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狼是也：我与书的一点小故事
作者 老狼是也
6月下旬台湾游，最主要目的，一是探访师友，二是采购书籍，游虽在其次，承蒙黄老师厚意安排，得以对台湾也有了更广域的观光，深感台湾不愧是个美丽岛！也许，台湾的城市都赶不上大陆的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那么灯火辉煌，天然景区也没有许多人为的造作雕琢，一切都给人表里如一浑然一体的和谐印象。街上有小摊贩但从未见一个城管；路经最高法院，居然看不到有武装警兵威严地站岗，没有栅栏拒人数十米之外；去了台湾两个最重要的纪念馆，仅有两名士兵装饰性地持枪挺立于雕像两侧，就再未见身着军服或者武警装备的人影……不再一一举例了。一切都如阳光般地自然、寻常。
回到本题，还是谈谈书。 我最后三天住的饭店，事先在谷歌地图上确认了，重庆南路，正好是台湾的书店街。后来听说，书店街已大不如前了，原来书店都是各出版社的门市部，但随着网络的兴起，人们似乎更多在网上阅读文字，书的市场就萧条了。也许已经老了，尽管成天在电脑前的时间为多，但是遇有好的文章，也都是转换成WORD存档，打印出来看。用WORD存档，还有个意图，就是免得这些网络文章404。
总之，我从饭店出门，转身就有书店，说是已经萧条了的书店街，500米内还是有十来间。在书店中，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愉快和兴奋，同时逛书店也是蛮累人。拍了一些书店书架的照片，也颇受群里师友们的关注，引发大家的议论，还有许多人推荐好书。群里的师友们都爱书，我能感受到大家如饥似渴的这种愿望。
不禁想起关于书的一些故事，都是亲身经历。五十年代，记得父亲每到发工资的那天就带着我去逛书店，上海的书店街在福州路上，另外有一间父亲常去的旧书店则在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经常就是从家里出发坐公交先到福州路，再折回到江宁路。当时没有购物袋之类的，一堆书上下各垫张粉色的纸就用绳子扎起来拎着走。每次都有专门给我的一二本儿童读物，但还有诱惑的是，买完书后父亲不是一份油豆腐线粉汤就是一客小笼包子这类小吃犒劳自己也解我馋。书太重了，奢侈一下就坐三轮车回家。当时我只有五六岁，走一个下午陪父亲买书逛书店应该也很累，但这些不再有印象了，只存有愉快的回忆。
父亲看书也是蛮摆谱的，书桌上放一排墨水，都插着蘸水笔，墨水五种，纯蓝，蓝黑，黑色，红色，还有一种绿墨水，现在市面上已经绝迹了吧。他看过的书，不仅五颜六色，还有眉批，他颇为得意的伎俩是不用尺划线很直，今天我知道这确实不那么容易。至今我还记得他夜读时的背影。
我们家是在49后才移住上海，虽然藏书不少，但历经战乱，颠沛流离，因此即便藏书，大多是5、60年代收藏。只是听一直跟随父母的家中老保姆不慎惋惜地说过：“哎哟，好些古董和景德镇瓷器都扔啦，就那只死沉的皮箱一直带着。”这是父亲一直留存的一箱书。
1966年文革开始，虽然已经初二了，但还是不晓事，看着红卫兵红旗招展呼喊口号招摇过市，也会兴奋地跑出去看热闹。当时我们住的弄堂，是法国人建的现在被称为联体别墅的房子，弄堂中央还宽敞，我们经常在那儿打球踢球。而这弄堂里文化人很多，也有许多父母亲的故旧。敲锣打鼓破四旧的抄家不久开始了，我们又奔着热闹迎了出去，没想到这次直冲我们家而来。我清楚记得，在约有近百户人家的这一弄堂，我们家排在第三号被抄。很恐怖，我们住在二楼，我躲在二、三楼的楼梯上看红卫兵在家里翻腾，还一个劲地训斥父母亲，我们家没有什么浮财，他们把书一摞摞搬到弄堂里，父亲有时候申诉说，这XXX的书是好书啊，遭来一顿训斥。书堆在弄堂中央，然后点着燃起二层楼多高的火焰，被付诸一炬。当天晚上我不敢正视父亲沮丧和茫然的眼神，他一下苍老了。全家都像被霜打了一般全无声息，尽管那是个严酷的夏日。
此后，大字报贴在了弄堂口，“打倒漏网右派，反动军官XXX”。
父亲大概确实是“漏网右派”。反右的时候我还只5-6岁。父亲突然每星期只有周末回家住一晚，他被送到郊区（奉贤）去劳改了。星期天上午他总是很晚起床，还让我用铁锤替他捶背，我打不准部位，他就让我上下运动锤击，他趴在下面移动来接受锤击……。父亲是高中历史教师，大约这样的劳改有一到两年后，就从上海当时有一定历史的名校南洋模范中学被调到一个三四流的学校去了。
至于“反动军官”也是确实，因为父亲曾在二战结束后的广州战犯审判中担任翻译，当时具有国民党的上校军衔（文职）。父母亲其实都曾亲共，据母亲说她曾和最好的闺蜜商量要奔赴延安，后来那个朋友去了，母亲则被人介绍到据说和延安一样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演剧队”（百度可查），父母亲应该是在演剧队结识的。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被调另用，她随父亲离开了抗日演剧队。
抄家后，父亲还被责令每天打扫弄堂，我们进出弄堂都感到抬不起头来，但这种屈辱父亲从未表露出什么，如果与我们相遇，他会流露一种歉意的眼神。无法无天的抄家越来越盛行，这条弄堂里大概80%都有了同样的遭遇，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抄家风过后，又有大串联，停课闹革命，总之学校不用去了。反正我们属于黑五类或者黑九类的子女，与红卫兵无缘，但也都自有一个小集团，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吧，然后这些小集团又各有联系，这种联系和沟通，我觉得最多的就是传看各种劫后剩余的书籍。我相信，在微信群里年龄相近的师友大概都有相同的经历。一本书传到手里，常常仅有一两天的时间，我清楚记得，《战争与和平》一套四本，只有两天的时间，就生吞活剥般地看下来了。那段时间，如果说没有虚度的话，就是看了许多书。有《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高老头》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好多本，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双城记》、《哈姆雷特》，还有屠格涅夫、契柯夫、杰克・伦敦、马克・吐温 ……就不一一例举了。毫无炫耀之意，更不敢与某位相比，某位的博览群书令凡人望尘莫及。
我记得大概是反右以后，父母亲有时候吵架，母亲一句话就能顶得父亲哑口无言：“谁叫你乱说话了”。所以，父亲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自己的身世或者对身边事情的感受和看法，但我不记得他说过违心的漂亮话，他把许多话，许多事情和故事都憋在心里。但他看我们传看这些书，却兴致很高，禁不住要和我们说些故事，“巴尔扎克的书，前50页不可不读，但很乏味，因为那是写社会和时代背景，所以称为‘人间喜剧’了”；“红与黑，就是红衣主教和拿破仑，于连的向往吧”;“马克吐温的书很有趣啊”；“朱生豪的莎士比亚至今还是最好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说到这些他神采飞扬，其实文革开始几年后，他就卧病不起了，1974年初去世，享年59岁，病因：急性肺炎引发的肺原性心脏病，但我认为父亲是在那个非人的时代被气死的。父亲去世一年多前，给我一封信，才把自己的身世、当时罪名之一的海外关系和他的简历留给了在东北上山下乡的我。
那时的书店我也有印象，大概80%毛选、语录和各种单行本，余下的就是马恩列斯的著作，属于文艺类的似乎只有鲁迅的各种杂文集了。毛选不用掏钱买，随处可以得到赠送，那10年，大概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套以上，语录就更多了。到农村，最初令我们感到心惊的就是，在毛屎坑里发现了一页页的毛选，老乡们拿它来揩腚了，这在城里可是大逆不道啊；更叫我们瞠目结舌的是，老乡们当着我们面撕下语录卷烟抽，“这，这，这……”，有同学惊诧得说不上话来，“这纸好啊，最适合卷烟了”老乡坦然地说。确实，语录都用的是上好的字典纸。
我们也都带了不少书去农村。我们村子很穷，晚上只有一盏油灯，晚上看书，早餐起来鼻子都熏黑了。记得大家看的范文澜的通史里说到八卦，于是模仿着来算卦，一同学上厕所要算一卦，结果是“大凶”，大家嘻哈地还没在意，外屋黑呼呼的，他一出屋子就被土筐扳了一跤，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真灵验。我也记得，大家津津乐道的鲁迅的书，就有“肥皂”、“药渣”的故事，还有什么“野菊性官下，寒蛩在悬肘”的“诗句”……
历史浩劫的10年终于结束。书市眼见着有所松动，但仍有禁书，我曾经看过的就有“雪白血红”，出版不久就被禁了。也有的书“幸好”早就买到了，看了，留存着。其实国外也有禁书，禁书原则是“违反公序良俗”或有侵害他人的书，比如诲淫诲盗的书，或者造谣诋毁的书。这不在一个层次。
大约在90年代末，书市最活跃的时候，还有许多的盗版书，当年所谓的“封资修”如潮水般泛滥，记得北京的朋友曾带我去过设在北京某地底下一个很大的书市，什么盗版书都有，我就是在那儿先后买了近20本《灵山》分别作为礼物送给朋友，还买了高行健的其他几种著作，这个叫“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还不错。但有的盗版就很粗制滥造了，记得有个叫“群众出版社”出的《我的父亲贝利亚》，应该是俄文翻译而来，看着却像俄国人翻译的，汉语都不通。
翻译的书越来越多，但有的译本实在不敢恭维。所以在购书时常有一种新烦恼，哪个版本更好？有过几次，译文实在难以卒读。我倒没能力进行英汉对照，但汉语都不通，意思费解，就只有扔掉。近几年自己也翻译了些文字，现在也有百万多字了吧，其中部分有幸被风灵公号采用，但我只是业余翻译，才疏学浅，文字功力差，所以心底里不无阴影和担忧，生怕这些译文让人“难以卒读”。好在本人并无功利意图，这些都是在自己阅读中，感觉或有益于国内填补和理解中日历史关系空白的基础资料吧，也知道这些至少现在在国内很难出版。风灵老师有一篇专文谈及翻译，《Commonlaw到底该译成什么？》，这显然是在更高层次上来谈论翻译中的基本概念，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也很根本。如果语言是思维的基础，当语言本身概念含义有所缺失，那么思维就会出现很大偏差，这显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大障碍。
中国有成语叫“开卷有益”。这是千真万确的。不仅有益，当看到一本好书，心里洋溢的愉快，也许更是一种难得的感受。我想微信群里的师友一定都曾有这样的体验。而最近再次唤起这种感受的，就是读黄春兴老师的《政治经济学》。我对经济学纯属门外汉，虽然还未必全部看懂，但觉得这本书像人类学史，像哲学书，它所含有的认识论特别有意义，能够使我们更准确地去把握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真心推荐！并且真心感谢黄老师！
在台湾买书，我本来有心目中的目标，比如秦晖的《走出帝制》，不久前听说李劼到台湾出书了，想看看出的什么书，此外还想找些大陆所没有的近代史料方面的书籍。有朋友分别推荐了一些书，除了我已存有的，比如《墓碑》、《天翻地覆》等，这些于我还在其次，因为有些是我们亲历，而且大多都是无以复加的悲惨故事，但我相信它们仍是冰山一角。
第一天东挑西捡我买了八本书，回到饭店就开始发愁，估计再买行李肯定超重了，突然灵光乍现，可以到邮局邮寄啊，至少应该比交付托运费来得便宜。第二天我找到了附近的邮局寄出了八公斤。这下心理上轻松不少，可以再买书了。于是，这书店门出，那书店门进，晃晃悠悠地又买了一堆。黄老师在驾车途中曾特意路经台大，指给我看那个最大的“诚品书店”，很抱歉的是我最后也没能去，因为在饭店周围，我已经买得拿不了了。在机场Check in时，运气不佳遇上个不通融的家伙，还硬是让我当场开箱拿出了两本书才接受了行李托运。
当有人说什么国民性素质论时，但愿他们看看台湾，台湾标志了炎黄子孙也可以；当有人在清谈高论启蒙时，私以为，欧洲的启蒙运动也绝不是“开启”了“民智”、“教化”了民众。这些或许都有积极的意义，但决定性的还是在于形成“多人世界”。今天比80年代更成熟，世界历经近三百年也日臻完善，而我们正进入一个革命性的高科技时代，中国，有希望。
再说的话，离题太远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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