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狼是也：概说日本天皇事
文 老狼是也
日本王朝的起始
据记载，日本在7世纪中叶发生“乙巳之变”，当时朝廷中所谓的“天皇记”等史书大部烧失，只有“国记”幸免于难，但这些都没有留存下来。现在，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成书于公元八世纪初，两部史书并称为《记纪》，应该是乙巳之变后重编和补缀而成。《古事记》记载了神话传说、历史民俗、歌谣等，这些对日本后世的精神层面有很大影响，含有日本人精神方面的DNA；《日本书纪》被视为正史，是钦定修撰的史书，由舍人亲王编撰，仿中国的编年体形式，记载了从神话传说、第一代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公元697年为止）的历史。现存的有日本平安时代（公元8世纪末以后）的抄本。
（平安时代《日本书纪》抄本）
日本古代史，较早出现在大陆中原史书中的记载是《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东夷传》，当时的日本有100多个小国，有的小国曾向大陆中原王朝进贡，换取贸易利益，于是被赐封为“汉委奴国王”并授以金印，这枚金印据考证是经济交往的凭证。18世纪在九州博多湾的志贺岛发现了一枚金印，证实了《后汉书》的记载。如果说当时日本有100多个“小国”，这些小国可能是多个部族或邑。
（九州博多湾的志贺岛发现的金印）
到了三世纪，在陈寿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有了对日本更详尽的记载，第一次出现了日本人名和国名，即邪马台国和女王卑弥呼。并且记载了公元239年女王向魏派出使者，被授予“亲魏倭王”的金印和铜镜。“倭”即“魏”字去除了右部加上单人旁。
大陆中原“自古以来”似乎对周边就有民族歧视，史书对周边民族的记载称谓现在看多含有贬义，比如：鲜卑、匈奴、龟兹、狗邪韩国、鸟奴国等。
但“邪马台”，日语读法应该是“YAMATO”，引入汉字后为“大和”；而“卑弥呼”，日语读法或应是“HIMEKO”，而用日语汉字表示的话应该是“姫子”。
邪马台国在日本史上是“国”的诞生的记载，也是现在日本史学界的共识。《三国志》该篇记述较为详尽，当时日本有大小不一的三十多国，“皆统属女王国……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由此看女王卑弥呼（HIMEKO）应当是三十多个部族联合政权所推举的共主。但其所在地至今仍有争议，一说是近畿（今以大阪为中心包括奈良等地的区域），一说是九州东迁至近畿。根据《三国志》记载，到女王之都要路径数国，水陆兼程才可抵达，私以为近畿说更为有力。
明治以前，卑弥呼被列为第十五代“神功天皇”，但在大正时代重新勘定的天皇系谱中将卑弥呼排除了，而被称为“神功皇后”。《三国志》记载卑弥呼“年已长大，无夫婿”,称为皇后似有不确。此外《三国志》记载卑弥呼“事鬼神，能惑众”，似乎含有贬义，其实这与各古代文明的发展特征相符。文明初始阶段，祭祀天地鬼神常常与权力相结合。古代没有所谓的科学，神职具有探求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理解乃至解释的权能，易中天称此为“前科学”。
日本今奈良地区的大和（YAMATO）一带，发现了诸多巨大古坟群，被认定是该时期所筑，这就是日本史称的“古坟时代”（公元三世纪～七世纪）。从古坟的规制看，规模很大，显示了墓主拥有广域支配的权威身份。
有部族群居、建城廓、并有祭祀有陪葬品墓葬等特征，通常被认为初具文明。因为这样的古坟墓葬的集中存在，也证实“大和政权”应在在奈良一带。
到了公元五世纪，在大陆中原南北朝的《宋书》中记载，倭国与南朝的宋有交往，受到册封的有“倭国五王”。日本史家据此一一作出对应如下：
倭王讚 应神or仁德天皇
倭王珍 仁德or反正天皇
倭王濟 允恭天皇
倭王興 安康天皇
倭王武 雄略天皇
但现在日本史家一般认为，前两者尚有不确，比如现在的天皇系谱中第十五代应神天皇高寿111岁，第十六代仁德天皇高寿143岁……后三者也有争议，现在通过考古发掘可以证实的是倭王武，即天皇系谱中的第二十一代雄略天皇。
综上所述，日本列岛最初的政权“邪马台国”出现在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记载中，即大陆中原的三国时代，是日本史称的“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相交阶段。而在公元五世纪形成以奈良为中心的大和（YAMATO）政权，这时大陆中原处于南北朝时代。这也是日本史称的“飞鸟时代”（公元592～710年，因政治中心迁址飞鸟地方，与古坟时代后期重叠）。
天皇称谓和年号
“倭国五王”如上的对应，现在都以“天皇”称呼，但当时在日本只叫做“大王”（OKIMI），含有“王中之王”的意思。
“天皇”之称谓，来源于大陆中原王朝，取自于唐高宗的谥号“天皇大帝”。唐高宗死于公元683年。所以从大陆中原王朝引入“天皇”称呼，第一代冠以天皇称谓的是7世纪末在天皇系谱中第四十代天武天皇（在位期间：公元673～686年）。现在日本史书则把这之前的历代“大王”（OKIMI）也都冠以“天皇”称谓。
日本自古受大陆中原文化的影响，引进汉字与日本固有的语言结合，所以许多名词称谓都来自大陆中原或者取自汉文加以变化。日本天皇的年号，在明治前，一代天皇常使用n个年号，比如明治之前的孝明天皇在位26年就用了6个年号。明治后规范起来，一代天皇一个年号，这些年号也来源于大陆中原的典籍，仅以近现代日本的年号看：
明治---《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易经・第十九卦》：大享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天皇系谱和政教合一
历代天皇的系谱是明治时代以来为了确立天皇的正统性，强化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统治，着力勘定的系谱。这一系谱由昭和天皇裕仁任摄政时的大正末年（1920年代）最终完成。
明治伊始，发出的第一号令就是“王政复古大号令”。明治时代竭力强化，不，也许应该说竭力神化天皇，天皇走向了神坛，被称为“现人神”。
众所周知日本固有的宗教是神教，原本天地万物皆神，祈丰年求富贵都有相应的神社，伟人义士或神话人物也有神社祭祀，号称所祭祀的神有八百万之众（“やおよろず”＝八百万）。据文部科学省统计，现在仅注册的神社就有8万5千个。但皇家传承的神教，在明治时代被确立为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把神教和政体捆绑在一起，实行了政教合一的体制。
比如，明治时代开始对神社首次进行了分门别类，有三种类型，各类中又分等级。最高的为官社，由皇家供奉祭祀，其次为国社（注：日本所谓的“国”，即原来藩属辖地），然后是诸社，即地方的乡社或村社。但是，唯独皇家的“伊势神宫”未作分类，因为这是祭祀“天照大神”（太阳神）的皇家神社，不分类表示其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
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天照大神授予神武天皇登基“建国”，被后人“史家”推定为建国于公元前660年，把神话传说转换成了“历史史实”。于是1940年日本曾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建国2600年纪念庆典。二战中日本著名的“零式”飞机就是据此命名的。
神武天皇无从考证真实的存在。明治时期的历史学家那坷通世根据《日本书纪》的成书对此作出的推测是，因推古天皇（日本第一代女帝，期间圣德太子摄政）在位时的公元601年（大陆中原历法的辛酉年）政治昌明，于是以此为基准上推1260年前的辛酉年，恰好为公元前660年。这是史学界的一种说法而已。总之，神武天皇和大陆中原的“黄帝”相同，应该说都是神话传说人物。
日本的天皇系谱，依据由舍人亲王授命和钦定的《日本书纪》，到大正时代在裕仁摄政时期勘定完成，都是由皇家一手操纵。这些由权力插手的史学，总是以政治第一为宗旨，很难当作信史看待，这种情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日本的天皇系谱，虽然至今日本的宫内省网页依然能够查看到同样信息，在军国主义时期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今天它只是一份记录，史学界并不当真。
二战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司令部（GHQ）曾明确否认了神武天皇的存在，并且把到第十五代应神天皇为止的历代天皇从当时的日本教科书中删除了。这也是一种政治干预，但好在只是排除了不实的内容，而没有硬性塞进什么东西。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也发表了“人间宣言”，从此天皇走下神坛。
大正时代勘定的天皇系谱，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第十六代仁德天皇，百岁以上的就有十二个，最高龄达147岁（第十二代景行天皇），第十六代仁德天皇为143岁……这些显然无法做信史看，现在日本史学界抱有同样认识。第二十一代雄略天皇（公元五世纪，“倭国五王”的倭王武）经考古发掘可得证实，其次第二十六代继体天皇（生年不详～公元531年）也是真实存在，而到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公元554年～628年，于592年即位），这之间的承继关系就众说纷纭难以断定了。
根据钦定的天皇系谱，到今上的平成天皇明仁是第一百二十五代。权按这一系谱来计算，其实第三十三代的皇极天皇（女帝）重新践祚为第三十五代的齐明天皇，第四十六代的孝谦天皇（女帝）也重新践祚为第四十八代的称德天皇，所以百二十五代其实是一百二十三个天皇。
另外，日本王朝曾于公元1336年～1392年由于足利尊氏拥戴光明天皇（北朝），与此相抗衡从京都逃出的后醍醐天皇建立了南朝，形成日本史上的南北朝。
在日本天皇系谱中，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是第一代女帝（592年～628年），此后约200年间产生了6位女帝（其中两个如上述重新践祚）。在17世纪、18世纪也分别各有一代女帝，即第101代明正天皇和第117代后樱町天皇。
从天皇系谱看，在三岁前登基的天皇有五个，最小的7个月就即位了（第79代六条天皇）。而在位最少的天皇是仲恭天皇（第八十五代），只有78天。在位最长的天皇，除去非信史所记载的，就是昭和天皇，在位62年。
“日本”的由来
推古天皇（公元592～628年的初代女帝）登基后就命圣德太子摄政。他们之间并非母子关系，圣德太子是用明天皇第二子，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皇族。
圣德太子在日本史上是倍受推崇的人物。现在日币一万日元印有福泽谕吉的像，此前使用的就是圣德太子的头像。
圣德太子的主要历史事迹，首先抱有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理想，为了抑制豪强，提高天皇的权威，制定了“冠（官）位12阶”，打破氏姓制度的世袭。同时制定了“宪法十七条”，这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宪法”，而是尊崇佛教，以佛教法典来规范行为的道德律。
圣德太子摄政后，重新开启了五世纪以来中断的与大陆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派出遣隋使，从大陆中原文化中汲取营养。遣隋使和后来的遣唐使，带回了大量中原王朝的文化典籍，为以后日本王朝的制度完善和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日本汲取大量的大陆中原文化，首先没有采用科举制，使日本避免了科举八股。其次没有采用“宦官・太监”制度，这毫无疑问确实是大陆中原王朝的特色糟粕。
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出遣隋使小野妹子携国书致隋炀帝，在《隋书・东夷传》中记载，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沒处天子无恙云云”。这反映大和王朝对日本列岛的统治范围和基础达到了相应的程度，因此具备了这样的自我意识。
对此，《旧唐书・东夷传・倭国》记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別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爲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
这就是大和王朝对外开始以“日本”为国名的起源，正式启用“日本”称呼大致在“天武天皇”（公元七世纪末）时代。
日本史上“改朝换代”的企图
日本史上有没有挑战皇权试图取而代之改朝换代呢，这种情况不多，但也有。比如，奈良和平安时代，僧侣发展壮大甚至拥有武装，僧侣势力侵入权力斗争中。佛僧道镜（～公元772年）给孝谦上皇治病而受宠幸，位至太政大臣禅师和法王的地位，他曾假托佛之旨意，觊觎皇位，最终南柯一梦。道镜在称德天皇死去后被贬去守灵，虽本人病故善终，但亲属都遭流放。
平安时代王朝更加依赖武士，也促成了武士集团势力增强。皇亲贵族中的平氏成为武士豪强的代表性家族。公元935年，出自平氏的平将门占据关东（今东京及其周边）一带自称“新皇”，挑战王朝。王朝派出藤原忠文为征夷大将军率大军镇压，但大军未到就被当地的豪强藤原秀乡、平贞顺等起兵讨伐，所谓的“新皇”以失败告终。
据日本史家考证，日本的室町时代（公元1336～1573年）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就曾计划以自己的儿子即位天皇而自己以上皇身份君临天下。他曾借着向明朝进贡的机会，成功获取明朝建文皇帝册封“日本国王”。但在为儿子（被称为“若宫”）践祚做准备时，却因暴病身亡，改朝换代也化为一枕黄粱。
所谓“万世一系”
日本所谓的“万世一系”，该语出自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岩仓具视（注：“明治三杰”有诸多说法，一说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是为三杰，但笔者以为岩仓具视的作用大），这显然有益于在大政奉还后强化政令一统的集权体制。“万世一系”说的天皇血统的承续，从日本历史看基本属实，这点确实可算日本历史的重大特点。但由于天皇的传承关系伴随着宫廷争斗，“万世一系”的承继关系作为嫡传则难以成立。
大陆中原王朝除了改朝换代，帝王的传承一般的理解是子继父位或者兄终弟及为主。但日本天皇的传承，皇统的血脉关系是第一要义，而承继关系更加“多姿多彩”，即位经常伴随着残酷的宫廷争斗。
七世纪中叶，为了排除苏我氏的豪强势力，中大兄皇子发动政变，这就是“乙巳之变”（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在宫中公然刺杀苏我入鹿，并逼迫其父蝦夷自杀，从此几十年呼风唤雨的苏我氏族被灭。政变后，他还迫使父皇（皇极天皇）退位，由其叔父登基为孝德天皇，并开始了“大化改（革）新”。有说，圣德太子推进了日本的第一次体制改革，其实“大化改新”才真正完成仿唐朝三省六部制度，确立了“二官八部”的大和王朝的律令国家体制。所谓律令，律指体制和法规，令就是政令的统一。中大兄皇子通过这样的革新为自己也铺平了道路，于公元668年践祚成为天智天皇。
天智天皇即位3年病逝，临终前指定由儿子大友皇子继位，而同母兄弟大海人皇子举兵造反，他和大友皇子叔侄相争，围绕着琵琶湖（奈良县境内，日本最大的淡水湖）大打出手，造成日本古代史上最大的内乱“壬申之乱”，大友皇子兵败自杀。大海人登基成为天武天皇（即第一代冠名“天皇”的大王）。
进入八世纪，日本史称“奈良时代”，又是宫廷内部和豪族交错的权力斗争的百年。这时藤原氏族崭露头角，进入日本史的“平安时代”（迁都平安京的时代），藤原道长把自己4个女儿先后嫁给天皇，自己成为三代天皇的外祖父，外戚权势熏天，摄政和“关白”（朝廷权臣）也成为藤原氏家传的囊中之物。藤原道长甚至在宫宴上即兴唱诗，称自己是“月明当空”（大意）。
历代天皇唯一的本钱就是皇统血缘。公元十一世纪末后三条天皇结束了外戚的专权，以后传位给白河天皇。白河天皇（公元1072年即位）亲政14年，又传位给幼小的堀河天皇，自己作为“上皇”（即“太上皇”，下同）继续执政，由此开创了日本的“院政”时代，即太上皇执掌大权。白河上皇以“院政”形式实际共掌权43年，跨子孙三代天皇。此后还有鸟羽上皇、后白河上皇都效仿这一形式，这样的院政时代持续了近百年。在院政时代，虽然天皇系谱中有排位的天皇，其实如同虚设。
这一时期，日本皇族为了皇位骨肉相争，同时因为排斥贵族干政，又不得不依靠外在的武士集团。白河天皇就利用了“北面武士”（平氏）为亲卫队。这使武士集团坐大，形成新的权贵，将王朝玩弄于股掌。1171年武士集团出身的平氏家族（平清盛为代表）就将女儿嫁给高仓天皇，把年仅1岁4个月的儿子立为第81代安德天皇，在位5年，6岁多就死了（生年：1178年12月～1185年4月；在位：1180年2月～1185年3月）。
日本天皇鲜有文治武功，仅凭血缘关系，又没有像大陆中原王朝原则上的子承父位，在嫡庶和继位排序上也不很清晰，这导致皇位继承上屡屡发生骨肉相争的宫廷政变，如果说古代王朝中贵族是宫廷斗争的参与者，到了十一、二世纪，武士集团成为新的权贵开始插手宫廷斗争。
幕府时代和皇权
公元1180年，后白河天皇之子以仁亲王和源赖朝共同携手举兵，发起了日本史上著名的源平之战。源氏和平氏在当时可谓世仇。1185年源赖朝赢取胜利，1192年源赖朝受封“征夷大将军”，开创了“镰仓幕府”时代。
所谓幕府就是朝廷承认的武家政权，委其守护各国（注：日本史上的“国”即地方藩属），任命为朝廷的“右将军”，或授予“征夷大将军”称号。幕府相当于执政府，得到朝廷授权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1221年京都的后鸟羽上皇启用“西面武士”为亲卫队，趁源赖朝急死无后嗣被北条氏篡取镰仓幕府权利之机，发起了倒幕的“承久之乱”。但幕府赢取最后胜利，压制了京城，把三个上皇流配各地并处罚了倒幕派大臣，没收了部分西部日本皇家领地。自此，镰仓幕府势力扩张到西部，权利得到巩固。
1333年后醍醐天皇（第九十六代）下旨号召各地藩属起兵倒幕，已然风雨飘摇的镰仓幕府在众叛亲离之中告终。在倒幕中崛起的足利尊氏又对后醍醐天皇亲政仅三年的建武新政竖起反旗，足利尊氏在成功压制了京都后，拥立光明天皇（公元1336年）登基，因后醍醐天皇逃离到吉野地方，于是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以光明天皇为首的北朝和以后醍醐天皇为首的南朝，史称“南北朝”，而足利尊氏则开启了“室町幕府”时代。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为了提高作为幕府的权威，促使南北朝结束对立，使南朝传位第四代的后龟山天皇向北朝传位第六代的后小松天皇（天皇系谱以北朝为主，后小松天皇为第百代天皇）传交了“三种神器”（日本天皇代代相传的三种神器，即：玉佩、剑、铜镜），从而结束了60年战乱的南北朝。这个足利义满如前所述试图立自己的儿子为天皇，最终暴病身亡，也是“一生真伪有谁知”了。
室町幕府时代后期，自1467年～1590年是日本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丰臣秀吉最终统一了日本，这百多年就是雄藩武将的历史演义。但打天下是丰臣秀吉之功，而坐天下的却是德川家康，他开创了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是相对和平稳定的历史时期，江户幕府达260多年。
这里为了便于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日本所谓统一天下，或相当于春秋五霸的霸业，各藩臣服于受封“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将军。而天皇与东周的周天子地位相当，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但“周天子”还存续着。王朝权利式微，从幕府时代开始至明治维新为止的近700多年，天皇的作为越来越有限，被隐身在历史的后台很少见诸于史书。因此，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天皇就是象征性的存在了。
日本是个典型的封建社会，和大陆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相像。到江户时代，日本各地的藩属大名（大名由藩主分封，是藩属之下的领主）就有近300个。幕府武家所拥有的实力，推翻天皇自立新朝廷易如反掌，但天皇血统传承的历史悠久，改朝换代具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于是如前所述，幕府武家可以压制京城，流放不合意的上皇，或者拥立自己中意的天皇，但没有发生大陆中原那样的改朝换代。
幕府和天皇的王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其一，幕府将军需要朝廷册封为“征夷大将军”，以得到统治的合法性；其二，对于王朝来说，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需要幕府将军来扶持；其三，对于幕府来说，没有自行取代天皇的意图，但要把对天皇的依赖限制于最小限度。所以到了江户时代，幕府甚至对天皇订立 “禁中并公家（皇家）诸法度”的规矩，以此对朝廷的行为加以限制。这时的天皇和他的小王朝在经济上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水准的大名，在政治上少有发言权，一举一动还受制于幕府。
幕府的策略就是如何有效和适度地利用天皇的权威。这里用“挟天子以令诸侯”来看幕府并不适当，幕府就是执政府，对天皇没有取而代之的企图，不像曹魏“挟天子”只是权宜之计。
日本著名学者盐野七生在比较欧洲古典文明时说：
“犹太人以宗教约束行为，
希腊人以哲学匡正行为，
罗马人以法律规范行为，
由此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民族特性。”
日本人呢，或可以说“万世一系”的传统意识，在日本人的精神层面形成了一种定力。这就是日本历史的特点。
在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后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就很好地利用了日本历史的这一特点，抵制了来自联合国其他国家的压力，以及国内外各种舆论非议，没有废黜天皇制，这不仅对顺利实施占领政策有利，而且从长远角度看，也保持了日本历史的连续性，这点意义重大。
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不同，至少中国很早就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或像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的凌云壮志；中国从本质上说没有宗教信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改朝换代频仍。2000多年下来，对民族特性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应该是题外话了。
明治维新和天皇
天皇重新回到历史舞台而占据重要地位，应该是明治前后的19世纪中叶。
在此，复读《现代世界・全球与本土》（Philip Zelikow的公开课）是有益的。十九世纪世界已经逐渐进入全球时代，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本幕府和王朝也经历着风云激荡。
首先，美国佩里率舰队开到日本，即“黑船事件”（1853年）叩开了日本国门。当时的孝明天皇是闭关锁国的保守派，幕府倒顺应时变担当着开国派的角色。1858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与美国为首的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曾使得孝明天皇勃然大怒。
但在幕府体制下，日本难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来应对时代潮流。所以倒幕运动风起云涌，虽然他们最先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主题则是推翻幕府统治，实现统一的民族国家。1866年12月孝明天皇驾崩，1867年1月明治天皇睦仁继位，时年14岁2个月。
笔者认为，1867年少主登基如果不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话，至少也是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亲政后的明治天皇）
1867年11月因形势所迫，德川幕府实行了“大政奉还”，随后又打出了“辞官纳地”的招数。其实幕府的德川庆喜策略核心则是“公武合体”（注：公即皇室，武指幕府）。他认为朝中无人堪当重任，最终权力还会回到自己掌握之中。当时在少主明治天皇身边的摄政・二条齐敬和辅政重臣贺阳宫朝彦亲王等都是亲幕府的权臣。
这时朝廷的大臣岩仓具视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与萨摩、土佐、越前、安芸、尾张五个藩合谋后，1868年1月3日由藩兵封锁御所九门，禁止二条齐敬等人参内，自己觐见天皇，于是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其主要内容是，废黜摄政、关白（朝廷权臣），废黜幕府，设定新要职（建立维新政府）。这些大政方针怎么推估，也不会出自一个15岁还不晓事的明治天皇。当时的明治天皇，从小生活在宫中（京都御苑），明治三年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为了让明治天皇开阔眼界，带他去大阪，才使明治天皇第一次看到大海。少不晓事，使得维新政府的改革志士有了大力施展新政的广阔天地。
其实这就是一场成功的宫廷政变。1868年为明治元年，今年正是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明治天皇作为少主登基，直到18岁才正式亲政。而明治维新则是由当时涌现出来的一帮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予以完成的。时代机运，和志士仁人的出现与参与，才能开启历史的新篇章。这也是当时改革者的幸运。
（从左至右：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
我们现在对明治维新可以轻松地评头论足，但历史上的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走过来，却并非易事。明治维新完成了中央集权这一目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央集权也是历史的进步），同时开始实施各项改革：版籍奉还（收回封地）、废藩置县、四民平等、殖产兴业、教育改革、内阁制度乃至立宪体制等，使日本开始走向近代化。明治天皇亲政后，在历代天皇中可以算是个相当有作为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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