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文麿笔记（中日全面战争、近卫声明和三国同盟）
风灵按：成于战前和战争早期的笔记，包含一些陈旧过时的遣词造句。从保持史料原貌考虑，译者编者未做更改和详细说明，读者可自行辨别。此外，近卫当局者迷，至死不明白他已稍觉“不妥”的三次“近卫声明”其实对中日关系都只有恶化作用，“三国同盟”亦比他个人预计的更要危险。他对走向战争的主要因素仍然认识不足，所以一味把责任全推在主凶日本军部，以及亲德派或者松冈等人，而对自己几任内阁期间，政府在军部后面的亦步亦趋没有足够反思。
不过，值得预告的是，在以后将要刊登的笔记的结尾部分，近卫在1945年看到苏联将东欧诸国纳入卫星国，而日本前途阴暗，到那时他将更加明白多年来日本的国政之失败，录下更进一步的反思。
近卫文麿笔记
翻译 老狼是也
第二部分 （上）
（译注：第二部分译自2015年《集成版》所采用的1946年4月日本电报通信社刊行版）
【编辑部补注】（摘录）
本章以日本电报通信社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4月1日刊行的名为“为和平而努力”的近卫笔记为底本。开首的“编者按语”如下：
本书是本社刊行的《世界文化》创刊号中登载的近卫公笔记“为和平而努力”
……
日本新生的根本在于彻底探究开战的经过以及战败的原因，据此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
近卫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近代日本品质和理性的象征。他从支那事变以来，冷静审视着军部和政界的激荡所造成的不幸，为了避免这些不幸他不断作出了努力。然而，近卫以他的人品和敢于挺身奋斗，在这些斗争中并未取得所期待的成果。这里，也反映了近卫本身的脆弱，令人感受到近卫悲剧中所反映的日本悲剧。身处于汹涌的潮流正中，孤独苦闷的近卫记下了当时的所发生的事情，实在难能可贵。
以上就是我们得到近卫家属的许可而发表这一笔记的缘由。
关于支那事变
这里开始记述日支事变、支那事变。但是关于日支问题，并非全部，只仅限于与我自己有关联的事情。
我因在昭和六年（1931年）患病，从昭和七年（1932年）1月到镰仓精心疗养，到昭和八年（1933年）3、4月为止借住的是三菱的别墅，同年夏天我的镰仓山别墅建成就搬住过去了。
正好那时支那驻日公使蒋作宾因为高血压住在长谷大佛寺院内。因为这样，某天，记得大概是昭和七年（1932年）五・一五事件以后，蒋作宾由秘书丁绍仞带来访问我。丁绍仞因为和我在一高时代同住在西寮，所以蒋特地让他带来见我。此后，蒋和丁就不时来访。在我镰仓的别墅每个月总有一次和他们见面。
蒋作宾以前担任过驻徳大使，是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他通过丁的翻译与我谈及日支关系，警告说如此以往日支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发展成世界大战。
他总是首先强调蒋介石的实力，从蒋介石是支那的中心人物，而且现在几乎掌握了整个支那说起，进而谈到日支关系，必须把蒋介石的势力放在首位来考虑。承认以蒋为中心势力的话，对于日本像今天这样对支外交是行不通的。确实有吴佩孚［北洋军阀领袖］等那样的人，但他们只是部分势力的代表，和这样的人打交道解决不了日支关系问题。日本的军部利用支那的军阀，相互牵制或挑发事端，看来采取的是阻碍支那统一、分而治之的政策，这是根本性的错误。日本人必须首先改变这样的认识。日本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都无法阻挡今天支那走向统一的趋势，而掌握这样趋势的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关于支那问题上，希望日本必须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来考虑。
一直以来日本的军部一味地打击国民党。这种政策，日本军部也许认为没错。但持续以往的话，支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终于会招致反抗。想以武力征服支那的话，那终究是对支那无知的想法，支那无论怎么衰弱，也不会马上垮下来。而战争拖延下去的话，英美就会站在蒋介石一边，日支之间的冲突就可能发展成世界性战争。如果成为世界战争，结果英美获利，日本中国可能同归于尽。所以，日本不正应该从现在开始，从大局着眼改变政策，和蒋介石携手，来处理大亚洲的问题吗？这也是孙文提出的理想。这样的话，英国也好，美国也罢，对亚洲就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了。这才是东亚安定的唯一策略，东亚兴盛的唯一道路。现在日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背道而驰。蒋作宾这样论述道。
对此，我是从心底表示赞同的。他同时还和头山［满］（译注：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开山鼻祖，亚洲主义者，曾支援过孙文、蒋介石等亚洲民族主义者和独立活动家）、秋山定辅等分别有接触，这些人大多赞成他的意见。
昭和九年（1934年）9月，我到美国去时，也抱有考虑支那问题这一目的。
而蒋作宾好像是昭和十年（1935年）夏天吧，也回国了。这似乎有着重要意图，他在我搬住镰仓山时，带着日支和平的意见而来，这次回国去见蒋介石，就是为了商讨具体方案。当时，蒋介石正在四川方面讨伐红军，蒋作宾就赶到那里，在重庆待了三周或许三个月吧，总之和蒋介石一起拟就了和平方案，然后将方案交丁绍仞带到日本。丁一到日本就立刻来轻津泽访我。他所带来的日支和平方案如下：
1. 关于满洲问题暂且不谈（因为支那在现在的时局下还不能考虑这一问题）
2. 日支关系以平等为基础，在这一前提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关于满洲的不平等条约除外。并且，防止反日的宣传教育。
3. 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日支之间进行经济合作。
4. 根据经济合作具有成果的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缔结军事协定的话，蒋介石可以考虑亲自访问日本）。
大致的内容如上所述。
我因为对这一方案极为赞同，也向丁表达决心要全力以赴实现它。我在议会上找了广田［弘毅］外相，跟他谈了我所赞同的这个方案，也拜托政府方面努力解决日支关系问题。广田和外务省虽然都抱有同感，但军方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主要就是不同意方案的第一条“满洲问题暂且不谈”，要将此改为“承认”，这让广田也感到为难。
当时的陆相是谁呢？——昭和十一年（1936年）二・二六时间之前的议会时，是林［铣十郎］或者是川岛［义之］，如果是广田内阁成立后的事情，陆相就是寺内［寿一］。我记得好像是在二・二六事件以后提出这一问题的。
听说军部表示反对，丁绍仞十分沮丧，马上来找我求助。当时，丁对此还抱有期待，跟我约定如果再提及这一问题时，日支之间，日本方面的联系人年轻的是宫崎龙介、年长的是秋山定辅，希望派他们来谈。然后他就回国了。
宫崎和秋山这些人，蒋作宾也是把他们当作知己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能允许走后门的人。我因为记得丁当时说的话，所以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同时，我就派宫崎和秋山两人去南京。未曾想到结果宫崎刚要上路在神户就被宪兵拘扣，秋山在东京被宪兵拘扣。我这里是马上和军方联系安排，人是释放了，但这么折腾之中过去了一个星期，事件却在扩大，从而丧失了时机。当时，军方是将他们两人作为间谍嫌疑扣押的，实在是扯不上的事情。
关于日支关系问题尽管由支那方面先行提出来，但在广田内阁时搁浅，就这样拖延到由我组阁之时。
这里稍微插谈一下桂［太郎］公和孙文的事情。关于日支关系问题他们两人曾进行过恳切的意见交换，这在戴天仇（译注：戴季陶的号）的著作中曾有记载。桂公谈起他抱有的日本、德意志、中国，记得还有俄国，一起携起手来打倒英国这样的战略构想。正是这位桂公在之前还是缔结日英联盟的当事者，但桂公认为日俄战争以后，日英同盟已经完成了使命，此刻日本应该主张打倒英国。书中记载孙文对此表示赞同。这事是大正二年（1913年）桂公去世之前的事情，这一年孙文因为对支持辛亥革命并取得成功而访问日本，我在京都迎接他的事情记得之前也曾经记述过。
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这里开始是我内阁时期的话题了。
“事变突发时的认识”
“事后的处理”
“决定不扩大方针的经过”
事件一发生即在召开的阁僚会议上，商定了采取不扩大方针，但作为外部人的同盟通讯社社长岩永裕吉对此表示担心，游说阁僚称“要学习俾斯麦的智慧”，他指的是普奥战争［1866年］时，俾斯麦为了准备今后打败法国，在大胜奥匈帝国之同时，刻意不攻打首都维也纳，与奥握手言和而为今后留有余地，这是岩永举此例想说的意思。如前所述，我派宫崎、秋山两人去南京，其实也完全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但是无论朝野的担心，事件却日益扩大，难以收拾，由当地进行解决的希望不复存在，不安的情绪在增长。因此，究竟到哪一带能够停止军事行动呢？对于我们来说，不知道大致上打到什么程度的话，口头上说不扩大，实际上却无法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特别是外交上面很为难。但是除了军部大臣以外，不说阁僚就连我也得不到关于这方面的报告。为此，每天为了得到些许消息而感到郁闷焦躁。就这样，连内阁的阁僚都因为不知道具体情报，不安、不满充斥于内阁中。
终于拓务相大谷尊由在阁僚会议上发声了，这是在事变过去了二十天左右时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他提出质询，军事行动究竟大致到什么位置为止，军部大臣的杉山［元］陆相沉默不语一言不发。看到这样情况坐不住的海相米内光政答道：“预定是到永定河保定一带为止”。这时杉山脸色大变，对着海相怒斥道：“这些，能这么说吗？”，这令全场震惊，一时大家无语，问题也就到此为止。前些时我见到米内时，谈起这个话题，他笑着说：“那时，很是把杉山惹火了呢”。但这岂是一笑了之的，阁僚中就有对此表示愤慨的，说：在阁僚会议“这样的场合，岂能如此粗暴！”
为此，我向陛下上奏汇报。并且提出作为总理大臣在制定将来计划时，希望即便属于统帅事项，必要限度的相关情况能够通报内阁，恳切陛下慎重考虑。
当时陛下说总理的申诉是合理的，但要稍作考虑后再答复。此后我拜领了陛下的旨意，意思是陆军认为在政党出身的阁僚参加的阁僚会议上汇报军事问题很为难，所以今后决定由陛下亲自把必要的情况仅告诉首相和外相。
总之，政府和统帅部之间的联络，实在是个困难问题。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军令和军政之间出现对立（译注：军令指海军军令部，陆军则是参谋本部，这是掌握实际军权的军事部门；军政指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负责军政、预算等以及与政府行政的协调事项），终于发生了“侵犯统帅权”这类麻烦问题，这是尽人皆知的（译注：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日本海军分作以海军省为代表的“条约派”和以军令部为代表的“舰船派”。日本以原首相若槻礼次郎为代表签署了条约，此后通过枢密院一致通过，并经昭和天皇裁决。但它引起海军军令部的强烈不满，军令部总长加藤寬治以辞职表示抗议。这种对立后来引发了“侵犯统帅权”的大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恰是明治宪法的根本缺陷所在）。
要说在卢沟桥事件突发时，军部认为北支（译注：指华北）发声了动乱，需要派兵保护侨民。按照这种程度的报告也就接受了出兵费用的要求。出于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的目的，就不存在反对的余地。
接着，战火扩大到上海时，仍是同样的理由。这就为难了。作为大藏省来说，这样没完没了，其他各省不也有同样的不安么。无论如何总要提出某种方针吧。但是，只要这类事情属于军机大事，就没有办法得以明确，那么只有军部来确立一个切实的计划。即使有远大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说事情在变化，我们只能跟着一路走到黑。但事实未必如此。
中支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在出发时，我到东京车站送行，他拉着同来送行的杉山陆相反复强调说要打到南京去，陆军方面你要加以调动协调。他对我也说，我将打到南京，希望总理能理解。他留下这话就出发了。我对此向陆相确认，陆相答道，松井这么说说而已，不会打到南京，最多打到芜湖一带停下吧。但实际上不仅是打到了南京，甚至打到了汉口。怎么攻打的南京，对于军队的作战根本不容政府掺言置喙，而不了解军事方略，以外交为首的各种政策就无法制定。然而在军部方面，对于支那事变几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目标，从松井、杉山两位大将的对话来看，战事不就是被局势牵着渐渐延伸下去了吗？作为军部来说，未必想对我们隐瞒什么，但实际上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的军事方向。这里可以看到作为军队是毫无战略性计划性。
细想我在组阁时，就感到陆军内部的气氛异样，这正是陆军中坚被好事的一伙所盘踞的时期。即皇道派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如果不被靠边站仍在台上的话，或许支那事变甚至都不会发生也未可知。尤其是当时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译注：七七事变发生时，参谋本部长为闲院公载仁亲王，不太直接管事，次长今井清中将卧病，事变四个多月后去世，而作战部长亦称为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成为七七事变发生前后实际军务的主持）虽是统制派的一员，但和满洲事变发生时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不希望在支那引发事端。板垣征四郎也主张不扩大方针。
从我这里看，陆军中分为扩大、不扩大方针的两派，石原莞尔和他的上司多田骏（由石原莞尔推举于1937年8月接替今井清任参谋本部次长）为主的参谋本部是不扩大派；杉山陆相、梅津美次郎次官的陆军省是扩大派。之后杉山退下，板垣担当陆相，这也是多田和石原所策划的，所以事后杉山对他们就好像抱有不满。此外，作为扩大派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陆军中有南［次郎］、小磯［国昭］，海军中有末次［信正］等人。当时，末次（时任内相）和多田就在联络会议（译注：1937年11月因中日战争发展成为全面战争，为了加强军政联络和协调，设立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成为战时的决策机构）上发生了剧烈冲突。
究竟卢沟桥事变是如何发生的，至今真相还难以判明。米内也说搞不清楚。曾经一度已经在当地交涉签订协议（译注：七七事变后，双方交涉曾一时停战，7月11日日本方面还和第二十九军张自忠订立了协定等）而又遭到破坏，究竟是谁撕破协定，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嫌疑更大。因为，在北支（译注：指华北）原来就有人不断策划制造事端，日支之间频繁发生摩擦。每次，就签个“何梅协定”或者“什么什么协定”，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但这些事情本身还都是些摩擦而已。
事变扩大后，回想当时的情况，石原莞尔就说，自己被欺骗了。应该彻底贯彻的不扩大命令尽被违背，他事后叹道：都是那些“面从腹诽之徒”所为。
这是事变之前的事情了。杂志《日本及日本人》（译注：日本明治末期至昭和时期的民间右翼刊物）的负责人实川时次郎在与国民党政府的张群见面时，张群说：“日本，是因为军部存在问题”。据说他一边说一边还拿出一份军部人员的列表。按照支那方面的见解，似乎认为皇道派的那帮人还算好。最近，蓝衣社［原注：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机关］机关刊物还发表了“关注小畑敏四郎”的文章。大概是觉得小畑的思想是代表皇道派吧。
还是言归正传。这一日支事变正是我第一次内阁时发生的，是我组阁仅一个月后就突发的事件，而且因为涉及军机，即便政府也无法介入陈述意见。因为这样的情况，什么事情都非常难干。除此之外，陆军内部还有统制派、皇道派的派阀之争，还有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的意见对立，一方面想索性放手打击支那，一方面认为应该把力量重点放在比支那更重要的假想敌国上，军部的方针各种各样，就更使得解决事变变得困难起来。
军方如果有制造事变的考虑，本应该事先制定周详的计划，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展开，但实在令人遗憾，实际上军方毫无计划准备地只是被事件牵着鼻子走。但作为我既然在事变当初决定了不扩大方针，也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以尽早解决事变和支那握手言和，在维护东亚安定之同时，增强国力以备他日国家遇有不测。日支事变以来，我所采取的对支交涉措施，简单地回顾反省一下。
事变当初采取了不扩大方针希望尽量由当地进行解决，但说不上什么缘故，实际上却不断在扩大。对此极为担心，因此抓住进逼南京的时机，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斡旋和南京进行了交涉。但无论日本怎么通过德国政府的斡旋进行交涉都没有进展，最终归于失败。
因此，实在没有办法，在次年1月16日发表了“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声明以观动静。而事态仍然毫无转机，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缓一步，发表了“只要国民政府改弦易辙，将不拒绝其参与建设新秩序”的声明。这时初次使用了“东亚新秩序”这一用语。这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11月3日的声明。
接着这一声明，于12月22日再发表了含有更具体内容的“对支邦交调整方针”的声明。这些就是所谓的近卫声明。因响应这一声明，汪兆铭离开了重庆［以上的声明全文附于本章后］。
汪兆铭脱离重庆，以及12月22日声明——站在日支平等的原则上，没有领土和赔偿要求的宽大的邦交调整方针——发表后，一个时候观测着重庆方面的动向，但是本应该随着汪兆铭一起出来的何应钦或者其他人物一直都没有反应，这一观察又落空了。
人们一般认为“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是切断了交涉的余地。其实在此之后为了实现日支全面和平，这里还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
昭和十五年（1940年）夏第二次近卫内阁组阁后，甚至马上以我的名义向蒋介石发出了信函。宋子文［蒋介石的内弟］的弟弟宋子良（译注：也是蒋介石内弟，日文版原注如前）对于信函有联系，但这个人至今还是个有疑问的人物。这是上海的特务机关接收到的联络，提出了先在一定的区域实现停战协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和谈接触，约定程序是板垣［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和蒋介石在长沙会见。当时，板垣拿去的回复信函是这么表示的。但其后，和重庆是否取得联系，还是联系了也没有回音，都不知道了。就连宋子良是真人假人都搞不清楚了。于是，这里也需要倍加小心，对他在香港会见军事要员时，从门钥孔偷拍了照片，拿去南京让汪兆铭确认。
据说汪称确如其人，但不管怎么说是再无消息，这事至今在这边还是个笑谈话资。总之，这里试着各种方式想取得联系，但蒋政权方面都没有反应，这些背地里的工作也都归于失败。
于是，最后的出得结论是无论如何也需要美国来从中斡旋，这也成为我推进日美交涉的一个重要动机。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谈谈汪兆铭脱离重庆的事情。那个声明，即昭和十三年（1938年）12月22日的声明原来预定更早地在12月初发表的。当时在上海有影佐［祯昭］机关（译注：在中日战争初期，在上海设立了陆军的情报机关“影佐机关”又名“梅机关”，后影佐曾任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他们和在重庆的汪兆铭取得了联络，向我提出了在声明中做出有利于汪脱离重庆的表述，所以发表时间就等着汪脱离的时机信息。但是，说是要离开了要离开了，却一直没有出来，甚至担心是否要落空。因为这个原因，我原订于在大阪公会堂举行演讲时，发表这个没有领土和赔偿要求的重大声明，但特意突然称病而延期等待，终于汪的离开重庆得以确认的当月下旬，即昭和十三年（1938年）12月22日，才正式对外发布这一声明。
我认为这个声明非常重要。当时，与陆军也取得了一致意见，陆军对它表示支持。之后，又加上了各种条件，而使得近卫声明的精神歪曲变形了。去年（原注：昭和十八年「1943年」）东条内阁的大东亚宣言、对华新政策等，实际上结果与近卫声明是同样的内容，因此，说取消治外法权、归还租界等，都是延续了近卫声明的根本方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是重申了近卫声明而已。但可惜的是错过了时机，它们都没有取得我内阁时所可以期待的效果。
这里值得考虑的是，除了汪兆铭以外，为什么重庆方面没有反应？一言蔽之，无非就是对日本军部的不信。支那已经被日本军部的权谋耍弄得吃透了苦头，所以对这个声明也可以看作是军部的又一权谋。昭和十四年（1944年）6月，脱离重庆的汪兆铭秘密访问日本，和我在目白（译注：东京地名）会谈时，他认为蒋介石现在也明白过来了，还说何应钦原来应该是随他出来……但他还告诉我，换言之这要能够实现的话，还需要一个条件，也就是“如果日本能够按照近卫声明那样做的话”。
就这样，曾不断地对蒋政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尝试，但都没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我得出结论，如果没有美国作为中介参与就难以打开局面。在这样那样的尝试中，也就有了松冈［洋右］外相访欧路经莫斯科时，对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因哈特说，是不是下个大赌注博一场，就是美国劝诫重庆中止战争，而对此日本给予的条件，只要你相信我交给我松冈来办。但是，对此没有得到美国的任何响应。
【编辑部补注】
○ 昭和十三年（1938年）声明全文（译注：近卫内阁第一次声明）（下划线为在本文中引用提及的部分）
帝国政府在攻克南京后仍然给予支那国民政府以反省的最后机会以至于今，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肆意策划抗战，对内置人民生灵涂炭于不顾，对外无视东亚整体的和平。对此，帝国政府尔后将不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帝国期待能够真正进行提携的新兴支那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将与之调整两国的邦交，合作重建再生的新支那。原本帝国尊重支那的领土、主权以及列国在支那之权益的方针丝毫未变。现在，帝国对于东亚的和平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责任，政府期待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使命而发奋努力。
○ 昭和十三年（1938年）11月3日声明全文（译注：近卫内阁第二次声明）
现今，在天皇陛下光辉神威的引导下，帝国陆海军再克广东和武汉三镇，戡平了支那要地，国民政府已沦为不过是一地方政府。尽管如此，只要该政府仍固执于抗日容共政策，帝国将直到其溃灭为止，决不收兵。
帝国所冀求的乃是建设能够确保东亚永久安定的新秩序，这也是此次征战的终极目的之所在。
这一新秩序的建设就是日、满、支三国的相互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相互衔接融合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并实现共同防共、文化创新和经济结合。这才是实现东亚安定及其对世界进步所做的切实贡献。
帝国期待支那能在这一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中有所分担，帝国期望支那国民能够理解我们的真意，从而对帝国的合作给予响应。我们期待支那抛弃所谓国民政府的既有政策，改换其人员构成，实现更生。只要勇于参加到新秩序的建设中来，我们概不拒绝。
帝国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列国也会理解帝国的这一意图是与东亚新形势相吻合的，并特别期待盟友诸国能在历来深厚友好的关系基础上继续给予更多的支持。
在东亚建设新秩序，其渊源深深植于我肇国精神之中（译注：指日本传说神武天皇御敕令中所谓的“八纮一宇”），完成这一使命是赋予我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使命。帝国将坚决推行必要的各种国内改革，以大大扩充总体国力，排除万难来达成这一伟业。
政府谨此声明，这是帝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决心。
○ 昭和十三年（1938年）12月22日声明（谈话）全文（译注：近卫内阁第三次声明）
如政府本年度的再次声明所表明的，帝国将对始终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以武力予以彻底扫荡之同时，期待与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人士共同提携，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今天，能够感受到在支那各地更生的势力正蓬勃兴起，建设的形势日益高涨。在此，政府对内外阐明对更生支那的关系调整的根本方针，以期彻底贯彻帝国的真实意图。
日、满、支三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为实现相互的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而联合起来。为此，支那首先必须清算从来的偏狭观念，抛弃抗日的愚蠢行为和对满洲国的纠结情绪。即，日本真诚地希望，支那能够进一步承认满洲国，建立起完全的邦交关系。
其次，在东亚的天地不能容许共产国际的存在，所以日本根据日徳意防共协议的精神，缔结日支防共协定也是日支邦交调整的重大课题。但是，根据支那的现状看，在缔结该协定的期间内，应该在特定的地区承认日本的防共驻军，以及将内蒙古划为特殊防共地区。
关于日支的经济关系，日本决无意在支那实行经济独占政策，也绝不会要求支那限制具有善意的第三国顺应东亚新秩序所应享有的权益，我们只是希望日支的合作提携能够取得实效。也就是说在日支两国平等的原则下，希望支那容许帝国臣民在支那内地享有居住和经营的权利以促进日支两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支两国之间的经济交往的历史，特别是在北支及内蒙古的资源开发上，希望支那积极提供理解和便利。
日本对于支那基本要求如上。日本动用大军所要贯彻的真实意图，并非日本对支那有些许领土的要求，也不要求战争赔偿，这些都不言自明。日本仅仅要求的是，支那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担当者在承担其使命时，能做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保障。日本历来尊重支那的领土完整，为使支那完全独立，拟将进一步废除治外法权，并积极考虑归还租界。
关于三国同盟
关于是否与徳意两国缔结三国同盟问题，在昭和十三年（1938年）夏第一次近卫内阁时，德国方面通过大岛［浩］驻徳武官提交国内了。当时针对的对象是苏联，是业已存在的日徳意三国防共协定的延长。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1月由平沼［骐一郎］内阁继近卫内阁之后接手了这个议题。在其内阁召开了七十多次五相会议（译注：通常指首相、外相、陆相、海相＋1，比如加藏相或企划院长）也没有得出结论，到了同年8月，德国事先也没有任何联系地突然与这一同盟针对的对象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此，平沼留下一句“国际形势真是波诡云谲”的声明，内阁总辞职。就这样，曾经的三国同盟这一议题看似烟消云散。
然而，第二年的春天，德国势如破竹般地横扫西欧，英国的命运也濒临毁灭，关于缔结三国同盟的议论迅猛地在国内急剧抬头。而前一年同盟是针对苏联，这次针对的对象变成了英美，性质完全不同了。我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7月拜受第二次组阁大令时，反英美和缔结三国同盟正处于高潮，以陆军为中心包括部分民众对此狂热得就像达到了沸点。
三国同盟是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而这之前，作为德国外相里宾特洛甫的特使斯门达尔来了，他与松冈外相在9月9日、10日进行了会谈，当时的会谈记录对于了解同盟的具体目标以及成立的经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的一部分摘录如下：
1. 德国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并无意将此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但对此特别希望美国不参战。
2. 德国这次对英国本土的战争，不要求日本给予军事方面的援助。
3. 德国对日本的希望是，日本能够采取一切方法牵制美国，起到防止美国参战的作用。德国目前认为美国不会参战，而是以防万一。
5. （原注：原文编排如此）德国相信，日德两国之间相互谅解或者签订同盟协定，可以完全有效地应对任何时候发生的不测危机，这对两国有利。可以防止美国参与现在的战争，或者防止美日之间发生事端。
6. 日德意三国只有毅然决然地表明这一不容置疑的坚决态度，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警示美国乃至世界，可以强有力地制止美国轻举妄动；相反，如果只是采取软弱态度，发表无关痛痒的声明之类，那就只会自找其辱，甚至招来危机。
7. 德国希望日本能够把握当下的形势，认识到西半球发生的情况将带来的现实危险及其重大性，抛弃对于美国及其他列强抱有幻想，只有缔结日徳意三国同盟才能真正预防万一。希望日本对此能迅速决断并付诸行动。
10. （原注：原文编排如此）首先缔结日徳意三国同盟，此后无需再和苏联接近。但是两国的接触应该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对于日苏友好关系，德国具有发挥“真正的中介人”的准备，并认为这不会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与英国的宣传相反，德苏关系良好，苏联向德国作出的承诺，正令人满意地在加以履行。
11. 轴心国（包含日本）无疑将为了应对最坏的局面做好彻底的准备。与此同时，德国对于日美之间回避冲突将不惜付出任何努力，不仅如此，甚至在改善两国邦交关系上，只要人力之所能德国当竭尽全力而为之。
14.（原注：原文编排如此）斯门达尔所言内容可以完全作为里宾特洛甫外相的意思来加以接受。
根据这个会谈记录可知，缔结三国同盟的具体的两个目标。第一，防止美国参战，防止战祸扩大；第二，确立对苏的友好关系。
第一， 防止美国参战
在缔结三国同盟时受赐的天皇诏书中有“早日戡平祸乱，恢复和平，是朕极为关切的意愿”，也就是说，防止美国参战，防止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是陛下的主旨。然而，关于缔结三国同盟是否具有阻止美国参战的效果，引起更多的议论。在缔结三国同盟之前的御前会议上，就有提出这样意见的，“美国为了阻止日本走向偏向于德意方，尽量不对日本施压，而一旦日本明确站在徳意一边的话，具有自负心的美国人，不但不会反省，可能反而更加强硬起来，这将使得日美邦交调整更加困难，甚至导致日美战争再难避免的局势”。但松冈外相反驳说：“从迄今为止的日美关系来看，只是本着礼让或者友好的愿望总也未能取得成果，反而招致侮辱和关系恶化。如果要加以改善，防止进一步恶化，只有像斯门达尔说的那样，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为此，为了加强这一态度，我们应该和更多的国家合作，并且尽早向世界宣布，这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才是外交上最重要的举措。而本大臣会对这些措施的反应及效果加以关注，也准备绝不放过对美关系转换改善的时机。只是即便如此，首先还是需要明确展现毅然决然的对抗态度。”
这两种说法哪种正确，也就是说缔结三国同盟究竟有无防止美国参战的效果，这也许永远是个迷。
不管怎么说昭和十六年，美国还未参战，而提出防止美国参战为目标的日本却迈出了向美国宣战的一步。
只是至少在缔结三国同盟条约后约一年半左右美国没有参战这一事实，也不能说三国同盟并无效果。实际上从昭和十六年4月开始的日美交涉中，美国就始终执着地想要抽取三国同盟的精髓。这可以雄辩地证明，美国视三国同盟为障碍，只要这个同盟存在美国就不那么容易参战了。
第二， 确立对苏的友好关系
三国同盟的第二个具体目标是，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后，将德苏关系扩展到日苏关系，调整日苏邦交，可能的话进一步发展为日德苏三国之间的合作，由此更加强了日本对英美的立场，将有利于处理解决支那事变。
本来我是个热心的日美邦交调整论者，昭和九年（1934年）我亲赴美国，会见了朝野各界人士，与他们进行亲切的意见交换，就是希望探求解决日美之间问题的关键，为太平洋的和平有所贡献。
然而事与愿违，此后日美邦交关系一路走向恶化，特别是日支事变以来，日美两国关系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这种情况，也就如松冈外相所说的，仅仅是礼让或者期待加强友好关系，并无助于实际改善两国关系。当然日本政府并不是停留在希求友好的善意上，历代外相特别是有田［八郎］、野村［吉三郎］两外相，就把外交的重点放在与美国政府的直接交涉上，为了对日美之间最大障碍的支那问题能够达到相互谅解，曾经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但是，这些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甚至以美国为对象进行的交涉，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而且，日本在世界上逐渐陷于孤立。于是，打开这种局面的唯一途径，只有与美国对立的德意阵营加强合作，再和苏联的进行合作，美国就不能不反省了。仅仅是德意两国还不够，加上苏联的话，才能对英美达到势力均衡的对抗，在这样的基础上或许才能与美国之间达成谅解。也就是说与德意苏三国之间的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美进行邦交关系的调整，而这一调整的结果将有益于支那事变的处理。
我作为日美邦交调整论者的同时，另一面就是对苏警惕论者。我并不喜欢对苏接近，如果说为什么赞成日德苏三国的合作，那是因为如上所述，在当时的形势下考虑这一措施是达成与美国之间谅解的唯一途径。而值得警惕的苏联威胁，我相信由德国和日本从东西两侧加以牵制，可望得到缓和。
德国如斯门达尔与松冈会谈记录那样，承诺努力促成日苏邦交的调整，为此斯门达尔特使答应回国后将为此而努力。就这样，德国至少到苏联外相莫洛托夫于昭和十五年（1940年）11月访问柏林时为止，促进着日德苏三国之间的合作。从德国向日本提交的里宾特洛甫外相的提案可为证明，大致如下：
1. 苏联在为防止战争、迅速恢复和平的意义上，对于三国同盟的宗旨表示理解并表明加盟的意向。
2. 苏联对于欧亚的新秩序，承认德意两国以及日本的各自的领导地位，三国同盟方面则表明尊重苏联的领土完整。
3. 三国以及苏联，援助各自与他国的敌对，并且誓约不参加这些敌对的国家群体。
如下还秘密达成了日德意苏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为，日本在南太平洋方面，苏联在伊朗和印度方面，德国在中非方面，意大利在北非方面的势力划分。
对于这个里宾特洛甫外相的提案，日本政府做出了肯定的答复，里宾特洛甫外相在同年11月向莫洛托夫外长也出示日本肯定的意向。
如上述所叙，三国同盟是以将来把苏联容纳进来为前提来缔结的。然而，第二年的昭和十六年（1941年）3月松冈外相在访问柏林时，希特勒总统和里宾特洛甫外长都对苏联表示了极端的不满。苏联虽然原则上赞同了里宾特洛甫的如上提案，但是却提出了德国终究难于承认的三十几个交换条件，德国认为“不对苏联加以打击的话，欧洲的祸根终难除却”，这和一年前在缔结三国条约时所说的完全不一样了。因此，松冈外相对里宾特洛甫说，如果德苏两国发生问题的话，日本将蒙受巨大影响，对于德苏战争怎么也难于接受，而且表示在从德国“返回时将路经莫斯科，考虑和苏联调整邦交关系”。对此，里宾特洛甫告诫说：“苏联是个不可信的国家，调整邦交关系会很困难”，松冈说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怎么样，里宾特洛甫说：“达成的话那也可以。但是终究难以如愿吧”（以上是松冈外相回国后的报告谈话）。
松冈外相回国途中路经莫斯科，和德国的预测相反，与苏联当局进行交涉的结果，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据大岛大使的电报说，希特勒总统对此感到非常意外，而里宾特洛甫则不满地说，“我和松冈外相都那么明确地说了德苏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和苏联这样的对手缔结中立条约，实在难以理解。”
里宾特洛甫外长所说的和松冈外相所说的，有难以吻合之处。
这是双方的误解呢，还是故意地曲解呢，这姑且不论，总而言之德苏关系自此之后越来越恶化，4月以后大岛大使的电报都暗示着开战在即，形势紧迫。对此，我认为政府不能漠视，5月28日就以松岡外相的名义向里宾特洛甫外长致电表示：“从当前围绕日本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来看，作为外相，希望德国政府在此际尽量避免和苏联发生武装冲突。”里宾特洛甫来电答称：“就至今的情况看，和苏联一战几乎无可避免，但是可以相信我，一旦开战在两三个月内即可结束战争。并且这一作战不需要借用日本的力量，而战争的结束必定也对日本有利。”
此外德国最高军事当局明确告诉大岛大使：“本次作战应该在四周左右结束，它将称不上是场战争，应该视为一次警察活动而已。”
到6月22日，德苏战争开始了。英美两国立即声明支持援助苏联。苏联就此明确地加入了英美阵营。日苏之间的关系一时看来变化不大，但是作为三国同盟的前提的日德苏三国的合作就此化为泡影。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往来被切断了，三国同盟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大半意义。之前的平沼内阁探讨的三国同盟是针对苏联，突然德国与这个针对的对象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如果看作是德国第一次的背叛行为，那么德国承诺的把苏联拉入己方，以这一承诺为前提缔结了三国同盟，却又无视我国的劝告与苏联开战，这就应该算作是第二次背叛。所以，此时作为日本当然应该具有对三国同盟重新加以探讨的权利和正当性。我当时对缔结三国同盟的理由和经过进行了审视，与军部大臣磋商当然应该将三国同盟条约一笔勾销。但是，对德国军事抱有深深信赖的我国陆军，终究也听不进我所说的。特别是在初战中德国取得了巨大战果，这使得陆军更加强了对德国的信念。
对此我得出下一个结论。即，重新思考三国同盟问题，不仅因为国内的情况难以进行，而且一年前才缔结的同盟现在就废弃的话，显然是对对方的背弃行为，这还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从国际上看也是个国家信义问题，所以现在重新考虑三国同盟未必妥当。但是，既然德苏已经开战，同盟的一个主要目标结成日德苏三国的合作也就不复存在，在这种前提下如果我国被置于因三国同盟而遭受的牵连，即有可能陷入对美战争的危险，这对我国来说是极为严峻的大事。首先这使得缔结三国同盟丧失了意义，其次对于随之而来的危机不得不作出充分的准备。这就只有促进日美之间更加接近。而日美接近的可能性在三国同盟缔结前曾被认为是绝望的，但正是当时不如说还是大有希望。因为，在欧洲美国想拯救英国于穷境的话，就会极力回避在太平洋再和日本发生对峙。现在日美交涉从当年的4月开始了。我或多或少想对三国同盟的影响加以降温，而决心要使得日美交涉得到成立，就是缘于这样的局势判断。
三国同盟的成立和具体的目标如上所述。然而最近我方的战局极为不利，更加上德国面临崩溃的边缘，有部分人开始议论起对缔结三国同盟的责任之类。这就是我想陈述我之所见的原因。
我至今认为缔结三国同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是不得已的妥当的政策选择。也就是说，德国和苏联还在友好关系之中，欧洲几乎全被德国占领，英国处于穷境，美国尚未参战，在那种形势下日本与德国联合起来，再通过德国的介入日本可与苏联联合起来，如果实现日德苏的联合，对于英美我国的地位就更加坚固了，这不仅有利于处理支那事变，对于回避对英美战争，维护太平洋的和平也是一种贡献。因此，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秋的局势下，即使从亲英美论者来看，与德国联合也未必就是把我国置于险地的选项。这并非处于危机来诉诸感情论，所谓的感情论恰好是眼见德国败退而编造推卸的理由。
总而言之在我国的外交中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多。缔结三国同盟当时的反对论就是从亲英美的感情出发为多，而并非具有什么先见之明，不是有根有据作出的科学判断德国必败，英美必胜。所以排除这些亲英或亲德的感情，冷静地站在以日本利益为中心的立场上来看，这种反对论并不能令人信服。
然而，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秋是为妥当的政策，到了昭和十六年（1941年）夏却成为了危险的政策。何以如此，就是德苏战争的爆发使得日德苏三国的合作化为泡影，把苏联不容分说地赶入了英美阵营。事既已如此，拘泥于和德国的同盟对于我国来说成为了危险的政策。既然感觉到危险，就有必要迅速转换方向，为此加强日美的接触就是必然的。但陆军事已至此仍然坚持和德国的同盟，对于我殚精竭虑推进的日美交涉不断提出各种要求横里插杠，终于招致太平洋的险恶局势。这些并不是站在日本利害关系的立场上冷静考虑的结果，正是从亲德的感情出发的。感情论左右外交所带来的可怕恶果足以令人记取。
同盟反对论者看着在三国同盟缔结后美国的态度骤然强硬起来以至于造成日美开战，所以认为日美开战的原因就在于三国同盟。然而这有悖法理，也违背事实。
法理上看，日本在美国向德国宣战时才产生对美宣战的义务，但是昭和十六年（1941年）12月，美国尚未向德国宣战，日本却抢先向美国宣战。所以在宣战诏书就完全找不到“三国同盟”的字样。也就是说，即便从法理上看，日美开战和三国同盟之间毫无因果关系。
其次，从事实上看这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三国同盟的缔结确实使得英美舆论的反日情绪高涨，这是事实。但是一如美国废除日美通商条约是在同盟条约缔结之前的昭和十五年（1940年）4月就实行了，而美国的冻结资产令，则是在同盟条约缔结十个月之后，因为日本进驻法属印支而采取的措施，同盟条约缔结并未引起美国任何直接的反应。特别是以调整日美邦交关系的日美交涉，是在同盟条约缔结半年后的昭和十六年4月由美方提议才开始的，这些事实都说明，三国同盟和日美开战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待续 近卫文麿笔记·第二部分·下）
相关文章：
老狼是也先生其他译作：
点击“阅读原文”可阅读上一篇：近卫文麿笔记（从五一五事件到大政翼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