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吗

文  周兴维

尽管中国1992年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尽管中国加入WTO已经十五年，但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吗？暂且不论美日欧因何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不认可，仅我的看法，中国经济也还不是市场经济。

第一，国资委下令央企“保增长”。

不说央企存在合理与否。就国资委1下令央企“保增长”而言，即无疑不是市场管理。典型的如2013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提出“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经济方针，国资委跟进要“保增长”，于四月中旬成立“保增长工作小组”，强调“保增长”是国资委和央企的“共同责任”，要求央企增加值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10％以上；否则就不是坚决“保增长”。企业的营收和利润指标要政府机构下令，这很可怕。央企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和咽喉，其增加利润的手段从来不出扩张和加价。如要其利润增长10％以上，其价格就会更高，并推高整个价格水平。央企进一步扩张也会压缩非央企特别是民企的空间。国资委，可能是中国经济体制中最具“负能量”的机构之一。

第二，发改委管价格管计划管审批。

一个计划、一种价格、一批工程（当然都是“规模”及“规模以上”的）能否入列、立项，取决于发改委。这多少有些荒唐。且不说“跑部钱进”“吃里爬外”“低进高出”“市场煤计划电”之类的腐败。单就这些计划、价格、工程本身的经济性、合理性、科学性、可行性等看，高高在上的发改委就必然失误、犯错，甚至南辕北辙。比如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本质是市场的竞争、测度和选择问题，但却成了政府心头大事，隔三差五就会提上中央和地方议事日程。看似滑稽，其实是发改委代政府在演“捉放曹”。脱胎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虽然整合了原“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职能，2但其发挥的却仍然是原计委的职能。发改委，可能是中国经济体制中最最具“负能量”的机构之一。

第三，行政区划表征经济区域。

郡县制以降，央地关系就一直是中国最难理顺的关系之一。以行政区划表征经济区域，是中国一大特色。所以中国的区域发展，实际上是行政区划发展而非经济区域发展。在这种体制下，所谓“区域均衡发展”，就是中央统率、安抚地方，地方对策、影响中央。目前，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中，没有“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项目的，仅浙江、黑龙江等。中央批复，地方整钱。一个若隐若显的“区域均衡发展陷阱”就发生了：以牺牲“人的均衡发展”为代价，实现一级地方的发展和官员升迁。3所谓“人的均衡发展”，就是作为国民的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享受到大体一致的“国民待遇”。但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东部腾飞，西部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区域均衡发展”规划项目，都忽视甚或抹煞了“人的均衡发展”。国民不爽，区域也未见均衡。

第四，宏观调控屡屡错位。

什么叫“宏观调控”？货币供给、利率、税收、汇率、贸易、政府开支等方面的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因事制宜，能治理经济生活的“未病”，就是宏观调控。如果此言不差，那末宏调就不该对“微观”下手。可此间的宏调，往往是管制商品价格、数量，往往是“拉闸限电”，甚至往往是“关停并转”，而且一宏调，民企往往最受伤。是不是错位了？深究一下，中国经济问题有不少都出在微观，比如：产权模糊，行业禁入，竞争扭曲，法度松弛，明规则说话，潜规则办事，市场通行官场原则，官场通行市场原则，等等。哪一样不是微观？你去限量限价限电甚至关别人的张，还叫宏调？与发改委并列，央行可能也是最最具“负能量”的机构之一；而作为钱袋子，央行可能还是最最无奈的机构之一。

第五，“规划”城市、城市群，“统筹”城乡发展。

城市、城市群和城乡发展，是政府可以规划、政府可以统筹的吗？平心而论，城市、城市群，城乡发展，都是技术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政府在其中当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必须建立在“顺势而为”的基础上，且必须小心谨慎。用行政手段推行“三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划定城市的行政级别，实在有违技术规律、产业规律、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但狂热的“新型城镇化”令人神往、魂牵梦绕。于是上行下效“摊大饼”，县改区、改市，小市改大市；轰轰烈烈的新型城镇化铺天盖地，“陈焕生”4们想不进城都难！但“播下龙种，收获跳蚤”。1950年代的“大跃进”，1960年代的“三线建设”，1990年代的“造城”，2010年代的“鬼城”，都是“殷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可能是中国经济体制中最搞笑最悲摧的一个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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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鼓吹“双创”，鼓吹“互联网+”，甚至总理“两会”报告宣布在2017年内取消手机漫游费……凡此种种，都说明，政府不仅已经成为经济活动主体，而且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在不断自我强化，所以中国经济还不是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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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国务院直属唯一正部级特设机构，国资委全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于2003年4月，十多年来，虽然号称“监管国有资产”，但归国资委监管的央企仅百余家；多个中 央部委的六千多家国企、实行企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特别是中央所属金融类资产，迄今并不在国资委“监管”之列。

2国家计划委员会1952年成立，因袭苏联“斯大林范式”，秉持“鸟笼经济”思想，视经济主体为若干“飞鸟”，视国家计划为足够大的“鸟笼”。计委的职能就是把这些“飞鸟”关进“鸟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82年5月成立，计委职能有所调减，“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企业”取向明显。1998年3月体改委撤销，其职能归入国务院“体改办”，从政府序列消失；同年，国家计委改名“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并入体改办和原国家经贸委职能，是谓“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3“区域均衡发展陷阱”的危害还有很多，比如“GDP虚高”、“政令难出中南海”、拼环境拼资源等问题。分省GDP增速高于全国GDP增速，无关计算技术，而是“政绩”制度使然。至于“政令难出中南海”，实际是“权力和税利上收，责任和成本下放”，使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对等，地方不得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4陈奂生，亦作陈焕生，作家高晓声（1928～1999）“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角，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进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讲述改革进程中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陈奂生式的满足类乎阿Q，你或可“酸楚微笑”看陈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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