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怎样养活人口？

作者：理查德·坎蒂隆

翻译：黄方园 赵畅祎 风灵

注：本文选自1755年出版的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所著 《商业性质概论》Essay on the Nature of Trade in General，第1部分，第15章。文中有些论述已经过时，但作者认为是使用土地的方式而非土地本身养活了人口，是值得赞许的观点。

经验表明，树木、草木和其它种类的植物的数量会增加到其所在的土地能供养的极限。

同样的经验也表明，各种动物都会增至任何它们生活的土地所能供养的数量。马、牛、羊易于增加到土地所能养活的数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甚至可像在米兰那样，通过灌溉系统改善土地。种植草料用于饲养牛棚里的牛，比起让牛在田野里自由游荡觅食，可养的牛更多。可像在英格兰那样用芜菁喂羊，这样比起放养，一英亩的土地可喂养更多的羊。

总而言之，我们能增殖各种动物，达到我们希望维持的数目，如果我们能发现无限多的土地来养活这些动物，它们的数目甚至会达到无限大。动物数量的增加，除了受到维持它们生存的可用手段多少的限制外，没有其他约束。毫无疑问，如果所有的土地都仅用以维持人类的最低生活，那么人类的数目将以上述方式增加到土地所能养活的限度。

没有其它哪个国家的人口比中国更多。普通百姓靠米饭和稀粥过活。在南方，他们几乎是赤膊劳作，由于他们的辛勤耕种，每年都会有三季收成。土地绝不会被闲置，而且每年的产量为播种的100倍。人们通常穿的是棉布衣服，生产棉布只需要很少一点土地。这样看来，一英亩的土地就可生产出足够五百个成年人穿的布料了。

由于中国人所信仰的原则，他们必须结婚生子，只要能养活，就尽量多生孩子。把土地建为游玩休闲的花园或公园、以骗取公众的食物，他们认为这是犯罪行为。他们靠轿子抬人，只要是人能做的事就不让马做。

据到过中国的游客描述，他们的人口数量非常惊人。然而，当他们无力抚养小孩时，他们不得不让摇篮中的孩子死去，只保持他们能够喂养的数量。他们以持久而艰辛的劳作从河里捕捞大量的鱼，从陆地上得到了所有能得到的东西。

尽管如此，当灾年到来时，即使皇帝为这种紧急情况储备了粮食，开仓赈济，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荒。因此中国人的数量必须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成比例，按他们的生活水平计算，不能超过国土的负荷。而在此水平上，仅一英亩的土地便能养活许多人了。

另一方面，没有哪个国家人口的增长比美洲内陆的野蛮人更受限制。他们忽视农业，住在森林中，靠狩猎生活。由于树木要消耗土地里的水分和营养物质，留给动物吃的牧草便很稀少。而一个印第安人一年中要吃数头动物，所以通常要50到100英亩的土地才能给一个印第安人提供足够的食物。

这些印第安人的一个小部落得有40平方里格（长度单位，约等于3英里——译者注）的土地作为它的狩猎场。各部落因边界问题时常爆发激烈战争，而他们的人口数量总是与狩猎所得成比例。

欧洲人开垦土地并从地里收获谷物来维持生计。他们用所养绵羊的羊毛制成衣服。大多数人的主食是小麦，但是有一些农民用黑麦来制作面包，在北部地区也有用大麦或者燕麦的。欧洲各国的农民和一般平民吃的食物并不相同，土地的质量和肥沃程度往往也不一样。

弗兰德斯的大部分土地和伦巴第的部分土地小麦的产量是所播种子的18到20倍，没有闲置土地。那不勒斯的农村产量更多。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德国的一些地区的产量与之相当。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罗马政治家——译者注）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西西里的产量为10倍，老普林尼（公元23年-79年，罗马学者——译者注）说西西里的莱昂蒂翁地区的产量达到所播种子的100倍，巴比伦地区达到150倍，一些非洲地区的产量更高。

如今，欧洲的土地平均产量是播种的6倍，也就是说有5倍的产出可留作人们消费。土地通常在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种大麦和燕麦，第三年休耕。

一个人如果像法国南部许多农民那样，吃面包、蒜头、根茎类食物；只穿麻布衣服，粗糙的亚麻、木质鞋子、只喝水的话，可以靠一英亩半平均品质的土地为生，这种土地产量为6倍，并且每三年休耕一次。

相比之下，一个成人，穿皮鞋、长筒袜、羊毛衣服；住独栋房屋，有亚麻衣服替换，有床、椅子、桌子和其它生活用品；适当喝点啤酒或者葡萄酒，每天都要吃足够但不过度的肉、黄油、奶酪、面包、蔬菜，等等，则需要不少于4到5英亩平均品质的土地才能养活他。的确，在这些估算中，除了那些用以耕地和为了运输货物（距离为十英里以上）的马以外，没有计算其他的马匹所需的土地数量，。

历史记载，早期的罗马人每人靠2“journaux”（古罗马面积单位，指一天劳作或收割的土地面积——译者注）的土地养家糊口，这相当于巴黎的一亩，接近330平方英尺。他们几乎赤身裸体，没有葡萄酒或油，睡在稻草堆上，几乎无任何安逸舒适可言。但由于他们辛勤耕作，罗马周边的农业相当发达，他们从中得到了足够的粮食和蔬菜。

如果地主想要增加人口的数量，他们会鼓励农民尽早结婚生子，承诺为他们提供口粮，将土地完全用于此目的，无疑人口会增加到土地所能养活的程度，这种程度依据每人所分配到的产出而定，或许是一英亩半的产出，或许是4到5英亩的产出。

但是如果相反，有时国王或地主，会使农民把土地改作它用而不是供养人口。比如，他们通过控制市场的日用品和商品的的价格，即可决定农民将土地改作它用而不是提供人们所需的生活资料（因为我们可见他们控制市场中的价格和消费，就可以决定土地的用途，和他们亲自耕作的效果一样），人口数量必然会下降。没有工作的农民被迫离开农村，而其他的人，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抚养孩子，不会结婚或者晚婚，以存够养家糊口的钱。

如果住在乡下的地主搬到距离遥远的城市去住，必须喂养马匹来运送（乡下所产的）食物进城，包括主人和所有当地仆人、匠人和其他更适合在城里定居的人的食物。

把葡萄酒从勃艮第运到巴黎的运费比勃艮第的葡萄酒本身还贵。因此，那些用于供养拉车的马和照料马匹的人的土地，远远多于生产葡萄酒和供养其劳动者的土地。一国的马匹越多，留给人的食物就越少。那些用于拉车、狩猎、或者表演的马，通常每匹需要3到4英亩的土地供养。

但当贵族和地主们消费外国制造的衣服、丝绸、蕾丝等产品，并以本地的出产支付外国人时，他们已经显著地减少了本地居民的生活资料，而增加了外国人的生活资料，而这些外国人常常会成为本国的敌人。

波兰的贵族或地主，每年从农民那里收到土地产出约三分之一的地租，如果他们消费荷兰的衣服，亚麻制品等，他们将为这些消费支付一半的地租所得，也许会用另一半的地粗购买家庭生活必需品，花在波兰本地的产品和粗制品上。

然而，据我们的假定，一半地租即他的土地产量的六分之一将被荷兰人拿走，波兰农民要向荷兰人交付小麦、羊毛品、大麻和其它产品。这样，由于贵族们的生活方式，六分之一的土地就从波兰人民的手中流走了，更不用说还要喂养用于拉车、载货和表演的马匹。

此外，如果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产出分配给农民，而后者，仿效他们的主人消费外国商品，同样用波兰生产的原料产品支付外国人，将又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产出从人们的食物中流失了，更糟糕的是，大多给外国人的东西，通常被用来支持了本国的敌人。

如果波兰的贵族和地主只消费自己国内的产品，一开始品质也许会很糟糕，但很快便会得到改善，并且此举还会为国民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不是把这种好处让给外国人。如果所有的国家在贸易问题上都能保持警惕，不被他国所蒙蔽的话，只要发展本国的产业和产品，国家就会随之强盛。

如果法国的女士热衷于布鲁塞尔的蕾丝，而法国用香槟酒支付的话，如果我计算正确，一英亩土地的亚麻产品就需要16000英亩葡萄地产出来支付。无需多说，在这个交易中，大量的生活资料被运到了国外，从法国人民的手中流走了。除非有相当数量的产品被换回来，否则这种交易将倾向于减少人口的数量。

当我说地主能将人口的数量增加到土地所能供养的限度时，我假定了大多数人最大的愿望是成家，如果他们有能力以自己较满意的生活水平维持家庭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满足于（消费）一英亩半土地的产出量，并能保证有足够的生活资料，以同样的生活方式维持他的家庭，他就会结婚。然而，如果一个人要消费5到10英亩土地的产出才能满意的话，他就不会急着结婚，除非他认为自己足以以相同的方式去养活家庭。

在欧洲，贵族的小孩成长于富裕的环境。通常情况下家族大部分产业交给了长子，小儿子们便不急着结婚。他们通常单身，或是参军或是在修道院，但是，如果他们突然遇到了一位富有的女性继承者，或者能够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水平供养家庭，而不会让自己的小孩不幸福的话，他们还是非常愿意结婚的。

在一国较低的社会阶层中，也有一些男人出于骄傲，或者是与贵族相似的原因，而更喜欢单身的生活，宁愿靠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过活，也不想安定于家庭生活。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愿意建立家庭，如果他们能确保其家庭过上所希望的生活的话。如果把孩子养大，却让其跌入了更低的阶层，他们认为这对孩子而言是不公平的。

在一国中只有少数男人纯粹出于放荡不羁而避免结婚，所有较低阶级的人们都想要养育孩子，并让孩子们过上至少和自己相当的生活。工人和匠人们没有结婚，其实是因为他们在等待有朝一日能存够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或者能碰到一位有一点小钱的年轻女士，来达到此目标。每天，他们都目睹了那些和他们一样的人，由于缺乏这种认知，成家后陷入到更为可怕的贫穷境地，为了喂养孩子，自己则不得不食不果腹。

埃德蒙•哈雷先生观察发现，在西里西亚的布莱斯劳地区，16到45岁之间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之中，每年实际上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女性生子。然而哈雷先生认为，除开那些不育的或者孩子夭折的女性外，每年至少应该有六分之四的女性生育。

之所以每年没有六分之四的女性生子，是因为某些困难和挫折让她们没能结婚。年轻的女性避免成为未婚母亲。而在她找到愿意负担一切生育风险的男人之前，她不会结婚。

一国之中大多数人是雇工或老板。大多数人都不是独立谋生，不能确定靠他们付出的劳动或者是运营的事业，是否能让家庭维持可接受的生活水平。所以，他们要么不结婚，要么晚婚，这就是为什么按理说每年应该至少有六分之四的女性生子，而实际上只有六分之一成了母亲。。

如果地主帮助供养这些家庭，只需要一代人便足以使人口增长到土地产出所能支撑的程度。小孩不需要大人那么多物资。而无论大人小孩，需要的物资多少由其消费水平而定。

我们知道北方的人民，因土地产能很低，产出极少，因此他们派出了一大批殖民者涌入南方，杀害当地人，掠夺南方的土地。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一般情况下只能养活100，000人的土地产出，也许能养活400，000人。一个靠一英亩半土地产出过活的人，也许比消费了5到10亩土地产出的人更加强壮和勇敢。

因此，看来已很清楚，一个国家人口的数量取决于取得生活资料手段，而取得生活资料手段取决于耕种土地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又主要取决于地主的偏好、欲望和生活方式。人口的增加与减少也源于同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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