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保护的第三条道路

文 风灵

公共资源的保护与治理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上对此一般有两种思路，一是将公共资源私有化，以市场自身的机制保护资源并有效利用。二是对公共资源进行政府管制，如发放配额或收取费用，限制获取公共资源，以克服外部性、搭便车等现象。

然而，两种对策都可能力有不逮，甚至引发其他重重弊端。比如，管理者会受到部门预算、政策和个人利益的约束；同时，他们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缺少最切实、最一致的利益关联。而且，管理者并不是资源的直接利用者、相关者，缺乏主客观信息。因此，政府管制的效率往往不高，成本亦难以控制。另一方面，某些情况下，私有化资源的成本极为高昂，或者出于资源自身的特点，几乎不可能成功，比如公海等公共资源就很难为私人所有。此外，脱离当地惯例、习俗，自上而下武断的产权分配方案也有失败的风险。

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公共资源保护并非只有以上非此即彼两种对策。除了可以以较低成本建立排他性的使用权、从而私有化的公共资源之外，其他的公共资源，可以按照竞争性分为两类，即公共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公共物品的使用具有非竞争性，而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具有竞争性。案例研究表明，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如运河，灯塔，烟火，农业所需的蜜蜂等，都未必不能以市场方式提供。而使用上具有竞争性、易为私人所消耗的公共池塘资源，如海洋渔业、草原牧地、森林、地下水等等，则会可能会产生资源耗尽的公地悲剧。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预期其他人会消耗资源，所以自己也无激励保护性使用资源，因此，每个使用者理性的选择都是尽可能多地消耗资源。

但理论上的公地悲剧实际上未必会发生，公共池塘资源所在的社区可能会自发形成保护机制，演化出相关的文化和习俗，保护当地人赖以为生的资源。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在公共池塘资源的保护中，不可忽视当地自治、自发生成规则的重要性。因为当地社区成员较为固定，成员之间相互拥有资源使用者的特征信息，并能以长期的反复博弈，演化出较为稳定的合作模式。并且，在多中心的各个小区域之间，社区之间的资源保护机制也会互相对比和竞争，各种措施会在小范围内试错，成功的经验会被传播推广。比如苏格兰的牧场和一些印第安部落的渔业生产，就当地而言，是成功的保护性利用资源的例证，尽管资源并没有被置于国家治理之下或者进行私有化。印第安部落与美国政府于19世纪签订的渔业条约在20世纪被再次承认后，当地部落出于自身考虑，有节制地利用渔业资源，并且互相监督其他部落的捕捞行为，形成有效的滥用约束机制。国内外有些旅游资源由地方基层、民间自治团体运营维护，也不乏成功的案例。

当然，资源的社区治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需要在市场化经济的基础上，结合政府的法治支持。经济学家认识到，因为各种资源和当地文化千差万别，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方式也会因地制宜，各有不同。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需要了解资源自身的特点，例如其存量、边界和消耗方式、利用者等等；明确利益激励是人们消耗资源的首要原因；分析当地习俗惯例对资源所发挥的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分析政府介入的成本和利弊。总之，利用多中心的文化自适应机制和当地社区的信息优势，发扬利益相关人的企业家精神，以避免自上而下的管制和分配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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