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战争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汤姆·帕尔默

翻译：风灵

文明之间是否必有冲突？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是胜是败？谁是和平最伟大的支持者或殖民主义最大的对手？一定要有“石油战争”吗？谁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谁会从中获益？

“内有自由，外有和平。这就是全部计划。”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Bastiat）（1849）

有些人是为了更好地打仗而研究战争。我们也可以研究战争——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为了避免战争、减少战争、阻止战争、消弭战争。我们能够努力理解战争，这与研究天气或天文、甚至疾病不相同，而与研究其他类型的人类行为相同。有了这种理解，我们就可以对自己、邻居、朋友、家人和同胞们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支持战争的理由中的谬误。此外，我们可以致力于建立和加强那些减少战争可能性的制度。如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相关问题，我们就能减少战争的发生，减少人类的暴力经历。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理解都可能是——毫不夸张地说——致命的，而（正确的）信息和理解能够救命。

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们倾注了大量精力来理解战争的原因，并培育有利于和平的心态和制度。

和平不再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历史记录显示，世界已变得更为和平。而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解释了变化之因。可以说，以这种知识作为武器，我们就能让世界益加和平。我们能减少人类的暴力经历。同时，世界会更为和平，更为公正，更为繁荣，而且更为自由。

好消息：暴力正在衰落

“不管你信不信——我知道大多数人不信——长期以来，暴力已经衰落，而现在我们可能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和平的时期。”—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

如果有人说暴力正在减少，大多数人会即刻否认。毕竟，新闻里充斥着暴力故事，时常伴着血淋淋的图像。强奸、谋杀和袭击是晚间新闻的主题。“有流血，上头条。”（If it bleeds, it leads.）这个或那个国家陷入武装冲突。但是我们需要后退一步，以看到更全面的情形。冲突，尤其是暴力的致命冲突，比起和平的合作来更吸引眼球。如果是和平自愿的互动，我们习惯于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但其实发生了很多事：人们去工作，农民种植庄稼，投资者为新公司融资，而工厂的工人组装有用的产品；人们购物；人们恋爱；情侣结婚；孩子出生；生日聚会；这就是生活。但这是背景，这太正常不过。不会在报纸的头条中读到“千百万人平静干着他们自己的事”。对头条而言有价值的是那些不正常的事，往往这就是冲突，尤其是暴力冲突。事实上，似有有些矛盾，越不常见的暴力越有可能上封面。我们欺骗自己，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暴力，而其实暴力在减少。

政治学家詹姆斯·佩尼（James Payne）和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的记载值得关注。随机选择一个人，其遭受暴力侵犯的可能性在过去几千年中已普遍下降。即使算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帝国、前苏联和中国的的奴隶劳动营，“种族清洗”及其他过去一百年间种种难以言喻的恐怖之事，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暴力仍然是在持续下降。这似乎不可能，但这就是事实。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欢欣鼓舞，即使我们会为那些仍遭受暴力之人的命运而悲痛。好消息是这种命运是越来越少的共同经历，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少。

暴力，包括战争，不是人性中永恒不变的特征。其发生率随着时间下降。我们并非注定承受在全世界总量恒定的暴力。暴力也有盈亏之变；长期以来暴力一直在减弱。社会学和政治学帮助我们理解其原因。学者们已积累并检验了大量证据，证明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正确地坚持：和平的关键在于自由，尤其是质疑和批评政府的自由，以及贸易、旅行和国外投资的自由。

文明之间或国家之间是否必有冲突？

有一篇著名的论文认为，世界正面临“文明的冲突”。照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的观点，“西方”正在衰落，除却其他因素外，还因为“西方国家”在军事上所控制的面积已缩小。在亨廷顿看来，文明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如果有一种文明兴旺，其他文明必将衰落。

亨廷顿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有趣的洞见，但他对人类交互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知之甚少。他对经济学把我不足，不理解自愿交易的重要性，而这是各个文明的共同特征，藉此，可让彼此富裕。相反，他赞同社会是零和关系的观点。

比如说，以下是他衡量文明趋于“衰落”的主要方式之一：

“1490年，西方社会控制了除巴尔干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半岛，占了全球总陆地面积5250万平方英里（南极洲除外）中的150万平方英里。1920年在其领土拓张的巅峰时期，西方直接统治着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接近半个地球。到了1993年，其控制的领土已缩减了一半，只有大约1270万平方英里。西方又回到了原来的欧洲核心，加上欧洲移民广泛分布的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土地。相反，独立的伊斯兰社会的领土从1920年的190万平方英里上升到1993年的1100万平方英里。人口控制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1900年西方人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30%，而西方政府统治着大约45%的世界人口，到了1920年统治了48%。到了1993年，除了帝国时代的少量残余如香港，西方政府统治的只是西方人。”

这是衰落吗？我们仅考察其中一个欧洲国家（帝国）的情形。荷兰王国于1800年至1942年间统治着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直到1942年被日本帝国所征服。战后，荷兰政府回归，花了大约五年的时间，努力重建荷兰的殖民统治。他们失败了，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独立建国。

根据亨廷顿的论文，在这样的失败之后，人们当然预计，荷兰人的财富会缩水。是这样吗？以1990年美元的购买力为收入的标准，1950年荷兰的人均GDP（荷兰的年人均收入）为5，996美元。2010年是多少？2010年荷兰的人均GDP，以1990年的美元计量，为24,303美元，增长了305%。荷兰政府失去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领地不是荷兰人民的灾难。远不仅不是灾难。他们不用再派年轻人去打仗，派一大群官僚去管理。现在，如果荷兰人想要印尼的东西，购买即可，不用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抛洒鲜血和财富。事实证明，贸易，而不是帝国主义，对荷兰人更有利，对印尼人也更有利得多。印尼的人均GDP（同样以1990年的美元计量）从1950年的817美元到2010年的4,722美元，增长了478%。

实际上，一国的繁荣不一定意味着另一国的贫穷。你的贸易伙伴变得更加发达，对你是件好事。正如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st Jean-Baptiste Say）在1803年的阐述（但很少有人听）：

“丰收令人高兴，不仅对从事农业的人，而且对所有必需品的销售商普遍都有好处。粮食收成越多，种庄稼的人购买的东西就越多。相反歉收整体上损害了必需品的销售。制造业和商业的产品也是如此。某一商业部门的成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手段，从而为其他所有部门的产品打开了市场；另一方面，某一生产或商业部门的停滞，也会影响到其余所有部门。”

得知中国、印度、巴西、或加纳的人民日益富有，富裕国家里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挥舞起了拳头。毕竟，如果穷人变富，必然意味着富人变穷。但是这不仅是丑陋卑鄙的想法，其推理基础更是糟糕。如果中国或印度变富了，加拿大人（德国人、丹麦人、美国人、日本人、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不该生气；如果他们之间有生意往来，这对他们会有好处，因为客户能为他们的产品支付更多。这同样适用于韩国人和肯尼亚人，弗吉尼亚人和佛蒙特人，农民和工人。

如果所有的经济交往都是零和交往，这意味着各国的利益绝对对立。而倘若如此，冲突则不可避免。亨廷顿将是正确的。但他错了。

重商者的帝国主义会取胜吗？

古往今来，虽有反对战争和帝国的寥寥之音，然而可悲的是，侵略他国、奴役当地人民、没收他们的货物的行为没有受到广泛的谴责。正是逐渐意识到基于尊重个人权利的贸易之益，意识到不公正的暴力之害，才为对侵略和政府的原则性批评提供了基础。毫不奇怪，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会在其后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谴责“愚蠢和不公”的欧洲殖民地。

“愚蠢和不公似乎从建立这些殖民地的第一个项目起，就成为了其主持和指导的原则；愚蠢在于追逐金山银矿，不公在于贪求他国的财产，而无害的当地人不但远未伤害欧洲人，最早的探险家们还盛赞过他们的善良好客。”

亚当·斯密认识到帝国主义“划不来”，至少对大多数人如此，帝国的全部成本远远、远远地高于他们可能获得的任何利益之总和。这位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指出，除了导致不公外，这种军事冒险和帝国的成本对纳税人而言，远高于所有可能的好处之和。

“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唯一目的，便是培育一个顾客之国，使他们只能从我国生产者的店铺购买我国所能供给的各种物品。我国生产者由此种独占得到的好处仅是价格稍稍提高，而我国消费者要负担全部费用，以维持这个帝国，保卫这个帝国。为了这个目的，也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我国在最近二次战争中，花费超过二亿镑，新增债务超过一亿七千万镑，至于前此各次战争用费，还不算在内。单单这一项借款的利息，不仅大于据说独占殖民地贸易独占能得到的全部超常利润，而且大于全部贸易价值，换言之，大于每年平均输出到殖民地的全部货物价值。”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他们所参与的统治和征服之战，其实不是为了殖民宗主国人民的利益，也即是说，不是为了那些纳税、供养军队、并承担帝国重负的人的利益。肯定有受益者：战争中的承包商和供应商，管理者和总督等官僚，贸易垄断和盗取土地的受惠者，从事抢劫货物与强迫劳动的贩子。但相比强加于殖民宗主国苦难的纳税人和殖民地被征服的居民身上的损失，这些人的收益微乎其微。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仅仅为供养军队而举债所需的利息就已大于所涉的交易价值。两者相加，这是个亏本生意。

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商非常理解这一点。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Cobden）是英国国会的议员，也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杰出最敢直言的自由贸易商之一。他在1860年尖锐地指出，如果有人只是打算补贴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便宜得多、危害也小得多的方式来干这种事。他因与法国谈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而享有盛誉，该协定有利于确保这两个传统对手之间的持久和平。在一篇抨击大英帝国蠢行的评论中，他以玩笑的口吻提出一种迥然不同但破坏性更小、花费更少的方法，以满足那些掠夺成性的相关集团。只需拿出战争费用的一小部分送给那些发战争财的奸商，数额与他们从战争和帝国中可能获得的财富相等，好让社会其他人从战争和死亡中解脱，这样做会好得多：

“不幸的是，我们有一个阶层——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从远方的那些战争中赚钱，从因担忧法国入侵而引发的那些国内恐慌中赚钱。没有这笔战争和军备的支出，你们贵族怎么过得下去？能想出一个少些花费和少些不人道的方式来供养这些贵族吗？当我和洛尔先生讨论减税时，谈到一些雇工少资本薄的小产业，主张高水平的贸易保护。我习惯性地建议他，与其干涉国家贸易，以保护这些业主吃饭穿衣的些微利益，他还不如最好将参与者从无利可图的占领中撤出，从卢浮宫酒店中拿出一些漂亮的公寓给他们，再用国家的钱，以丰盛的野味和香槟让他们好好度过余生。我们的贵族中的年轻人是不是没有考虑过这种妥协，以代替用所有方式中最昂贵一种，即战争或备战，来供养他们？”

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也是英国自由贸易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和科布登一样是一名反帝议员。1858年他将大英帝国及其战争与富人的福利支付系统（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相比较：

“不可能有精算师能算清楚英国的封建贵族们有多少财富、多少实力、多少霸权是来自于不光彩地分享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以各种征税措施从他们身上压榨得来，并浪费在每一个政府多半负有罪责的可能的犯罪行为中。越多地审视这个问题，你就越可能得出我的结论，那就是外交政策，这种对“欧洲的自由”重视，同时对“新教利益”的关注，对“权力平衡”的过度热爱，不多不少正是服务于大不列颠贵族的一个巨大的院外救济系统。”

比如说，一些为军队提供服务的供应商，以及甚至那些被派往担任殖民地官员或军官的“贵族的小儿子们”，牺牲殖民地人民和大英帝国其他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成为了获利者。但是英国人民作为整体当然没有获利。恰恰相反，在认真研究了大英帝国的支出、投资、税收和其他财务情况后，兰斯·E·戴维斯（Lance E.Davis）和罗伯特A·赫滕巴克（Robert A. Huttenback）在其《贪财与帝国之追求：英帝国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

“不列颠作为整体，当然未从帝国中获得经济好处。相反是个人投资者得到了好处。对于帝国本身，获益的水平取决于向谁问这个问题，以及怎样计算。对白人定居点的殖民地来说，答案是明确的：他们付出很少，得到很多。而在当时，那些依附于英国的殖民帝国中的白人定居者（商人们）几乎可肯定也同样获得了好处。至于当地的土著人，尽管他们的确得到了以批发价提供的政府限定的一篮子必需品的市场，但没有证据表明，如果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还会购买所提供的这些特定的必需品，即使能够讨价还价。”

帝国主义虽然对一小部分人必有好处（否则就没人追求它了），但对殖民国全体人民而言没有经济上的好处。得益的是总人口中非常少的人，而他们所得比起他人所失则微不足道。许多人（既有左派也有右派）持有这种无知的假设“若某人有所得，则另一人必有所失”；“若某人有所失，则另一人必有所得”；以及“得失总是平衡的。”这些假设皆为错误。

包围我们的是社会科学家所称的正和博弈，或大多数人所称的双赢交易，在其中交易双方都会获利。当顾客从商人那里购物时，顾客说“谢谢您”。相信零和世界的人应当为商人和顾客都说“谢谢您”而大感惊奇。一个人帮了另一人的忙而没有遭受损失。一人的收益与另一人的损失并不平衡。相反，他们都有收益。收益之和不是为零，而是为正。这样的交易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但是很少有人曾注意到正和自愿交易的这种“双重感谢”。

然而，还有一种互动，被称为负和博弈。在冲突的情况下，有可能不仅仅是一方损失，而且损失可能大于收益，甚至双方都遭受损失。实际上，后者相当常见。（需要明确的是，应当指出，在负和博弈中可能有净获利者。窃贼刺死了某人，拿走了他/她的钱财，窃贼可能得到了10美元，但受害者失去的不仅仅是10美元，更是他/她的生命。在此，一方藉由将全部的损失强加于失败一方的头上而获得了少许收益。还有可能双方均有所失而无所得，例如，假设这名窃贼欲窃取10美元而与被害者产生冲突，双方在打斗中同归于尽或是两败俱伤。）

维京人曾袭击货船抢劫财物。西班牙银色舰队（Spanish Silver Fleet，也称为西班牙珍宝舰队——译者注）装载着由奴隶劳动开采的贵金属，从皇家殖民地运往西班牙；这至少让皇家发了财（虽然对整个国家而言这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海盗曾是在海上冒险航行的人之巨大威胁。然而世界已然改变。过去两个世纪的国外军事冒险强加于殖民地人民的伤害，并没有为那些政府热衷于帝国主义冒险的国家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带来收益。当然有净得益者（比如为军队供货的特殊利益集团），但其收益远小于损失，不仅对被殖民者或被占领者是如此，对占领国的人民也同样如此。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比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方的损失非常惊人。二战以后，欧洲和亚洲大部分都沦为一片废墟，整个两大洲的人民都得忍受食品限额甚至饥荒。要和平和商业，而不要战争，提供了战后经济复苏的基础。

帝国主义和海外军事冒险最坚定不移的反对者，无论是在法国、英国或德国，都是最为投入的自由贸易者。诺贝尔和平奖第一位得主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Passy）是一位杰出的自由贸易经济学家，法国国际仲裁组织（the French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的创始人，也是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的朋友与合作者。这位著名的和平活动家解释道：

“尽管有太多的悲惨例外，但主流趋势仍然是和谐与普遍一致的规则，这在人类团结友爱的高尚理想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运动的精髓是交换。没有交换，全人类不再友爱，而反目成仇。通过交换，他们学会理解和关爱他人。他们的利益让彼此协调，而这种协调又能启迪他们。没有交换，每个人都固守一隅，与全宇宙疏离，某种意义上，落在了世界之外……禁止和限制（交换）的理论不仅宣扬隔离与荒废，更迫使人类陷入敌意和仇恨。”

帕西致力于促进贸易自由和建立国际仲裁机构，以此为手段来增进和平、避免战争。

正如战争和帝国在欧洲遇到了批评者，美国的帝国野心和计划也同样有人批判。商业领袖、作家和学者于1898年成立了反帝同盟（TheAnti-Imperialist League）以反对美国的军事冒险。成员之一的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萨姆纳（WilliamGraham Sumner）于1898年在其著名的文章《西班牙对美国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States by Spain）中论证，尽管美国在军事上打败了西班牙帝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但其实，正是西班牙帝国的原则征服了美国。

正如萨姆纳总结他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强烈谴责：

“我们已在军事冲突中打败了西班牙，但在思想和政策的领域，我们正在屈从于她的征服。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过是关于国家发展的过时理念，正是这种理念把西班牙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种理念吸引着民族主义的虚荣和贪婪。这些想法很诱人，尤其吻合最初的印象和最浅薄的判断，因此不可否认其有非常强大的人气效应。但这是妄想，会导致我们毁灭，除非我们头脑足够清醒，能抵挡这种妄想。”

什么是“石油战争（或争夺其他资源的战争）”？

实际的殖民占领今天已大为少见（尽管还有实例），但经常会听到许多国家的人说，使用武力发动战争或威胁发动战争，或以其他方式跨境使用政府权力，以推翻外国政府来保证资源供应是必要的。这是经济学家们驳斥了一次又一次的传统重商主义逻辑之翻版。政策制定者有时会认为，必须为了经济原因发动战争。在当今时代，他们认为，必须流血花钱来确保获得石油。1990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就发动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海湾战争在国会作证。他谈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表示：

“这不是国内的加油站要不要涨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石油流动的狭窄问题。这事关一个独断专行无人挑战的独裁者可能扼杀全球经济秩序的问题，命运将决定我们全体是否会陷入衰退，甚或陷入萧条的黑暗。”

他的前任之一亨利·基辛格稍早曾在洛杉矶时报撰文警告说，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有能力引发一场全球经济危机。” 在美国主导的第二次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获取石油的问题再次浮现。别的先不说，支持为石油打仗的那些人完全不懂基本的经济学。

威廉姆·尼斯坎南（William Niskanen）时任加图研究所主席，他是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Council of EconomicAdvisors）的成员，也是一名杰出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他在与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的一场公开辩论中谈到：

“不管1991年或2001年，都不值得为石油打仗。不论谁控制了石油，只有他们将石油卖给我们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时，石油才对他们有好处。而美国的国家利益与谁有石油不相干，除非是想打该国财富的主意。如果石油有问题的话，大豆更有问题，而这与我们是进口大量石油还是出口石油无关。石油在日本的价格和在英国一样，日本的石油全靠进口，而英国大部分石油能自给自足。我们有一个世界石油市场……因此不值得为石油打仗。1991年不值得，现在也不值得。”

尼斯坎南是对的。石油是一种基本商品，有国际价格。即使疯子般的独裁者也能意识到如果他们不出售石油，石油的价值就很少甚至没有。事实上，美国公认的敌人（比如已故的委内瑞拉独裁者查韦斯）都明白这点，并将其国有石油公司的大部分产品都卖给美国买家。

但就算我们认为，石油或其他某种资源的流动可能会减少。那又如何呢？经济学告诉我们重要的两点：

1.军队也很贵。实际上，军费几乎总是比外国政府减少供应而造成的任何福利损失都昂贵得多。军事干预的鼓吹者假设军队不花钱。但并非如此。

2. 市场参与者已经找到了应对供应减少的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价格提供激励，从而将商品分配到互相竞争的各种用途中价值最高的用途中去（当价格上涨，我们对稀缺资源的使用将“经济化”）；涨价不仅提供保护资源的激励，也提供增加供给和转向替代品的激励（以石油为例，其替代品包括天然气、水电、太阳能和其他形式的能源）。依靠市场远比诉诸武力廉价得多。

当然，重商主义的思想和不考虑军事干涉成本并非美国政府一家独有。类似政策让前苏联破了产（每个新卫星国都加入到苏联帝国中，并为帝国武力带来了巨大负担），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年来一直为获取石油和其他基本商品而支付大量的额外费用。该项政策对中国纳税人而言代价高昂，因为国家付的钱多于市场价格，还要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对这类资源的使用（还不包括对他国政治决策者的额外利诱）。

许多年来，法国政府一直努力让法国的公司获得在西非的特权；这些特权牺牲了非洲消费者和法国纳税人的利益。法国政府通过保留CFA法郎（CFA在1945-1958年间原指法属非洲殖民地（Colonies françaises d’Afrique），后指非洲法兰西共同体（Communauté française d’Afrique），而在法属殖民地独立之后指非洲金融共同体或西非货币联盟（Communauté Financière Africaine）），外国援助（这是法国纳税人的负担，正如美国的外国援助是美国纳税人的负担，中国的外国援助是中国纳税人的负担），以及法国驻军以及时不时的军事干预来为法国公司谋求利益。净获益者不是“法国人民”，而是受优待的利益集团，他们牺牲了其余的法国人民而获得好处。因此，法国总统萨科齐悄悄地（被记者抓住）与多哥当选总统福雷·纳辛贝（他因法国的支持而当选）会谈时说道：“如果你是法国的朋友，你就必须考虑法国的公司。”这一消息明白无误，让人能一窥现代裙带主义的世界。

同样地，普金总统治下的俄罗斯也通过攻击性的对外政策，为包括国有和私有在内的俄罗斯公司谋求好处。这些攻击性的对外政策包括入侵邻国、兼并领土，并创立“欧亚关税同盟”（Eurasian Customs Union）。其结果危害了俄罗斯的消费者和纳税人，但有利于接近克林姆林宫的企业老板和管理者，特别是为日益专制的政权提供人力物力支持的“西罗维基”（siloviki）集团。

自由交换是远比以任何形式运用国家权力更为优越的获取资源的方式。重商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仅有利于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却与公共利益相对立。它们都是失败的主张。

经济学谬误与国际关系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是自由与和平的最伟大支持者之一，也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价值的最佳阐释者之一，他宣称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贸易是双赢，相反战争却是双输。

“我们的任务是与错误且危险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作斗争。该体系认为一国人民的繁荣与另一国人民的繁荣不相容，这是把商业当作征服，把辛勤工作当作剥削统治。只要这种想法继续被人们所接受，世界将永远不会有24小时的和平。甚至，和平会成为一种逻辑不一致的荒谬念头。”

那些已被彻底揭露批驳的理论的持久存在，如“贸易平衡”理论——“一国的出口越是大于进口，商业对其就越有利”，已经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摈弃欺骗性的教条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合理的经济学的问题，与一个人对世界的其他看法无关。如贸易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认为：

“太多建策的知识分子想象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主流，这是一种幻觉，但正是这种幻觉，可以摧毁双赢贸易的现实世界。”

经济民族主义者及其重商主义建议愚昧无知，坚持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威胁，或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威胁的人（因为一方或另一方将同时得到外国净投资和贸易盈余）之愚昧无知，实在令人震惊。我们可以期盼，这种无知会在良好的经济学分析面前后退，而萨伊预言的那一天不用等太久就会到来：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那时人们会不解，有何必要费尽力气揭露这个制度的愚蠢，这个制度如此幼稚，如此荒谬，却时常在刺刀的威胁下施行。”

如果商品无法跨境，军队就会跨境。

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创造了国家之间的和平。这确实未让战争成为不可能，但确实减少了战争，而这是有价值的成就。古典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将和平与商业联系在一起。正如德国古典自由主义者约翰·普林斯-史密斯（John Prince-Smith）1860年所论及：

“由贸易自由发展而来的国际间利益交互，是阻止战争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们进而能将每个外国人都当作好主顾，向他开枪的意图就会大为减少。”

现在我们更好地理解到，不仅在和平和贸易自由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和平与贸易量之间更是存在强正相关关系。跨境货物越多，跨境投资越多，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

1748年，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指出：

“商业的自然效果是导致和平。互有贸易往来的两个国家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方有购买的利益，另一方就有销售的利益，而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共同的需要。”

如所罗门·波洛契克（Solomon W. Polachek）和卡洛斯·赛格利（Carlos Seiglie）在考察了冲突之后得出的结论：“互贸的国家之间合作更多，斗争更少。贸易量翻一番，争斗就减少20%。”跨境贸易——尤其是跨境投资——让人们有了维持和平的利益。那些拥有更多的持续性的跨境贸易关系或投资的人，不太可能支持针对其客户或商业伙伴的战争。越多的人的生计依赖于维持贸易，对和平的支持就越大，因为会有更多声音反对破坏那些有价值的关系。而跨境投资量越大，对和平的支持也越大，道理很明白，人们不愿看到自己的东西被轰炸、被毁灭。

广泛认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愚蠢和毁灭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例如，提高贸易壁垒以“保护”现存的国内生产者），对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实际上，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他们签署请愿书，反对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对超过二万种进口商品施加的极端贸易限制。这打击了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出口商），激起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加深并延长了欧洲和美国的大萧条，导致世界贸易崩溃，并为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一请愿书的结语是：“关税战争不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良好土壤。”结果证明正是如此。

在二战的恐怖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评论道：

“在此特别时刻，全世界正集中其主要思想和精力，致力于实现和平与自由的目标。而这与第三个目标息息相关——重建世界贸易。其实这三者——和平、自由和世界贸易——密不可分。过去的惨痛教训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次演讲中，杜鲁门总统指出：“三十年代经济战争中的每一次战斗，都让不可避免的悲剧结果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个古老的洞见

和平行为和贸易相关联的理解可追溯久远。在《奥德赛》（the Odyssey）的第九卷，古希腊诗人荷马将独眼巨人族（the Cyclopeans）描绘为野人，独眼巨人族吃掉了登陆他们岛屿的人。他们缺乏文明的制度，尤其是慎思、法律和贸易。

“他们没有召集议会的地方，也没有法律，

没有，在那高高的山巅，他们住在拱形的大洞穴里——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法律，统治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们对邻人的世界漠不关心。

…………

独眼巨人们没有船头漆成深红色的大船，

没有工匠为他们打造精巧船舶，

以此扬帆远航，前往异国港口，

象大多数人类那样，漂洋过海，冒险通商。”

辩论、讨论、批评、贸易、旅行、投资和自由社会的其他因素确实没能让战争变得不可能，但它们的确让战争变得颇不太可能。它们限制和减少了野蛮的暴力。限于篇幅，难以尽述。

谁来决定？

自由意志主义者一贯认为，假设由统治精英发动的战争能以某种方式让该国统治的人民受益，这种假设幼稚且肤浅。对此，历史学家帕克·穆恩在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中阐述得很清楚：

“语言往往掩盖真相。我们通常认识不到，我们的眼睛会被语言的花招所蒙蔽，而看不见国际关系的事实。当人们使用简单的单音节词“France（法国）”时，是把法国当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实体。为了避免笨拙的重复，我们用人称指代一个国家时——例如，当我们说“法国派她的军队去征服突尼斯”——我们不仅将该国视为整体，还认为它具有人格。正是这些字词隐瞒了事实，使国际关系成了一场人格化的国家在其中充当演员的刺激性大片，而我们太容易忘记，那些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才是真正的演员。如果我们没有“法国”这样的词，相反，我们不得不说——3800万利益和信念非常多样化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居住在21.8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上，这会有多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就应当更为准确地描述突尼斯远征，某种类似这样的方式：‘这3200万人中的少数几个人派了另外3万人去征服突尼斯。’以这种方式提出事实立刻暗示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一系列问题。谁是‘少数几个人’？他们为什么要派3万人去突尼斯？而这些人为什么会服从派遣？”

帝国不是由“国家”而是由人建立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发现这些人，发现活跃在每个国家中的利益相关的少数派，对帝国主义有直接利益的少数派，然后分析为什么大多数人作出牺牲，为扩张帝国主义所须的战争而战斗。

“X国与Y国开战或X国派出军队入侵Y国”，这种说法充其量不过是对隐藏在战争之后的复杂行动的简化；实际上，是X国中某群人作出了对其他人而言后果严重的选择，而严肃的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这些选择是如何作出的，为什么会作出这些选择，以及为什么其他人会遵循其选择。战争是一种选择，至少对侵略者而言是如此。将某国中存在的所有人、所有利益及所有意见，全部汇集入一个系统性的决策机构，这种企图不仅莫名其妙，更糟糕的是，这对我们掩盖了所有重要的政治学问题。然而，太多战争和冲突问题的评论家、分析家和理论家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无法理解相关问题，因为他们是集体主义者，不仅道德上如此，而且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上也是如此。他们认为，由数量巨大的多元化个人及其复杂关系（家庭、人际网络、政党、企业、宗教信仰，等等等等）所组成的一个国家是一个人，就象国家中的个人那样。这是导致严重后果的草率思维。

选择是人为的，而非必然发生。我们对激励作出反应，但我们也被观念所驱动。愚蠢的观念为愚蠢的政策提供支持，而愚蠢的政策创造出不正当——甚至是极其危险的激励。

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必须为和平挺身而出。如果情况是在为战争创造条件，就应该被质疑。对于战争问题绝不能有“犹豫不决”这种事。这是一个二元选择。如果你不支持战争，你就必须反对战争；在战争本身的问题上没有中间立场。战争引起的破坏，逝去的无辜生命，以及其导致的浪费，创造了一种反对参战的非常非常高的推定标准。此外，如果你希望他人也支持和平，你就不能只是大声说支持和平，你还得与谬论作战，包括“文明的冲突”，“经济的冲突”，“保护主义”，以及零和的世界观，并积极支持那些能创造和平激励的制度，特别是贸易自由、旅行自由和投资自由，以及言论自由和批评政府政策自由的民主权利。

历史学家帕克·穆恩的挑战，即分析“为什么大多数人作出牺牲，为扩张帝国主义所须的战争而战斗”，也是我们的挑战。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些问题，就该为正确之事挺身而出——支持这种哲学，这种政治经济学，这种制度，这种政策，并努力实现一个自愿合作的和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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