的付出和牺牲，有时候还是会让农家的孩子有浪子回头的机会，再次回到学业的轨道。
故事的暗面
许多人也觉得通过教育走出农村、改变命运充满逆袭励志的色彩，但这可能只是故事的一面。这样一场漫长的、残酷的，随时都有可能掉队的向上流动之旅还伴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心体验。
首先就是人际和文化上的双向冲击。对于很多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城市里的处境，有的时候是有点艰难的，家境限制了他们人际上的很多可能性。一个男孩子说自己在大学还处于后高中时代，同学聚餐他一般都不去，因为要花太多钱。
可是同时，他们取得了耀眼的高学业成就，这让他们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成了和父辈、乡邻不一样的人。溪若和我说她回家参加同学聚会都是被冷落的对象，好像自己成为了异类。到后面她就不愿意去了，被故乡抛在了身后。
还有一个男孩子跟我说，他经常被家人或者村里人讥笑为像大闺女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多农家子弟也说，回到村里了，却觉得没有共同语言了，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有的乡邻很久没见，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这些农家子弟的生活轨迹像候鸟一样，每年寒暑假才回家。故乡有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只有家这么大，他们在故乡成为了异乡人。
记得在我最初和导师康永久老师谈到自己对农家子弟的研究兴趣时，康老师突然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内在还有对农村出身的焦虑。”
这句话让我一震。我开始好奇对于农家子弟而言，农村出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何时出现，又何时隐身？它何时刺痛我们？何时又给我们安慰？
一个农村背景的女孩子在一次课题讨论里说，农村出身“平时不提也不觉得什么”，但每次说到与自己农村背景相关的事情，比如父母的职业，就会有一种心虚的感觉。
溪若在访谈里也告诉过我，“我其实不在乎农村出身，我力气很大，我干过农活。”她的言语中有一种骄傲。
可是她也说，在她刚上大一的时候，还没有机会去做兼职，她是不敢在食堂吃饭的，因为她只买得起青菜和米饭，她不想让同学知道自己吃得这么清淡，她不想让同学看见她的自卑，更不想被他人同情。
农村出身不只是一个符号，它经常弥散在这些农家子弟的生活细节里。很多农家子弟会生长出一种对农村出身特有的敏感。青阳是一个重点大学在读的博士生，父亲务农，母亲做小生意。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看，别人家的楼高，我们家文化高。”
青阳说，在学校，有时候有人会用“农民”“农民工”来取笑一个人穿得比较土。虽然没有取笑他，可是每次当别人这么说，他心里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他也被刺痛了，觉得自己好像连带着被取笑了。因为对这些农家子弟而言，农民和农民工就是他们的亲人和家人。
青阳还谈到了一个和舍友相处的细节。上大学时，和舍友一起打游戏。他连着赢了一个城市背景、家境优渥的同学好几盘。这个同学就急了，说“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比我好？”这句话有点伤人，可是青阳说在那个时候他好像又没有办法反驳，他只能默默忍受，即便他感到有些屈辱。
当然，农村出身也不只是我们内心的那些和敏感、自卑、耻辱相连的记忆，它有时候也伴随着骄傲、自立和开心。
一个农村男孩就在访谈里说，“我觉得自己出身于农村但是还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说明我真的很厉害”。青阳也提到自己唯一骄傲的事情就是刚上大学就开始做家教，很早就自立了：
唯一的骄傲就是一直在尝试自立......我爸妈的手机一直都是我买的......从大一入学的那个十一假期开始，我就参加家教部的培训，开始了长达 4 年的家教生涯。
第一份家教是坐公交快 2 个小时才能到的一户人家，教数学，高二理科，每小时 30 块钱。每次去都很紧张，但好在那时刚高考完，题大多数都还会。记得有一次做完家教就去物美买了两大包东西，60 块钱全花完了 ，好开心 。
农村出身很多时候也会影响他们在城市社会的人际交往。秋敬是一个重点大学在读的硕士研究生，父母务农做小生意，家庭收入在村里是中上等。他说自己好像跟那些和自己家庭背景比较相近的人相处会更自在一些，同时他也觉得和城市背景的同学交朋友会学到更多。
农村出身带来的自在与不自在，也会影响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我们在访谈里问秋敬：“你觉得自己的家庭背景对你的恋爱有没有影响？”秋敬说：“当然有，我会比较自卑。”
他说他觉得自己平时的情商挺高的，大概有100，可是跟这个女孩相处的时候，好像就降到了50。他觉得自己太在乎了，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多了。但他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太差，觉得在恋爱里总是难以自如地表现自己。
代价与风险
在复杂而特殊的内心体验之外，这样一场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之旅还伴随着不为人知的代价和风险。这代价首先就是与家人情感上的郁结。
一个家庭的情感结构是与其生计方式紧紧相连的，父母以何种方式谋生，对父母与子女的相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
“工作”常常意味着“有固定工资，不靠天吃饭，没有繁重的体力活”，因而有专门用以陪伴孩子的闲暇时间和心情；而农家父母通常是要“劳动”的，“劳动”意味着“不能旱涝保收，必须看收成”“靠力气吃饭，有干不完的脏活累活，没有公共保障”，甚至有时要不得已外出打工，离开自己的孩子。
对农村家庭来说，父母常常忙于田间劳作或外出务工，全家人坐在一起安稳吃顿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东北的农家女孩说她特别喜欢下雨，因为下雨时自己的妈妈就可以不用上山干活儿，她就可以跟妈妈在家多待一会儿。
在漫长而艰辛的求学之旅中，这些农家子弟非常渴望家人的陪伴和情感的支持。可是这又是这些农村的家庭，是这些勤劳又很辛苦的父母难以充分给予的。这是青阳在自传里写的一段话，描述了他在城市高中读书时的孤独心境：
“周围的同学都有父母关爱，而我只是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挨饿，受冻，生病都没人照顾，心里的委屈不知道要和谁分享，面临的种种问题也不知道要去问谁。家里只是一个没有风浪的港湾，给不了你任何的补给，你只能靠自己来回漂泊，顺天由命。”
农家子弟进入城市求学的过程，是一个与本没有他们位置的世界相撞的过程，他们知道父母的辛劳和牺牲，所以不想让父母担心，经常要一个人面对很多困难。
而相比于中上阶层父母可以给予子女经济、专业知识以及人生决定的全方位支持，农家父母不可能和子女谈专业知识，也不懂得他们的孩子究竟在面对什么样的世界，只能坦承“父母也帮不了你了”，让子女自己来拿主意。
云隐是一位在国外读博的男生，父母务农。他觉得自己和大城市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舍友有很多差异，平时跟家里交流的方式就很不一样，连打电话的时长都有区别。
他的舍友每次一打都会打一两个小时，还会说各种学习上的事情、人际上的事情，甚至谈恋爱的很多细节都会跟父母说。可是他每次打电话就只有五分钟或者最多十几分钟，每次说到最后就开始说天气、说亲戚，说到最后就变成了嘘寒问暖——“妈，你晚饭吃的啥。”
在访谈中，有很多人会提到很少跟父母有拥抱等肢体接触。青阳说，他的妈妈小时候是经常带着他的，后来在他不断向外求学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他的妈妈还想和他亲近一下，会来拉他的手，但他就会非常抗拒，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子女和父母虽然很爱对方，但是他们的关系经常被限制在一遍遍的嘘寒问暖之中，爱不表达出来，怨也不说出口，仅仅就人生大事才进行实质性交流。这样一种互相深爱的关系最终却可能变成了双向的“报喜不报忧”，有些东西总是堵塞在那里。
但是这种情感在某些时候也会爆发出来。青阳和我们说，有一次他要离开家，他妈妈在帮他收行李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妈妈老了，也帮不了你什么了”。他那个时候情感一下子就决堤了，他就抱了他妈妈一下，然后两个人都在哭。
后来在回程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
妈妈老了，当我要离开家的时候
她抱着我这样说
小的时候要么是妈妈抱起我
要么是我跑进妈妈怀里
那个时候我们拥抱得无忧无虑
从不担心下一次拥抱离自己很远
长大后，我们再也不拥抱彼此
不管是见面还是离别，因为一拥抱就要哭
我们的委屈从不倾诉，因为一倾诉就要无穷无尽
我们沉默地保护着对方，也保护着自己
但这一次，妈妈说她老了
我抱住了妈妈，我们都哭红了眼睛
其实青阳的故事也让我想到了自己。小学时一直是妈妈牵着我的手，或者是我坐在自行车的大杠上，她骑着车带着我去上学。10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去区里的初中上学，开始寄宿生活，其实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熟悉的家人。
结束第一周的住宿生活回到家的情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村口下了车，沿着村口的那条小路，刚走到我们家院子前面的猪圈，我看到妈妈站在门口，眼里已经有泪水了。
那也是她第一次离开我。但是我那时候非常勇敢，我没有哭，甚至表现得有些冷漠。好像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妈妈的关系就一下子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亲近了。
如果能回到10岁那年，我就想对那个小孩说，其实你可以不那么勇敢，你可以哭，你可以跑到妈妈的怀里，跟她说你也很想她。
除了与家人情感的郁结，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旅程还面临着过早地懂事带来的风险。
秋敬说，他是四年级那一年懂事的，他把所有的农活都干了一遍，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脚上都是泡。从那一刻起，他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点什么，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
从这些农家子弟懂事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领悟了家庭生计的艰辛，看见了父母的辛苦，理解了父母沉甸甸的爱，不再是天真烂漫的儿童，而是想要将家人的重担背负在身上，童年也就随之被打断了。
在访谈中还遇到了一个让我们非常心疼的故事。雨落是一个重点大学在读的研究生，父母务农。父亲酗酒，喝酒之后就会无缘无故发脾气，而她的妈妈经常是很无助的。
小学的时候，雨落和同学打闹，同学用一个尖利的东西在她手上划了一个口子。如果是一个普通小孩，回到家之后可能会哇哇大哭，会跟父母说这个同学欺负我或者怎么样。
可是雨落却没有办法做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孩。晚上回到家吃晚饭，雨落紧紧地缩着手，把手割伤的这一面朝向自己，不敢伸手夹菜，生怕父母看到。因为她害怕爸爸又会发脾气，怕受到责骂，说她惹事。
后来雨落的很多人生选择，甚至上什么样的学校，都受到了家庭很大的影响，经常需要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家人的情绪。明明考到了县里很好的初中，可是她不想让自己的妈妈每次交学费都要问别人借钱，那种感觉太难受了。最后她选择回乡里的初中读书，因为乡里初中的校长跟她说，“你来我们这读书就会给你一笔钱。”
这些农家子弟真的太懂事了，他们做的很多选择都是利他的，他们要及早自立，他们想及早回馈，他们压抑自己的需要，懂事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套外部规范，也成为了内心的某种需要。
在很多时候，雨落压抑了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要，很早地成为了家人情绪和家庭生计的照料者。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她只是一个小孩，她是需要被人照料的。
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心灵的整饰》中写道，利他主义者（过于关注他人需求的人）“存在着过度培育虚假自我，失去界限的更大风险”。
所有的懂事都内隐着这种风险，农家子弟的懂事更是如此。最极致的懂事会带来最压抑的自我，也伴随更大的风险。
雨落后来跟我们说，即使到了现在，她还觉得有时候是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的。她说：“我很害怕把我的情绪表达出来，我害怕招致别人的不满，我不敢表达。”这种压抑自我的风险会贯穿很久，需要一个漫长的疗愈过程。
被埋没的
其实对于农家子弟而言，上好大学一直都是困难的。李春玲老师的研究表明，在80后群体里，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四倍。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农村的孩子占我国一本院校学生总数的比例只有16%。尽管社会情势在发生变化，农家子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和我们整个的人口结构长期都是不相称的。
前面说到的这些进入重点大学的农家子弟，他们真的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其他农家子弟就不是吗？实际上，在漫长而残酷的求学过程中，还有更多“读书的料”被埋没了，他们没有机会成为“读书的料”。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资源的差距，真实的印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命运的大手把我们抛向哪里？是抛向城市，还是抛向农村，这就已经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可能性。
许立志，被称为“打工诗人”，他和我是同一年出生的，也是一位农家子弟。在考高中的时候，尽管他是班里的第一名，还是离县里的重点中学差了几分。因为家里交不起一万五的赞助费，他只能留在镇上的玉湖中学高中部。
在去富士康打工之后，他写下了很多诗，这是其中一首，叫做《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许立志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被埋没的“读书的料”，他已经离开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对于进入重点大学的这些农家子弟来说，他们成长的艰辛只是折射出了当代中国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农家子弟所经历的苦痛的冰山一角。相比于被埋没的人，他们为这幸运所付出的代价，真的有点微不足道。
这样一条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道路越是艰辛，个体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经历的制度不公和隐性歧视越是深重，越说明我们的社会流动之路并不通畅，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埋没。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读书的料”的故事，并不是像字面意义上所展现的那样。它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农家子弟负重前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故事，也会是一个走出不真实的内心投影，重建自我的故事。
真正的内心明媚
我在博士论文里刻画的农家子弟，主要还是80后和90后。在今天，农村和城市的分野、城乡二元结构都在进一步发生转变，科技、媒体等等社会情势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农家子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自然也会不同，伴随着这样一种跨越城乡边界的教育体验和个体成长过程，所遭遇的障碍、冲击就会不一样。但是，有些东西总是会相通。
在博士论文出版后，我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反馈。有一位读者说自己“难以言说的阴翳被温和地化解了”，也有读者说自己的经验有不同之处，但是读完他觉得不孤单了。意外的是， 一些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读者说，他们好像更能理解自己的父辈或者伴侣，从中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细密纹理。
这些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不止是一种个人叙事，更是一种社会叙事，它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读书的料”，如果读者能从文字中收获理解，在心里涌出回响，那么在这本书里所有受访者付出的真诚和勇气，就有了最好的归宿。
在准备这个演讲的过程中，我和一个朋友聊天，我说我怕把这些农家子弟的故事讲得太沉闷压抑，又怕把这些农家子弟的故事讲的太阳光明媚。她和我说，别担心，你肯定不会讲得阳光明媚的。
我想，真正的阳光，是这个时代能够给予我们每个人多少自由选择的空间，这个社会能够给予我们每个人多少公平正义。只有当城乡差异不断弥合，社会更加公平正义，才会有真正的内心明媚，这种向上流动的痛苦才会得到缓释。
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丨一席
作者丨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参考文献丨[1] [法]P. 布尔迪约、J. -C.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美]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版。
[4]康永久：《村落中的“公主”——城市化进程中的成长陷阱》，2016年（内部稿件，尚未见刊）。
[5]李春玲：《“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6]程家福、董美英等：《高等学校分层与社会各阶层入学机会均等问题研究》，《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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