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维：亚当·斯密对当今中国的特殊意义
亚当·斯密对当今中国的特殊意义
——纪念《国富论》发表二百三十周年
周兴维
原载2006年12月1日《上海证券报》
经济学开山大师亚当·斯密（AdamSmith）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泰晤士报》刊发讣告，称他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商业头脑；而今（2006）年10月30日的《泰晤士报》却盛赞“亚当·斯密的现代经济学之父地位不可动摇”。知耻而后勇——尽管这一“后”就是两百多年。而《泰晤士报》之所以前倨后恭，盖因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在前一天宣布，斯密的头像将于明（2007）年春天，取代著名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Elgar，1857～1934）荣登英格兰银行20镑新钞，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苏格兰人。这位誓做“人民的行长”的英国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还说，“政界几乎到处都有人把斯密的观点当成自己的见解宣扬，可见亚当·斯密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趣的是，默文·金是名副其实的钻石王老五，而亚当·斯密也竟然终生未娶）近年来数次访问中国、呼吁中国加快金融开放、被认为最有希望角逐下届首相宝座的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甚至赞扬“斯密敢于维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以斯密同乡而自豪的布朗三月曾涉嫌“秘密贷款”丑闻，不知这位仁兄读到斯密“道德与正义是社会和市场的重要基础”时当作何感想）
1723年6月5日，苏格兰法夫郡（CountyFife）柯卡尔迪（Kirkcaldy）镇诞生了一位注定要影响全世界几百年的英杰。从来就不是英伦“一流”更非世界“一流”的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 Glasgow），为世界为后人培育了一位绝对堪称“超一流”的人才。终斯密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有两部，一是发表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一是发表于1776年的《国富论》（TheWealth Of Nations），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富论》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认为个人的“自利”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公益。两年后，斯密出任苏格兰皇家海关税务司长，身体力行其主张。此后，斯密的思想便成为英国工业发展力量的基石。
《国富论》认为，“劳动”是一切国民财富的原因，国民财富的性质是“共享”。斯密第一次把科学调查的方法应用在“经济学”上，试图把经济学建成一门“正式”的科学。《国富论》不仅代表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而且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230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斯密强调，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目的，“正确”使用经济学原则可同时使“君主”和人民增加财富：一、为人民带来丰厚的收入（或实物），或为人民获得丰厚的收入（或实物）创造条件；二、为国家或社会共同体带来足够的收入以创造公共品。
《国富论》取代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主导地位，对英国的经济和经济学产生了根本影响。1786年，首相威廉·彼特曾把斯密的理论应用于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和拟定财政预算。200年后，斯密的思想又受到“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推崇。
涂上条纹的“骡子”不可能是“斑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患上了严重的“英国病”——赤字剧增，价格飞涨，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罢工频频。没有人会忘记凯恩斯的老家曾是自由经济打造出来的“典范帝国”。而如今，这个最先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却非常不幸地跌进了凯恩斯陷阱——滞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以致哈耶克、弗里德曼两位大师要异口同声疾呼：回到斯密去！历史就这样把撒切尔夫人推上了前台。于是，一场“民营化”的改革浪潮在英国掀起进而波及大半个世界。
这或许是经济史上值得“定格”的一页：
一天傍晚，撒切尔夫人邀哈耶克赴伦敦经济问题研究所会面。夫人离去后，所有人都聚集在心事重重的思想家身边，沉默良久的他，只轻轻吐出了三个字：“她真美！”
不愧是大家。哈耶克没错。二十世纪惟一一场以一名女性名字命名的政治、经济改革——“撒切尔革命”拉开了序幕。这场改革的核心就是国营企业、事业的“民营化”。几乎与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时，1984年11月，英国电信成为公用事业中的第一个“民营化”对象。随后，众多“自然垄断”的国有企业也都实行了“民营化”。诚然，撒切尔夫人会因“民营化”在政治、技术上的可行性而做出必要妥协，但其改革主旨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变更过。
1990年，连任三届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挥别唐宁街10号，其时，“民营化”改革已大显成效，“英国病”基本治愈；英国经济成功实现了从政府主导、生产者主导到市场主导、消费者主导的转型——这也正是此后多年英国经济总体表现一直好于欧陆各国的根本原因。
当然，斯密思想的影响所及，并不限于英国、西欧或“西方”，也不限于十九、二十世纪。一方面，自斯密提出自由的“市场社会”思想起，其与管制的“契约社会”思想之间的论争就从未止息过；另方面，随着西学东渐，《国富论》的效率、《情操论》的正义，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重读斯密260年前的“两论”，厘清效率与公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也许对中国具有某种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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