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五：资本主义与人类进步｜米塞斯
米塞斯1951年夏天在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FEE）所做的系列演讲，共九讲，本文是第五讲。
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今晚我先谈谈经济与人类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然后谈谈经济学理论发展带来的后果。
吉卜林（Kipling）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会相遇。”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确实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东方从来没有发展出科学研究的思想——追求知识和真理本身——这是希腊人赠与人类文明的。希腊人的第二大成就，就是政府的政治自由的观念，即公民个人的政治责任的观念，东方对此也一直很陌生。西方所广泛接受的这些观念，在东方却根本找不到对应之物。甚至直到今天，也只有少数东方知识分子追随这些观念。然而，尽管有这些观念之别，直到大约250年前，世界都或多或少是一个整体。
直到250年前，世界各地得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都大致一样。东西方的平均生活水准相差无几。现代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水平、技术知识，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尚不为人知。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最差条件在当时却是主流。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所说的“天下一家”（One Word），若不考虑其政治含义的话，更适用于当时而不是现在。
大约250年前，政治稳定的普遍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令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堪重负。政治条件最好的那些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劫匪、小偷和杀人犯——在既有的经济情况下，这些人无立足之地。
然后，在欧洲发生了某种事情——始于西欧，英国与荷兰，继而扩散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各处。正是这场运动造成了东西方的显著差距。历史学家称之为“工业革命”。巨变是由之前智识上的彻底变革所带来的，也即是，由一场产生了经济学的智识运动所带来的，经济学成为了人类知识的一个自洽的分支。这些巨变让人口倍增，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其中某些思想是前几代人发展出来的。
比如说，格雷欣法则，托马斯·格雷欣（Sir Thomas Gresham，1519?–1579）的法则指出，法定高估的货币（劣币）最终将会把法定低估的货币（良币）逐出流通领域。更早的时候，注意到货币领域规律性的有希腊的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448?–?380 B.C.）（在其作品《青蛙》中），还有法国主教尼古拉·奥雷斯姆（NicolasOresme ，1320?–1382）。然而，过去没有人领悟到，市场现象中的连结关系和发生顺序同样存在类似的规律性。对更广泛的市场活动之规律性的认识是人类心智的一大成就，思想上的成就。这种关于市场规律性的新知识的后果是，人们看待所有的生产活动的视角有所不同了。
关于古希腊，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古希腊人有着迄今为止都可谓先进的科学知识，却为何没有将他们的发明运用于实际？据说他们已具备了开发铁路的科学知识，但他们并未修铁路。为什么不呢？他们的进步受到了某种观念的阻碍。这种妨碍他们的观念至今仍然盛行，就是“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观念，认为改良生产技术会导致失业。因此，不管老式的方式多么不尽人意，背离传统生产方式都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他们不曾产生这种想法，即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或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便可为生产其他东西释放出材料和劳动。
束缚希腊人发展的第二个观念是，他们将贸易看作是单方的——卖家获利，而买家损失。这种态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尤其重要。外贸将产生失业的古老迷信如今也仍然盛行。许多人仍然相信，外贸所得的好处来自于出口，而不是进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买一个面包所得的好处是来自于“输出”了货币，来自于为获得面包所花费的金钱，而不是得到面包本身。
因为背离生产和贸易的传统方式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而任何变化都必然一定是创新，所以我们倾向于忽略另一种发展，以前不为人知的一种新观念的发展。我们对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是生产方面，而且是消费方面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生产，但是看不到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中世纪的行会和手工业者是为富人生产。在工业革命之前，以及工业革命早期，存在大量旧衣服的买卖。这些衣服是为富人定制的，富人不穿了就被穷人买走。这种旧衣贸易曾是经济中重要的一部分，后来因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失了。
工业革命始于为穷人、为大众的需求而生产。大规模生产始于生产最廉价最低劣的东西。棉纺业是工业革命早期发展的产业之一。棉布是穷人的衣料——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没人需要棉布。只有当大众的状况改善了，以至于他们也瞧不起便宜产品的时候，大众产品的质量才会改进。不太久以前，还没有人能买到工厂生产的男鞋女鞋，或现成的男装女装。直到100-120年前，在德国还没有人能买到现成的衬衫。所有这些产业都是最近100-150年中发展起来的。
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如今将西方和东方分立的鸿沟。东方仍然坚持曾经阻碍西方世界资本发展的那种观念，即某人发财就会导致他人贫困。已出现了“欠发达国家”的概念，人们认为有必要给予他们技术建议，即“诀窍”（know-how）。这真是可笑！我们的大学里有很多印度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学生，他们非常有能力，正在掌握诀窍。即使他们不行，也有很多美国人愿意去那些国家工作并提出建议。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资本，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
经济学、经济理论的讨论有什么用？如果没有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所传播的劳动分工的思想、交换自由的思想等等，为那些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铺平了道路，物理和化学等科学取得的所有成就将仍然是“纸上谈兵”（dead letter），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然而，有些人至今仍对创新不屑一顾。比如，一位德国教授，被认为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也是许多学会的名誉会员，他在最后所写的某本著作中说，我们的社会制度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生产发明，投入实际应用，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缺点。他相信，将发明放入博物馆是无害的，这是发明应该待的地方，除非是军事上的发明。（这是领袖原则的基础——领袖原则是指全知的元首应该发号施令，而元首直接从上帝，即宇宙的元首那里得到指令。）科学进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但是总的来说，不可能完全阻止这种进步。
有人认为，科学进步是“物质的”。仅仅是致力于改善物质的或外部的生活条件——更好的食品、衣服、住房，等等——他们称为“唯物主义”。他们说，以此为目的的人只在乎日常生活中的“平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道德高尚，他们通过诋毁这种物质进步来显示其理想主义。但是，我们来看看。
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世界上现在住着比以前所能承受的多得多的人口。在资本主义国家，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高得多。这意味着，平均寿命长得多。人口增长不是通过出生率的增加，而是通过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减少来实现的。英格兰的安妮女王，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有17个孩子，但没有一个活到成年。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英格兰。它产生了新教继承权的历史和宗教的问题。婴儿死亡率大小的进一步证据是，贝拉斯克斯（Velásquez）画过的那些哈斯堡家族的可爱孩子们，大多数都夭折了。你可以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称之为“唯物主义”，但从父母的角度而言，他们孩子预期寿命的提高可能似乎不仅仅是唯物的。
恩格斯说，人们必须先吃饭，然后才能发展哲学思想。我可以同意这点。现在欧洲人声称，他们在与“可口可乐文化”斗争，但是说资本主义除了发展出可口可乐，别的什么都没有，这将是错误的。资本主义无疑也会导致哲学和神学的进步。鉴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伟大科学发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可口可乐文明”，似乎不是一个公正的说法。
有好几种权利与自由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发展——国内外贸易的经济自由政策，稳健货币的政策，以及放弃政府干预的政策。这些都是政策，而非科学真理；它们是基于价值判断的政策，之所以有这些政策是因为知识的进步。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在医学或化学领域，较为容易理解这种区别。科学家可以确定事实，比如，药物A是一种毒药，但他们并没有就这种药物给出价值判断。病理学和化学不谈某种化学药品该如何使用。当他们确定了该药品能否延长人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是否要使用这种毒药，以及如何使用，做出这种决定的理由来自他处，而不是来自化学家或病理学家；这种决定必然源于某种价值判断。如果医生不能同时挽救母亲和孩子的生命而陷入两难的结果：该救谁？医学无法给出答案，它必然来自于一种价值判断。
在社会关系与人类行为的领域，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存在的命题，即关于特定原因之后果的陈述。在这种事实陈述与告诉我们哪种选择更值得、更可取的价值判断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区别。价值判断是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的视角告诉我们事情应当如何。
看起来，经济学对于日常生活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经济学理论非常重要。为了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达到特定的目标，首先我们必须熟悉实际情势——现存的状况。然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理解力，来决定，来行动，来进行价值判断。要判断经济学知识的重要性，可考虑伊朗的情况。她最近没收了英伊石油公司（the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的财产，并将石油产业国有化，是想改善其人民的状况。问题是，她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否具有这种效果。
古典经济学家引入了“被正确理解的利益”（the rightly understood interests）的术语。存在各种不同长短的时间段。要决定什么是“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因为短期的结果往往不同于长期的结果。对经济学最常见的攻击之一是认为经济学家只考虑长期而不考虑短期。但这不是事实，经济学家只是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区别。
人们倾向于喜欢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只考虑长远之计。政府采取各种干预措施以寻求解决经济问题，这在短期内或许不会毁灭资本主义国家。有些毒药很快生效，另一些则慢些。就像慢性毒药，政府干预在长期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使从诉诸这些干预措施之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1883–1946）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这是我唯一同意凯恩斯的地方。虽然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也不过和庞巴度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说的话一样，庞巴度夫人是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她的作用是在国王的军队受到威胁时安慰他——“不用担心，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庞巴度夫人是幸运的，她早早就死了。但是她的继任者，亦为路易十五情妇的杜巴利伯爵夫人（Madame du Barry），就不是那么幸运了——她活过了短期，但在长期，她被执行了死刑。
但是，即使从凯恩斯自己的角度来看，他的观点也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信用扩张理论带来的人为繁荣最终必然变为萧条和危机。就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而不仅仅在他死后，这种没人喜欢的后果就可能会出现好几次。活在今天的人可能已经看到了发生在1907年,1921年,1929年,1937年的萧条，而他还可能活着看到另一次萧条。
经济学只说既有短期也有长期的后果。人们必须同时考虑这两者。应该根据所有可用的知识来做决定。经济学不会说，比如，自由贸易比贸易保护更好。经济学仅仅指出，这二者后果之间的差异。经济学仅仅说，贸易保护不是提高普遍的生活水准的方式。但这并不适用于因其他理由而主张保护性关税的情况。例如，二战前夕，当美国意识到她的补给线面临威胁时，她就可以出台对天然橡胶的进口税，并补贴合成橡胶的制造商。于是，这会被认为是一种“防卫”支出，而不是基于经济学的选择，并从防卫的角度来评价这种措施。
经济学家提供的不是价值判断，没有哪门科学会给出这种判断，而只是提供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并做决定所需的信息。评价、判断，取决于个人，取决于人民，取决于选民。
科学的中立性的理念一直被人批评，尤其被那些希望将特定的价值判断提到更高地步的人批评，他们想将特定的价值判断提升为人人所必须服从的规则的高贵地步。在德国，特别是1870年战争结束后，教授政治学经济方面的德国教授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有宽容、谅解、和平和善意之观念是可悲的。
科学的中立性（价值无涉）的理念是科学最有特色的发展。因为经济学是中立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处理实际问题，而只是意味着它不解释人类行为的意义。但是，恰恰正是因为其中立性，对事物评价不同的人们才能够和平共处。这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之一。16世纪，即使最杰出的头脑，对这种理念也完全陌生。当时罕有人能理解，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理念的人们能够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世界共存。
19世纪初，思想和平交流和观念各异的人们和平共存的观念胜利前进。当时出现了向着自由与和平的发展，特别是趋向观念的智识自由，趋向废除政府残酷的刑罚，以及废除刑事程序中的官方刑讯，同时也趋向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开始相信，自由与和平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19世纪，他们完全相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趋向更为自由的这一趋势。英国的曼彻斯特商会（The Man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在19世纪20年代甚至宣布，战争时代已永别了。这就是不流血的经济学理论。有了自由贸易和代议制政府，就无需战争了。但是，同样是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有一种反作用已经开始了。有了一种往相反方向发展的运动。
自由思想的反对者包括奥古斯特·孔德。正是这种对抗自由的反作用将今日的世界一分为二。矛盾的是，热衷对异见者等进行监禁、迫害的那些集团的支持者，被称为“进步派”（progressives）。
“有道德的经济学家”（ethical economists）反对英国不流血经济学理论的“唯物主义”，成了后来被称作纳粹主义的先驱。纳粹效法马克思主义者，不容忍任何反对。一名好的德国人只能有德国的想法；每个人都会被自然规律所强制，按照他的种族或民族的“天然”利益来思考。纳粹难以解释如贝多芬、歌德、康德等人，都是德国人，却有着非德国的思想。现在，鉴于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可以追问，这些被强加在德国人头上的纳粹思想，表面上有利于他们自己，但从长远来看，是不是真的对他们那么有用？
某些现代的共产党人宣称，他们预料到了纳粹主义的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相反，没有任何人预见到这点。在德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纳粹党开始出现。中立的观察员说：“确实，他们获得了一些选票，但是德国不可能跟纳粹走。看看统计数据，大多数德国人是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绝不会给纳粹投票。”这表明没人能预测历史。人们可以做出预言，但这些预言是否正确却是存疑的。
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很可能是少数派。牧场主、奶农、棉农、麦农等等，都是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但是如果政府干预，这些群体可能形成联盟，即使他们的利益并不相同，即使他们可能互相对立。劳动者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制衣工人、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等等。在政治生活中，我们必须面对的东西不是因为天然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压力集团，而是由政府促进的几个少数派的联盟组成的压力集团。
特权只有被授予少数人时才有好处。在某些情况下，少数派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一些特权，但是最终这种优势会衰变，尤其是对农民而言，当他们开始意识到特权为他们带来的后果不尽相同时，更是如此。要说服不同的少数群体，说服他们特权的后果是得不偿失，这并不困难，因此这种联盟只能是暂时的。在代议制政府中，某一少数派除非与其他的团体联盟，否则绝不可能为自己争得特权。只有人们拥有真正的知识，才会从中获益。
在纳粹之前，德国被称为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纳粹发展出了一种全面保护的理论，保护各种国家组织，保护各种民族产品。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你以同等程度保护每个人，那么每个人作为消费者的所得，正是另一方面他作为生产者所失。如果在德国，在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都发生了这种事，你对别的国家还能指望什么呢？其后果导致了对另一种制度的渴望，于是人们投票支持能保护他们免受自身无知所害的政府。
从长远来看，每个国家都必然按照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想法来统治。如果一国政府与人民的想法相反，那么迟早大多数人会产生革命动乱，除掉这种领导人。在大卫·休谟的文章“政府第一原理”中，他指出，从长远来看，让政府强大的是观点。出于这种理由，代议制政府是好的，因为它反映观点，而下一次选举会消除分歧。
如果大多数人受到不良观念控制，除了尽力改变不良观念外，别无他法。这是写作者、作家、经济学家等等的事务。不幸的是，有许多糟糕的写作者、糟糕的作家，以及糟糕的经济学家。然而，以良好的观念代替不良观念的努力仍然不可替代。在国家、政府和经济组织的领域，政策的后果只有经过很长时间后才会显现，而当后果显现时，仅仅是历史事实。由于难以将后果归结于某个确定原因，转变思想观念可能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对付不良观念的唯一办法仍是尽力以良好的观念取而代之。
18世纪和特别是19世纪早期，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心认为，向更好条件、更多自由的进步趋势将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
对于未来，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都是通过理解历史的方法，而这不会带给我们确定性。然而，未来不确定与我们是自由行动的个人是同一个事实。如果未来是已知的，那么我们就不会是人类，我们不会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我们将只是蚁冢里的蚂蚁。当前世界上存在将人类变为蚂蚁的压力，但我不认为这种趋势将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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