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远东法庭陈述书》译者序言
风灵按：本书是东条英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被告的陈词。远东法庭旷日持久，据报道，“……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审讯历时两年零7个月，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期间公开开庭818次，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有关证据资料达8000件，其中检察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1200页，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6800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长达1231页，对日军侵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在东南亚的罪行进行了控诉。法庭用了整整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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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老狼是也 前言
《东条英机宣誓供述状》的原编辑者前言是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所做，因无史料价值故译者未收录翻译，仅就此书来源转述一下。文稿是东条由布子在东京著名的神田书店街于1998年（平成10年）不经意在一旧书店中发现的。这是现在不复存在的“洋洋社”于1948年1月出版，但是出版后立刻成为1945年9月GHQ发布的出版报道管制的头号禁书。因此，该内容直至21世纪初近60年间很少为世人所知。
东条英机宣誓供述状具有史料文献的价值。东条在供述中死不认罪，只是循着东京审判所追究的三大类罪行，即破坏和平罪、杀人罪及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并且在具体罪状中有军阀独裁、共同谋略等等，堂而皇之地从当时日本的立场以及自己职责范围（1940年7月22日出任第二次近卫内阁陆军大臣起算至1944年7月22日东条内阁倒台为止）出发进行自我辩解。概括其要点的话，大致如下：
1. 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生存自卫”，是维护“国家的荣誉”。
2. 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是以和平目的，为解放大东亚的战争。
3. 对于日本军队的暴行，他虽然不得不承认负有行政责任，但搬出了“战阵训”和有关条例来进行狡辩，似乎日本军队应该是纪律严明的。把日军的罪行转换成为个别问题。
4. 他否认有“军阀”干政或者“共同谋略”，而统帅（军事）成为国家运作的中心是形势使然。
5. 但东条英机也意识到了日本明治宪法所形成的“特色”制度（统帅与国务的分立，即军队不属于政府管辖）存在与时代不符的问题。
对于东条英机的控诉主要关乎太平洋战争。日本如何走上侵略战争，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实乃一脉相承。
九一八事变前后，就日本国内外因素看，是日本短暂并且未能真正成型的大正民主出现破绽，政治腐败、经济萧条，贫富差别扩大；而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保守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经济和贸易受到严重考验；东北（满洲）自日俄战争以来日俄（苏）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间断；1928年末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东北的民族意识有所高涨。1929年5月苏联首先挑起中东路事件并“收复”了在东北的权益，而日本也感受到东北不稳、权益受到多方威胁。于是当时的中佐参谋石原莞尔，汲取了河本大作暗杀张作霖的经验教训，在国内参谋本部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并串通日本在朝鲜的驻军，仅以一万五千不足的关东军和后来越境驰援的朝鲜驻军一个旅团，面对拥兵二十八万多正规部队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冒险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极小代价（在占领奉天作战中日军仅2名死亡，中国军队死亡300～500人）大获全胜迅速占领东北。当时在石原莞尔的策划中就明确提出以事变来促进国内“革新”的主张。翌年的1932年日本国内发生五・一五事件就是对九一八事变的呼应，内阁总理犬养毅遭杀害，立宪政友会（政党）总部和三菱银行等也遭到袭击，事件发动的目的是要树立军阀政权实行国家改造。自此日本的“民主”名存实亡，中日之间的矛盾对立加深。而苏联也借机希望把日本这一祸水引向中国。
日本对华认识和影响政策决定的思维，大致可从以下两人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山县有朋元帅在1907年为日本制定国防方针提出的基本框架中称：“将来国家的扩展应朝向清朝以求获取权益”；辛亥革命爆发时曾经率连队登上驻军附近山顶鸣枪欢呼革命的石原莞尔到了20年代因中国军阀混战而感叹道：“中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令人怀疑”。所以日本开始萌生当仁不让地要充当东亚盟主的念头。这其实都是当时日本对中国对东亚的普遍认识和思潮。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9月26日日记中记载：“……期于十年之内，湔血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同时作为一国领袖，他对形式上完成统一仅三年（其间内乱纷纷，例如中原大战等）的中国实力还是有清醒的认识，面对当时激愤的民意和沸腾的舆论，他在10月7日日记中记载：“……徒一时之兴奋，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蒋介石忍辱负重，既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有大力加强军事力量的作为，在德国顾问团的指导下打造精锐之师等等。以后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被称为丧权辱国，但蒋介石从未承认过满洲国。而汪精卫也是坚决的反日抗战派。中共也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号召：“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提出了包括“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了保障伪满南部疆界，继续扩张并不断向华北进行威压、策反，促使中日之间矛盾更趋恶化。蒋介石在1935年8月21日日记中对日本作出如下估判：“（1）对中国思不战而屈。（2）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3）最后用兵进攻。（4）中国抵抗。（5）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6）倭国内乱革命。（7）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从这里不能不感到蒋介石具有相当的预见力，除了第6项未成为现实，其余都被言中。这使人想起横店抗日神剧中在七七事变后也有人站出来高呼“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是日本不断在华北排斥国民政府势力策反制造华北自治的直接后果，这激起中国的排日抗日情绪高涨，但里面也不可排出各种势力的混杂，有反蒋抗日，有逼蒋抗日，也有连蒋抗日。卢沟桥事变只是偶然，因为事实无法说日本想立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但由于日本的作为，事变不在卢沟桥发生，也可能会在高家村马家庄发生。事变后像之前的擦枪走火一样当地驻军之间签订协定曾有避免事态扩大的可能。在东京审判中有证言称，双方根据协定脱离接触后，在中间地带还有不明身份的人开枪、放鞭炮以挑起事端，只是这些无法证实而未被正式采信。事变不仅没有熄火，在7月29日更发生了目前“正史”中少有提及的“通州事件”，日军同时也借机试图以武力教训中国。总之七七事变后，中日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当蒋介石展开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中日的对抗终于演变成全面战争。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承认“满洲国”（参见《中共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而汪精卫则更早就投降日本成立伪政府并立即承认了“满洲国”。
日本未曾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倒是为了“膺惩暴支”想用三个月让国民政府蒋介石俯首称臣。但无可否认蒋介石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经受住了各种威逼利诱，坚持领导艰巨的抗战，这使日本陷入长期战的泥沼，竭力想解决“支那事变”，最初还是诱降如第三次近卫申明那样（基本条件：1.承认满洲国；2.承认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本的盟主地位），诱降不成就想彻底剿灭蒋介石国民政府。这就是所谓“解决支那事变”的内涵。中国坚持抗战逐渐赢得了曾经采取绥靖政策和受制于“中立法”的英美的同情和支援。当日军跨过中越边界进驻法属印支北部（1940年9月），采取了试图切断美英援蒋途径的重大战略措施时，失控的日本战车沿着不归路更突进了一步。
因为中日的全面战争，美国于1938年6月就对日实行了道义上的禁运；1939年7月通知日本将于半年后废除日美通商条约并在1940年1月正式实施；1940年7月罗斯福总统发表了对日限制包括石油和铁屑的产品出口；而在日本跨越边界进驻法属印支北部之同时发表了对日禁运铁屑，这使日本深感震撼，但并未就此收手。此时日本也受到德苏开战的鼓舞，为了彻底切断对重庆的援助，进一步超越了美英设想的底线进驻越南南部时（1941年7月），美国就对日断然采取了彻底的经济制裁，禁运包括石油在内的一切战略物质并对日实行资产冻结。这使得主要资源依赖于美英的日本濒临绝境。
日本进驻南部法属印支其实已经含有两个目的，在试图进一步切断援助重庆途径之同时，开始瞄向英国（缅甸、马来半岛）、美国（菲律宾）以及新的能够获取石油的荷属印支（印度尼西亚）。这点，美英当然也很明白。
综上所述，日本的侵略轨迹就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日全面战争→跨越国境侵入东南亚→和美英直接对抗。这虽然不是日本既有的侵略计划，就连“希特勒并不想制造另一场大战来达到其目的”一样（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有其与生俱来的逻辑规律。
作为复线略作展开的话，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了防共协定以加强日本对历来假想敌苏联的戒备态势；当日本开始探讨进一步加入三国同盟时，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随即以德苏携手侵略瓜分波兰为始的二战爆发（这导致平沼内阁倒台）；而当日本加入了三国同盟后（1940年9月），德国曾表示愿意进行斡旋改善日苏关系（1939年5-9月日苏还在诺门坎大打出手），但当日苏于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条约，不料仅两个月后德苏之间开战了（1941年6月）。德国这个强势崛起的法西斯国家最初势头凶猛横扫欧洲大陆直逼英伦三岛。日本陆军，特别是其中坚曾经师从德国陆军，庆幸终于傍上这个“大款”德国。但德国未曾有助于日本，日本也未能帮上一点忙。这个盟友既不断耍弄日本还成为日本的负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仍死心塌地地把自己捆绑在轴心国战车上，签订了单独不讲和条约（1941年12月9日）。
麦克阿瑟在国会听证会上曾经把日本比做14岁的少年犯罪，相对而言不同于德国40岁的成人犯罪。这个比喻还颇令人玩味。
美国在赫尔备忘录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从中国和东南亚全面撤兵，在太平洋地区三国同盟条约不予适用。这确实把日本逼到了死角。日本因为关系到“帝国的荣誉”断然不接受撤兵。当时出于对德国的迷信也不肯对三国同盟作出让步的解释。日本认为美英荷和中国对其形成了包围圈，赫尔国务卿为此还留下一句名言：“没有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会遭到所谓的包围圈”。
从东条英机供述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后的两大阵营、两个大国，各自在二战中、在东亚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政策方针的显著区别。
而如东条英机所说，日本决心“赌上国运”一博，打响了太平洋战争。也如日本海军三本五十六大将所言，一两年可以打个天翻地覆。日本的陆海军确实在初战中赢得意想不到的胜利，但是半年多后的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即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瓜岛之战（1942年8月）美军开始转守为攻，再往后日本就是强弩之末，了无胜绩可言了。
日本的大东亚政策，所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其雏型较为代表性地在石原莞尔“最终战争论”中有所表述，即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的“王道”与美国所代表的“霸道”进行最终战争。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这样美其名曰地冠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上。说到底就是建立以日本为东亚盟主的新秩序。这个美称连日本军部和日本官僚都不信，称其为挂羊头卖狗肉。
东条英机组阁成就了日本军阀的主导地位，在日本走马灯似的政府更迭中，他罕有地担任首相近4年之久，兼任陆相，最后还兼任参谋总长，大权独揽被人称为东条幕府。他是个狂热的战争强硬派，但战争后期的屡战屡败使他饱受诟病而被迫下台（1944年7月）。东条英机头脑敏锐，勤奋努力，工于笔记，对天皇十分恭顺，与天皇颇为投合，因为天皇也是个喜好细枝末节的人，东条总能对天皇作出周密详尽的解答和报告。当时人对东条的评价，往好说是个能吏，往坏说的话，缺乏想象力，至多是个事务局长，石原莞尔索性斥其为“下等兵”。
在供述书中可以看到，这份确实条理清晰的供述，满满的“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无非就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以“国家”的名义，这样的话语令人耳熟（或“以革命的名义”），尤其在专制制度的语境中。但这是个百分百误人误国的“正确”。东条正是这样把日本导向失败渊薮的罪魁。
从东条的供述状中，另有几点启示的话，就是特色制度，如法西斯德国或日本军国主义，是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它们与生俱来的逻辑终将导致自身的毁灭和失败。此外，世界的保守主义倾向将导致世界出现不安定，和平易于遭到危机。
于是，苏赫拉布·阿马里发出警告：“当今的反自由主义浪潮来势汹汹，犹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情形……反自由主义的优势地位将成为21世纪的典型特征”（转自风灵公号译文《 反自由主义：世界危机 》）。 但是译者对阿马里认为“与那时（指二战）组织化的系统性哲学（如法西斯主义等等主义）不同，现在的反自由主义势力分散，处于发展初期”的论断不敢苟同。他眼界狭隘地局限在欧美。按此说二战中为祸东亚和太平洋的日本军国主义又该如何看？其次，不知道他对有些自恃特色的大国怎么看？二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德国和日本的覆灭可为殷鉴。
今天日本的少数右派对战争的认识大致就认为日本是“生存自卫”，甚至是“解放东亚”。常有人认为，对于二战日本不如德国作出了更深刻的反省。其实日本也做过多次道歉，从细川首相、中村首相以及安倍都曾经道歉。若论深刻度，则确实有所欠缺。这由许多复杂原因综合造成。
日本是在美国登陆日本本岛之前宣布投降。这甚至出乎美国的意料。
首先，麦克阿瑟出于推进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对天皇不予起诉，甚至保护起来不允许对他进行取证。这犹如一把双刃剑，是个有利有弊的措施。它确实使得盟军较顺利地实行了占领任务，还阻挡了苏联的扩张和荼毒，并使得日本历史保持相应的连续性，不至于在改朝换代中折腾。但是，战后的日本政府曾经提出“一亿国民总忏悔”，因为天皇免责国民也都得到了“赦免”，犯罪的只是军国主义分子，包括天皇在内的国人都是受害者，这就“造成了反思的缺乏”。最近，NHK推出了一套“日本人为什么走向战争” 连续专题节目中并出版了丛书，不只局限在对军国主义的暴走进行反省，还对媒体舆论和民众思潮进行了剖析，这反映着日本对战争的反省也在深化。日本经过战后的自由民主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几乎很难设想“复活军国主义”，因为战争没给日本带来任何好处，惟有惨痛的教训。
纽伦堡审判是多国签订条约规定了审判的框架，东京审判则是由麦克阿瑟一手制定了为审判定调的《东京宪章》和操纵组织东京审判法庭。并且纽伦堡审判之后，德国国内继续进行了对战犯的追究和审判，日本却没有。究竟东京审判是东条（当然不止东条）所说的“胜者的正义”还是超越胜者正义的审判，对于这个既成的历史遗产，国际法学家开始着更深入的探讨。尽管如此，麦克阿瑟对于铲除日本的封建残余、军国主义，建设自由民主体制和指导制定新宪法，使得日本走上复兴，居功至伟，这是不可否认历史功绩。
澳大利亚国际法学家尼古拉・亨利(Nicola Henry)认为“政治因素决定了东京审判的格局”，所说的“政治因素”指的是大国政治、民族主义、性别政治。如果再补充一点的话，在东京审判期间（1946年1月～1948年末），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1946年3月）通常被视为冷战的开始，所以在东京审判中不能排除还有“国际政治”的影响。
举例来说，因为政治关系的影响，昭和天皇未受到审判；声名狼藉的731部队因为美国为了获取其研究成果和机密而采用了豁免权免予起诉；很少听到遭受侵略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声音；战争中的性暴力（如慰安妇问题）遭到忽略；而同盟国无差别的燃烧轰炸和原子轰炸，也是值得省思的，等等（参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
另外，德国在被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后投降，日本是在同盟国联军登陆本土之前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投降。从8月15日投降之日起，到美军先遣部队进驻与8月30日麦克阿瑟飞抵日本厚木机场，在占领过程中约有半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日本从容地销毁了大量有关战争的文件。这对东京审判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有许多案件因为缺乏证据不了了之。
关于东京审判，随着有关资料逐渐公开，国际性的研究还将继续深入。但是国际法囿于其特性，不仅尚待完善，并且国际法不可能成为制止战争的唯一依靠和保障。有关战争问题，不啻是国际法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考虑战争之时，如果不考虑战争的必然后果之正当性，而仅关注战争的表面目标，这是道德上的不负责，无论这种目标是收复历史疆域，或维护荣誉，或建立信用，或反击侵略，或其他的任何理由。如霍尔姆斯断言：‘战争究其性质是组织化的暴行，故意地、系统地造成死亡和破坏。不管是用核弹还是用弓箭，皆是如此。’ ” 摘自风灵公号《 和平是一种选择 》，这篇文章很简明地提出了对于战争的政治和哲学的思考，很具有启发性，在此特别推荐！（链接：和平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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