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战争史大观》：从早期战争到腓特烈大帝

编者注：本篇为石原莞尔《战争史大观》的正文，本次连载的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截至拿破仑战争以前的部分。原书中有些不正确的用语，例如“满”“支”等等，为保持原文原意，译本不做粉饰修改，读者应自行辨别。

战争史大观

翻译 老狼是也

第三篇  战争史大观的说明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战争的灭绝

古往今来，所有的圣贤的共同理想，全人类共同憧憬的就是永久和平。这作为现实问题，却像似梦幻。固然消弭人类的争斗本能不太可能，所以我坚信一旦时机到来，永久和平这一全人类的愿望却一定能够实现。这愿望就只有依靠世界的统一，而鉴于最近文明的急速的进步，使我对其可能性坚信不疑。

考察世界统一的条件，大致上有以下三点。

1.    思想信仰的统一。

2.    支配全世界的政治力量。

3.    供给全人类丰富充实的生活物质。

心和物对于人来说是浑然一体的。无视两者的调和而偏重于一方，即所谓的唯心论或者唯物论，我不懂这类难解的诡辩。但我认为，强调片面都是说不通的。然而心与物也不是平等的结合，无论如何看应该以心为主，物为从。以思想或观念力量来灭绝人类的战争，数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战争的灭绝，有赖于思想信仰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毋庸置疑也正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可是，讨论思想信仰的统一，仅仅把它作为观念性的议论大概极为困难，我认为，现实问题的进展和理论的进步之间，应该保持着微妙的关联。也就是说，思想的统一将依靠自然的、以人格为中心的存在来实现。在苏联，不仅仅是马克思，就连列宁、斯大林不都被奉为神明了吗？

根据我们的信仰，人类的思想当最终觉醒于日本国体的神灵之时，才将达成真正的统一。归根到底，就是有“现人神”天皇的存在，才是具备力量统一世界的神灵。而且，要使世界人类达到统一信仰，日本民族、日本国家如果没有正确的行动，一切也就止于空想。

同时，为了达到真正统一人类的信仰，日本民族、日本国家不能仅止步于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行为上，还必须具备守卫正义的实力。结果，随着文明的进步，实力的发展，逐步地扩大政治统一的范围，而今天原本结合为四个集团的人类，最终一分为二，即分化为信奉天皇和另一个不信奉天皇的两大集团。这样依靠最终战争赢取统一的中心业已确定，使我们看到了消灭战争、迈入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即将到来。

人类历史就是政治统一范围的不断扩展。这是拥有主权的武力，随着文明进步，在所及的范围充分发挥其实力，实现一定限度的政治统一。也就是说，将来唯一的主权拥有者在必要之时以其武力可以对世界任何地方的反抗迅速予以镇压，我相信这时世界才开始达到真正的政治统一。

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世界统一之后内乱战争还未绝灭。这样，如前所述就必需依靠强有力的信仰统一了。而武力是原始的，任何人简单容易地持有，就容易发生内乱。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武器的高度发展，使得内乱发生也更为困难。今天以刀枪为主的兵器和思想信仰纷杂的状况下，在世界所谓的文明国家里仍有相当的可能发生内乱。但是即便就今天的武器而言，只要军队不参与，内乱就能够被遏制。

但我还认为，除了信仰的统一和武力的发展以外，还需要具有基本充实的物质，以保障依据一般文明的进步所需的全人类的公平的生活水准。也就是说，有必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自觉抑制无谓的浪费，而且依靠科学的进步使生活物质的生产能力大幅提高。这样的话，我相信像今天这样放纵物欲所引发的争斗将被消解。这将是信仰统一和武力发达之时，自然而然实现的事情。

第二节      战争史的方向

战争是人类文明的综合运用。战争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步调一致就是极其自然的事。

武力的发达，即战争方式的进步，逐渐扩展人类的政治统一。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的完全统一也即战争的灭绝，这在战争方式达到登峰造极之时将得以实现。根据这一观点，战争的发展史以及对将来的预测就是本书研究的着眼点。

战斗以军事技术的进步为基础而变化着。加之，国家逐渐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军队也越益增加，与此同时军队编制也大规模化，这些都是朝着一定的方向在不断进步的。

而且，不可否认，由于统帅的性格或国民性，在战场上运用国家军队的会战（所谓会战，即以国家军队的主力进行的战斗—原注）各有相应的特性。但根据军队发达的各个阶段，产生或大或小的持久战争的局面，这自然使得会战指挥在持久与否的两种倾向之间交互转换。而且，对武力产生影响的力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消极或积极影响的两种倾向也在交互作用。决胜战争、持久战争大致上就这样带有时代的印记。

根据以上的认识，为了得到战斗方法、军队编制等最终的完善，使会战指挥和战略指导等符合战争本来的目的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力量的价值，我相信这将成为世界统一和迈向永久和平的第一步。

第三节      以西洋战史进行研究的根据

这一研究主要根据西洋战史来开展。

如第二篇中所说，我的军事学研究范围极其狭隘，只能说对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做了概略的研究，结果也不过对一些素材做了些许整理，仅此而已。对于东洋战史也未超出一般日本人的常识，因此，这个课题研究，主要以西洋近代史为中心来进行，或许并不完善，但是战争似乎就该以西洋为本家。以我实在贫乏的西洋战史知识为基础，所作的推论也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今日文明的王座被西洋人占据着。世界史使人觉得就是西洋史。这其实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看法。西洋文明是以物质为中心的文明，在这一意义上看，最近数个世纪西洋文明确实风靡了世界。但是我确信，今后完成人类综合文明之大成者未必就是西洋文明。

东洋的文明尊崇天意、恭顺天意是其根本。也就是说，“道”是文明的中心。

西洋人当然也尊崇道，道，是全人类共通、亘古不变、施予内外而不悖的。然而，西洋文明长于与自然斗而胜之，无论何时都将这点做为重心，比较道而言更倚重的是人的力量，其结果带来今日科学文明的发展和成功，这值得人类感谢。但是，他们文明进展的模式遵从的是人的力量施予自然，并未认识遵从道德这一天地之大道来作为统治社会的手段。尽管他们的社会道德也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但到底还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远不足将其视为真正的文明中心。

东洋以王道文明为理想，而自然地理环境使得西洋在霸道文明上取得发展。霸道文明就是崇尚人的力量的文明，至今确实有令人惊叹的创造，但未来将至的人类综合文明之集大成者，不认为它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

在战争方面，最为重要的也就是“战”。“战”在我们人生中的地位，一如王道文明所显示的那样，从我所认知的范围来看，可归纳如下：

1        三种神器（译注：日本神话中天孙诞生时天照大神授予的三件宝物，分别为镜、剑、玉）中的剑

为拥护国体，扶持皇运而贡献力量，这就是日本的勇武。

2        “好男儿为护持正法者，不受五戒约束、不修威仪外表，应拿起刀剑弓箭鉾槊”（涅磐经—原注）

3        “兵法刀剑之要出于妙法”（日莲圣人—原注）

这样的思想不知道在西洋有也没有。假如有的话，大概在他们的文明中今天已经无足轻重了。战争的本身意义，就是无论什么地方，应遵从王道文明的指南和召唤。但是，战争的实行，则是比拼实力的问题，霸道文明发达的西洋，战争当然就成为了他们的舞台。

近代的日本，倾注全力学习和摄取西洋文明，已经显示了其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西洋霸道文明也影响日甚，今天日本的知识界人士对此趋之若鹜，甚至比西洋人更功利主义，放弃了日本固有的道德观念，而且，对西洋的社会公德也没有体会了解反而陷入道德沦丧的状态中。世界各国，尤其从东亚兄弟般的各民族中所产生的对日本如同厌恶蛇蝎一般的情感来看，未必就是他们的误解。这是日本民族值得大大反省的问题。为了实现以东亚大同为目标的昭和维新，大家应彻底澄清这些混乱，确立新的道德观，这点不容忽视。

但是，即便这般西洋化了的日本人，仍然无法改变其真正的本性。从外交上看最为明显。比如对于彻底贯彻霸道文明的苏联，其外交上的算计就如数学般精准，而今天有些人为了日本向南洋挺进，无视我对苏国防军备相距甚远的现状，居然主张和苏联握手，还极力显示着日本的与人为善，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废弃了日英同盟若干年后，日本人还非难英国忘记了日英同盟中日本的友好情谊。当英国终于记起第一次欧洲大战时日本给予的帮助时，某个德国人冷笑道：“日本离弃的那个女人真有些不成熟呢”。从这些事例来看，我觉得日本人从根本上说，在外交上坚守道义这种观念远比西洋人要强得多。

日本的战争主要限于国内战争。并且因民族性的关系，战争中变成了和歌对唱（译注：典故出自《平家物语》，源氏平氏相争，在战争中唱答和歌），或者如那须与一放箭以扇子为靶的（译注：那须与一，13世纪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善射，典故出自《平家物语》），这是战争呢还是体育竞赛都难于区分了。

在东亚大陆，民族意识毕竟不如西洋那么显著。尽管汉民族以中华自诩感到骄傲，但在东亚大陆，历史上还有许多民族无法判断其种族属性。种族虽多，但民族的情感对立远不如西洋那样激烈。就这样，东洋作为王道文明的发祥地，显然远远地优于西洋。

加之，在东洋没有经常性的强大民族之间的对立，而因为土地辽阔，也能缓和战争的激烈程度。在欧洲，强大民族经常对立相争，并且地域不如东亚那样辽阔，因此自然而然表现出战争方式的发展和时代文明之间的密切关联。

所谓的霸道文明，战争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并且不时出现优秀的“选手”相互对峙，战场的大小也适当，因此战争在西洋史上表现得更为系统和发达。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偏重于西洋，但是对于“战争”研究而言我相信这决非有何不妥。

我的战争史把西洋作为正统，并不意味着一般文明也要以西洋为中心。

No.3

战争指导  （战争中国力运用）	战略  （作战中武力运用）	战术  （战场上兵力运用）
决战战争  （统帅第一）	歼灭战略	歼灭战
持久战争	歼灭战略	歼灭战
消耗战略	会战
机动战

第二章     战争指导要领的变化

第一节      战争的两种类型

只要有国家间的对立，战争就无法避免。

国家之间在寻求相互协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明争暗斗。对于争斗，国家当然会调动和使用国家全部的资源实力。在平时的相争中，武力作为潜在的实力背景也是最为有力的，外交就是以武力为背景来开展的。

国家之间的彻底争斗就是战争。战争的特性，就是直接使用武力。即，如果需要对战争做定义，应该是：“战争就是直接使用武力的国家之间的争斗。”

武力自然在战争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极端地说，以武力决定战争的胜负是战争的理想状态。但是，战争爆发，两国之间还会不遗余力地拿出除了武力之外的手段。因此，进行战争的手段，可分为武力和非武力这样两大类。

在战争中根据武力手段的价值之大小，战争的性质又可分为两种倾向。

武力价值大而且具有绝对优势之时，战争激烈活跃，具有雄性阳刚的一面，通常成为短期战争。我称之为“决战战争”。

武力的价值与其他手段比较，失去其绝对地位，并随着战力逐渐低下而丧失活力，呈雌性阴柔的一面，通常变为长期战争。我称之为“持久战争”。

第二节      两种战争和政治策略之间的关系

战争本来的真正目的，在于以决战战争之武力彻底克敌制胜使其屈服。在决战战争中，武力是第一位的，外交内政只不过是第二位的价值存在。而在持久战中，武力的绝对地位低下，于是外交、内政的价值得以提升。拿破仑说过：“战争，一是钱，二是钱，三还是钱。”这话使战争的意义更为深刻。即，决战战争在战略上超越政略，而在持久战争中，政略的地位逐渐提高，以至于达到政略指导战略的程度。

战争的目的当然由国策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是为了实现战争的目的，政治和军事统帅的关系，何者为先，关乎战争的走向和性质。

政治和军事统帅，常见利害关系相悖的情况。二者之间的协调，即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具有极大的影响。理想的是，国家的主政者是军事统帅，把军政大权集于一身。随着军事的专业化，这种情况鲜见于近代史。腓特烈大帝、拿破仑以来，历史上几乎就再未出现。最近，莫斯塔法·凯莫尔（译注：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年-1938年，土耳其初代总统元和元帅）、蒋介石、佛朗哥将军大体可以算是这类，或者第二次欧洲大战的希特勒，从德国媒体的报道来看也属于这种类型，但这还有待于将来的战史来充分验证。

军政不能集权于一身，统帅权的问题就显现出来。

在民主主义国家，统帅通常被置于政治支配之下。这决不是最佳体制，而是出于无奈。罗马共和国时代，作为一种补偿战时临时任命独裁，这是令人感兴趣的做法。

德意志、俄罗斯等君主时代，政府之外设有统帅机构，即许多时候统帅权是独立的。

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大体说，在决胜战争中，统帅权独立更为有利，而持久战时，就显示出诸多不便。这是统帅在不同战争中具有的地位而自然产生的结果。

从第一次欧洲大战来看，战争初期，决胜战争的色彩浓厚，统帅权独立的德意志，就比协约国军在战争指导上进行得更有章法，如果战争就这样决出胜负，也许这可谓统帅权独立的最佳典范。而陷入持久战争后，因为军事统帅和政治之间关系不够默契（德皇支配政治，但是无法制御军队的统帅—原注），相反，在法国首相克莱蒙梭（译注：Clemenceau1841年 - 1929年）、英国首相乔治（译注：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945年）支配的英法政府的信任下，法国福煦元帅取得了全权任命，战争末期协约国方式终于赢得了胜利。即便这样，在大战后的德国军事界，否定统帅权独立论仍逐渐占据了上风。

围绕着统帅权独立问题，德国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

在腓特烈大帝以后，统帅权事项在当时由参谋总长直接经由侍从武官上奏，为了避免对军务双重干预的弊端，陆军大臣掌管全部军事大权。普鲁士时期的毛奇出任参谋总长时，还势单力薄隶属于陆军大臣。尽管因1859年的事件（译注：1859年爆发法奥战争和意大利统一战争，毛奇对此敏锐地总结了战争经验而实施改革，此后升任为中将）他得到更大的信赖，但到1864年丹麦战争时，他的意见仍不能付诸实施，对部队的命令转由陆军大臣下达，有时候毛奇甚至几天都得不到任何通知。当战局陷于困境时，毛奇才得以任命为出征军参谋长，他处理了错综复杂的外交军事问题，功勋卓著，名声大振。加上国王的愈发青睐，在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的6月2日，国王下令：“今后，参谋总长可以对各军司令官直接下达命令，再通报陆军大臣即可”。这样，参谋总长的军令才摆脱了陆军大臣的束缚。而先后担任陆军大臣的荣恩（译注：Albrecht Theodor Emil Graf von Roon、1803年-1879年）和首相俾斯麦（译注：Bismarck-Schönhausen, 1815年-1898年，普鲁士著名首相）对此感到不快，普奥战争如此，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和毛奇之间依然将相不和，皇帝威廉一世曾就此竭力居中调停。

但是，毛奇在作战上的巨大功勋和大力提高武力价值来实行决胜战争，已经实际上完成了统帅权的独立。即便这样，正式确立统帅权是到普法战争10多年以后的1883年5月24日才明文规定的。由此可见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

以后，毛奇元帅的盛名和德意志参谋本部的出色能力博得国民的热烈赞赏和信赖，统帅权的独立更加牢不可破。而且不可忽略的是，从根本上说作为使用武力以最短时间决定胜负的决胜战争也成为常识。如第一次欧洲大战爆发时，参谋本部断然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对此仅仅向外务省做了个通报。还有，当时的德皇也无视作战计划（到1913年止，德国分别策定了进攻东方和进攻西方的两个作战计划，同年又使其单一化，只有向西方的攻击计划—原注），他要求对东方实行攻击时，结果已经无法付诸实施。

成为持久战争后，应该充分看到，统帅权独立的德意志在作战中是有利的。最终又因与政略协调的破裂从而导致了彻底的溃败。即，政治家希望得到没有国土合并、没有赔偿的和平，而统帅部则主张要获得领土上的权益。最后两者也没有达成一致。

在我国，“统帅权独立”的文字有欠妥当。因为这样的话“天子掌握文武大权”就成了一纸空文。从根本上说，根据宪法，政治就是为臣民开拓发展和辅翼拥赞天皇之道。但由天皇完全统帅军事和政治，这才是国体之根本。

政府或军事统帅府应该努力联络协调政治和军事的大政方针，双方切实地加深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如在决胜战争中，应该期待统帅府更加积极发挥作用，而在持久战争中，在武力价值低下的状况下，应该期待政治更加积极地开展。根据战争性质之不同，这样的政治和军事的努力协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无论怎么努力与臣民进行协调，也会遇到未必达成谅解的困难局面。不仅如此，如果全部需要由臣民来予以解决的话，这正是对天皇行使天职的僭越和妨碍。政府和统帅府之间难于形成统一意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呈交圣上裁决。一旦得到圣断裁决，那就超越了曾有的异议和凡俗的判断，我们应该由衷地恭遵圣旨，这就是我们国体和神灵的力量。

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腓特烈大帝、拿破仑乃至希特勒的话，就会带来政治军事难于统筹的局面。在我大日本，根据国体的神灵之力，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完全的统一，由此可见，正是这些最能体现我国国体的力量之所在。作为战争指导，我们的国体也是全世界无可匹敌的。

第三节      形成持久战争的原因

持久战争是由于交战双方的战力几乎相互均衡而产生的，当然，在战力相差悬殊的两国之间，就易于转换成决胜战争。如果，考虑在几乎相均衡的两国间进行着持久战争，那么情况如下。

1、  军队的价值低下

 后面对此还要详细叙述。首先，因文艺复兴而导致的雇佣兵制，这完全是为谋生而职业化的军人。对于以生命为代价的这类职业，或多或少就勉为其难了，无论怎么训练精良的军队，也无法彻底发挥其战斗力。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为止，这成为形成持久战争的根本原因。法国大革命在军事上的意义在于，从雇佣军回归到了国民军。实际上，近代战争依靠人们的爱国精神和热忱，士兵们才能够真正地为国献身。

“18世纪的战争，是国王的战争而非国民的战争，所以不能作为真正意义的战争，但法国大革命以后，战争成为了国民战争。而在国民战争中，就不可能有中途而废难分胜负的战争”，在这样的信念下，德军大将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和《战争指导和政治》的论著中强调说：“敌国的目的在于消灭德意志，因此德意志必须彻底战斗到底。”即，德国参谋本部能够对18世纪之前的战争和之后的战争加以区别，但是对于战争性质缺乏彻底的理解。没能认识到欧洲大战已经与拿破仑、毛奇时代的战争性质不同，不得不说这就是德国在第一次欧洲大战中战败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唐朝全盛的时代，废除了全民皆兵的制度，重文轻武，成为导致汉民族衰弱的一个原因。民国革命后，也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重新全民皆兵，在“好人不当兵”的思想影响下，依然采用雇佣兵制，而这又比18世纪欧洲雇佣兵的程度更加低劣，在战争中与其说依靠武力，不如说依仗金钱来说话。因战而屈服，不如说因金钱而屈服，这样的战争，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决胜战争。所以革命后的统一战争自然就看不到何时能够完成。我们原来衷心期待着民国革命能使中国复兴，许多日本志士怀着不亚于中国人的热忱投入到民国革命中。但是革命后也没有推行真正的革新，只有不断的军阀混战。于是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自己打造真正军队的地方，就不可能确立主权，支那已经无可救药”。当然，对于国土辽阔、历史悠久而又病入膏肓的汉民族的革命来说，短时间也无法完成，我们的判断也许过于性急，但还是必须认识其所含的部分经验教训。由于这种程度极其低劣的军队，结果战争变成了金钱交易，甚至比决胜战争更短时间内就解决了，但这缺乏战争的绝对意义，效力也是非常脆弱，不久战事重开，演变成为一场慢性的内乱。

因孙文、蒋介石对革命军的建设，可以看到军队精神的飞跃进步，革命军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强有力地推进着，非常壮观，使我们也需要修正原先的看法。然而中国的统一形成对日本的压力，这反映在重新振作起来的国民精神上。在支那事变（译注：指七七事变）中，中国军队也相当勇敢地战斗着，但是即便面临这样的大战，中国还难于做到真正的全民皆兵。今天，中国仍然为数百年来轻视行伍的国民性而深深烦恼着。本着为了东亚强盛的意愿，我们期待中国这次能够回归唐朝以前那样建设起正规的国民军队。

在日本的战国时代（译注：指日本的15-16世纪，下同），具有基于日本国民性的武士道精神，能发挥极强的战斗力。即便这样也有收买行为，当时的战争就是以所谓的谋略为中心，必要的时候，为了换取利益甚至以可以出卖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室。战国时代日本武将的谋略故事，甚至让中国人、西洋人也要退避三舍。日本民族无论干什么，都能达到相当精湛的程度。但试看今天的谋略却鲜有成功，反而显得迂执，这是德川幕府（译注：1603年～1867年）三百年天下太平的结果。

2、  进攻难于突破防御线的情况

进攻方如果无法突破由精锐部队以及装备等各方面条件所构筑的坚固防御，决胜战争就无从谈起。

第一次欧洲大战时，正面阵地几乎无法突破，而且不可能增加兵力实行迂回，结果就陷入了持久战争。战国时代的筑城，当时难于力克，这也是导致持久战的重大原因。因此，如前所述的谋略就成为战争中极其重要的手段。

3、超出军队活动范围的广阔战场

决胜战争的名帅拿破仑就有在对俄罗斯战争中，无法强制对手进行决战的情况。不是俄罗斯更加强大，而是因为它国土辽阔。拿破仑作为决胜战争的名帅，在横扫欧洲大陆的战争中战果赫赫，而与英国的战争，因为仅仅30公里的多佛海峡相阻隔，形成了十余年的持久战争。但持久战争仍以第2项原因居多。无论怎么说，日本对苏进行决战战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相信，如同欧洲那样的决胜战争在广阔的亚洲大陆各国之间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是亚洲民族性对此具有相当影响的缘故。

以上原因中的第3项，现代不应被视为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决胜战争可能的范围无疑正在扩大。如前所述，一个地域为据点的超强武力，就可能征服全世界。当文明达到了这样的进步之时，也就预示了世界统一的可能性将成为现实。

第1项与一般文化密切相关，第2项主要受制于武器、构筑城堡工事等问题，这些还是与历史时代密切相关的。

综合考虑以上的因素时，有些方面可以说决胜战争、持久战争未必就是时代性特征。在同一时代，某个地区进行着决胜战争，某个地区进行着持久战争。大致上两种战争不能否认在同一时代也交互出现。特别是，欧洲作为战争源头，强国毗邻、国土面积不大、又因霸道文明而战争频发，这样的倾向就更为显著。在决战战争中，为了达到目的，实行的是彻底的歼灭战略，因各种原因难于实行歼灭战略又为了达到预期目的，战争就形成了持久战状态。即便在持久战争中，只要条件允许，也应该努力使用歼灭战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以决雌雄。这未必总是容易得手，于是除了使用消耗战略以会战方式打击敌人，间或采用了机动战术乃至小规模地骚扰敌人后方以迫使敌人后撤而扩大占领区域等方法。即，是以会战为主，还是以机动战为主，大致有两种取向。总之，持久战争往往被武力的价值所左右。也就是说，持久战争有着统帅、政治之间协调的微妙关系，而战略方面也同样有以会战为主或以机动战为主的复杂多变的情况。（参见图表No.3）

第四节 在近代欧洲两种战争形式的消长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随着文明的进步，几乎在同一文化支配下的欧洲近代，两种战争形式的消长和文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这里，重复地以法国大革命及欧洲大战为主，来考察这之间的关系。

古代是国民皆兵，决战的色彩浓厚。但从罗马全盛时期开始，堕落为雇佣兵制，也开始了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这个时代的战争是骑士战争，希腊、罗马时代整齐队形的战法再无踪影，而成为骑士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带来了火器的发展和骑士的没落，也产生和发展了新战术。但是，还是没有回到古代的全民皆兵的状态，战争停留在雇佣兵制时代，大致仍然表现为持久战争的倾向，这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这个时代，用兵战略由腓特烈大帝发展到了顶峰。腓特烈大帝正是持久战争的名帅。在30年战争（1616年～1648年）中，可以看到许多著名会战。路易十四初期的荷兰战争（1672年～1678年）及奥古斯堡联盟战争（1689年～1697年），相对会战的次数还较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年～1714年），仅有三次大会战，但是对于战争的走势影响甚微。而这个时候擅于歼灭战略的卡尔十二世，在作战中屡建伟绩，最终还是败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的消耗战略。

就这样，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年～1738年）中，完全看不到会战，而这一战争的结果却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深刻。到了腓特烈大帝即位（1740年）时，在持久战争的消耗战略中，明显倾向于频繁地使用机动战术。

当时这样的持久战争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而消耗战略中的机动主义，也无非是战争的更为阴性的倾向，这种状况源于政治关系所造成的不健全的军事制度之中。现在对此稍作考察。

1.    雇佣兵制度

18世纪的战争，是君主使用其私有的雇佣军为争夺领土权利而进行的战争。而这些军队的建设维持需要庞大的经费，雇佣兵为领取薪金而服役，所以逃兵现象严重，而横列排阵的会战，会导致很大伤亡损失。因为这些关系，君主不得不珍惜这高价的军队，自然地要避免会战了。

而且因为兵力很少，远距离的进攻作战极其困难。

2.    横向列队

横向列队战术随着火器的使用而发达起来。但这不仅对火器使用本身有着很大限制，而且严重地缺乏机动性。因为需以强制性来支配雇佣兵，在18世纪中，一直未能脱出横向列队战术的窠臼。

主将在战役（所谓战役，指的是战争中的一个时段，通常指的是一年—原注）开始前，或者因情况生变时，决定“会战序列”。这个序列，规定了行军、布阵、会战等一般的行动。为了会战，根据序列横向列队的步兵大队并列两排（腓特烈大帝时代通常为四排，此后的普鲁士军队以三排为多—原注），两翼配置骑兵，当时威力不足的炮兵则归属于步兵，布置在步兵的后方。

对于要求绝对服从命令的雇佣兵，横向列队方式难以舍弃，而且指挥机构不完善，这种形式上的规定是必要的。比较行军的管理而言，以横向队形布置整顿会战和向前推进，绝非易事。更何况适合如此密集队形行动的宽阔战场也未必那么多。而推进后要保持齐整的队形，即使平时操练也有相当的难度，在敌人火力之下，可以想见这种队形立即会陷入混乱。另外会战受地形影响也非常大。

特别是要使前进和射击之间协调一致，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即，推进中一旦站停开枪射击，很难使得军队再以早先的队列前进。依靠炮兵的话，其威力也有限。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攻击力就很微弱。也就是说，一方面军队缺乏战斗意志，想利用地形而攻取敌军阵地时，强制性攻击也非常困难。

假如击退敌人想一举发动追击时队伍就乱了，还有败方组织兵力进行反击的极大危险，因此通常不进行追击，很难追求彻底的战果。

3.    仓库补给

在三十年战争中，强行征收给养的事情频发，于是土地荒芜，人民逃亡甚至发展到反抗，给作战带来了很大障碍。此后，一反以往，爱护住民，除了马匹粮草以外，由仓储食粮提供补给。

为了防止雇佣兵逃亡，不得不供给好吃好喝。为了征集食品，分散派出兵员也有风险。尤其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兵员大增，而在贫困地区怎么也难于满足给养。

因此，在作战开始前，只有在适当的地方设立仓库以备用，并且在军队约三、四天的行程内再设置另一仓库，这些必须做得充分。为了对付敌人偷袭，仓库的隐蔽掩护就又是个大难题。

4.    道路和要塞

欧洲的道路，在18世纪的后半叶急速实现了改善。所以到拿破仑时就得以使用良好的道路了。而腓特烈大帝时代，几乎没有修建好的宽阔道路（军队能够横列前进的宽度—原注），还苦尝运送补给物质的艰难。

水路因此具有了极大价值，攻击要塞所需的物质如果没有水路几乎不可能，易北河奥德河就与腓特烈大帝的作战密切相关。

17世纪，从英国奥本一带的贵族修筑城堡开始，在欧洲建筑城堡日益被广泛采用，各国的国境附近设置要塞，对于缺乏机动的军队行动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

根据以上各种情况，在战争中武力价值低下，虽然打持久战争采用消耗战略，可以说也自然地倾向于机动主义。

一国的战争计划首先以外交为重点，这是第一位的，战争计划的设定也充分重视政治意图，决定作战目标及作战途径并命令将军实施这一计划。

必须进行攻势作战的话，首先要巧妙地设置仓库。为了作战的迅速推进，仓库逼近敌方更为有利。反之，为避免暴露我方意图，又不得不稍往后设置以防不测。

在准备完成后侵入敌方的军队与敌军遭遇的话，不是特别有利的情况下，不作决战，而是尽力以机动性压迫敌军。从惯例看，会战将按照政府的指令来进行。

到了两军对峙时，相互也是分出小股部队，用小规模的战斗阻断敌方背后的联络线或者袭击仓库，尽可能地不战而迫使敌军撤兵。对于敌方要塞，牵制吸引其守军，简要地说，还是要依靠正面攻击来夺取据点。作战途径中，放而任之，绕道或继续推进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参见图表No.4）

就这样，逐渐扩大占领区，直逼敌方中心，这时发挥外交和其他手段，尽力使敌人屈服，从而进行有利的讲和谈判。

双方军队分散在要地对峙时，集中兵力能够突破一点看似一个好主意，但是即便突破了，缺乏后续的突击力量，反而腹背受敌，以至于被切断退路，万一后撤时将陷入极大的危险。1774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突入波西米亚（Bohemia）的腓特烈大帝遭受敌人巧妙的机动作战，一次会战也未能实现却蒙受巨大损失，不得不退回国内，这就是明显的例证（原书第75页参照—原注）。

1812年拿破仑的俄罗斯远征，也是同一原理的失败。这种战争中，游击战（即小规模的战斗—原注）的价值是很大的。（参见图表No.5）

No.5

作战通常到冬季时休战，军队分布在开阔地宿营，布置哨兵警戒，利用这个时间进行补充、训练以及为下次战役做其他的准备。但是因为特殊的情况有时冬季也有作战，而冬季作战的损失通常非常之大。因此，一度占领的敌人领地，如果没有要塞、河流、山川等作为好的掩藏地点，一般撤出这样的地方，而到安全地点进行冬营驻扎。

对于只研究拿破仑以后战争的人来说，有许多难以想象的疑点。但是，这些事情必须谨记，不然法国大革命的军事意义，拿破仑的伟大就无法理解。

第五节  腓特烈大帝的战争

腓特烈大帝与1740年5月31日，因父王去世而即位，年仅29岁。当时的领土散落在东普鲁士和莱茵河之间。人口不过二百五十万。其时，奥地利人口一千三百万、法国人口二千万、英国人口九百五十万。

腓特烈大帝怀着要使祖国跻身欧洲列强的雄心壮志，企图占领对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至关重要的西里西亚（当时人口一百三十万）（现波兰南部、捷克东北部区域—译注）。腓特烈大帝之与西里西亚几乎恰好和满洲事变前日本对于满蒙的意图一样。恰好同一年10月20日德意志国王卡尔六世去世，他乘机用些微借口侵入防备薄弱的西里西亚。对于弱国普鲁士的行为，奥地利玛丽亚·特丽莎女王（MariaTheresia von Österreich,1717年 - 1780年）的反感非常执拗，腓特烈大帝前后三次用战争逐渐确立了这一占有。他把西里西亚问题的解决看作自己终身的事业，这也许并非过言。他始终如一排除万难不屈不饶地贯彻着自己的方针，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对今天德意志的崛起也赋予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几乎遍及全欧洲的长年累月的持久战争，对于战争研究者来说，这些都是绝好的样本。外表上看腓特烈大帝似乎没有其他伟业，但正是他才堪称持久战争的名家，七年战争清楚地证明了他作为军神的高超。

1.    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

腓特烈大帝于1840年12月16日跨越国境，侵入西里西亚，拔除了两三个要塞，转瞬就占领了西里西亚全境。1月末，在国境上配置兵力监视，就开始了冬季扎营。

巴伐利亚公爵依靠法国的援助拟争夺德意志皇位，与奥地利也处于战争状态，腓特烈大帝因此觉得奥地利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供使用，但是1841年4月初，突然奥军越过边界开展攻击，甚至袭击了腓特烈大帝军队驻扎的冬营。普鲁士军队非常狼狈，试图进行集结，4月10日才在莫尔维茨（Schlacht bei Mollwitz—译注）附近得以与奥军进行会战，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赢得胜利。奥军撤退到奈斯要塞，此后，两军呈对峙状态。（参见图表No.6）

No.6

围绕着腓特烈大帝和奥军之间，开展着复杂诡异的外交，奥军向腓特烈大帝妥协了，放弃西里西亚，转而攻向巴（巴伐利亚）法大军。但腓特烈大帝认为奥军缺乏诚意，率领部分军队侵入不来梅，与已经到达波西米亚（Bohemia—译注）的巴法联军进行策应，不料，奥军转向沿多瑙河侵入巴伐利亚，为此形成了对联军不利的局面，同时奥军以主力指向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于是，腓特烈大帝于1942年4月退至波西米亚考虑后续手段。奥军继续追击使腓特烈大帝的形势处于危急状态。5月17日腓特烈大帝在霍图西采（Chotusitz—译注）迎击奥军而取得胜利。（参见图表No.6）

整体形势仍对联军不利，但在英国的斡旋下，腓特烈大帝于6月17日与奥地利签署了布雷斯劳条约（Vorfrieden von Breslau—译注），普鲁士获得了西里西亚。

2.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844年～1845年）

腓特烈大帝正努力进行战后的恢复和重建，这时奥英两国压制着巴法军队侵攻到了莱茵河畔。腓特烈大帝意识到不可坐等来自奥地利的威胁，于是再度和巴法联合，1744年8月以一部分军队从西里西亚出兵，以主力经由萨克森（Sachsen—译注）进入巴伐利亚，9月18日攻克布拉格。其时，布拉格要塞几乎没能构筑好。腓特烈大帝如果止于该地以逸待劳的话从当时的战略上看是最为稳妥的（腓特烈大帝自己的反省—原注），但出于对自己军力的自信，腓特烈大帝进一步向南进军，拟威胁奥军的交通线而使之屈服。乘着法军的无能，奥地利卡尔将军从莱茵河方面赶来，联合萨克森的军队向腓特烈大帝压来。卡尔将军的谋将陶恩（Marshal Traun—译注）发挥了极为巧妙的用兵战术，牵制住了腓特烈大帝的军队，期间不断出奇兵袭击他的背后。腓特烈大帝如寻求会战，他就选择适当的位置回避。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因为食粮匮乏，病员增多，天寒地冻，已经陷于极大的危险境地，只好退回到西里西亚。陶恩将军运用巧妙的机动战，没有与腓特烈大帝正面交锋，却使腓特烈大帝蒙受巨大损失，收复了全部失地。

外交情况也对腓特烈大帝不利，以至于1744年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在战略上处于守势。因此，腓特烈大帝在修瓦尼茨南部集结兵力，决心越过敌人的山地进行侵攻。如果，敌人稍微谨慎行动的话，也许腓特烈大帝的计划并不容易得逞，但腓特烈用了巧妙的使之误判的计谋，诱敌上当，6月4日在霍亨弗里德堡（Hohenfriedberg—译注）会战中取得大胜。这次会战，是在第一、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唯一的几乎全部由腓特烈大帝策划指挥进退的会战（这是腓特烈大帝在最为困难时候所举行的会战—原注）。这是一场证明腓特烈大帝不愧为名帅的重要会战。但这在全部战争中的作用也许不很重要，敌人退至坎尼赫格莱茨附近，腓特烈大帝也慢慢追击推进到了敌前方，这样开始了数个月的对峙。但是，腓特烈大帝兵力分散粮草缺乏，于是又被迫向北退却。奥军尾随而来，9月30日在佐尔附近地区已经追及腓特烈大帝军队的尾部。腓特烈大帝果敢地予以迎击，给敌人重大打击，但已无法在波西米亚久留，10月中旬，退回西里西亚到达冬季营地。

但是，奥军以部分军队从莱比锡方向柏林逼近，卡尔亲王（Prinz Karl Alexander，奥地利军司令—译注）的主力又进入卢萨蒂亚（Lausitz，德国东部--译注）进行策应，于是，腓特烈大帝率领西里西亚的军队迎击卡尔亲王，卡尔亲王后撤至波西米亚。腓特烈大帝运用外交手段想迫使萨克森大公屈服而不得，于是督导对萨克森方面发起进攻的安哈尔特（Anhalt—译注）大公，12月15日在凯萨斯多夫（Kesselsdorf—译注）的战役中击败萨克森军队。腓特烈大帝当天在德雷斯顿（Dresden，现萨克森州府—译注）西北约20公里的迈森（Meißen—译注）驻军，卡尔亲王亦布阵于德雷斯顿，未参加两军的主力会战。

当卡尔亲王决心放弃战斗时，萨克森军队也丧失了斗志，12月25日终于在德雷斯顿确立媾和，签订了布雷斯劳条约（Vorfriedenvon Breslau—译注）。

3.    七年战争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后到七年战争为止的十四年间，腓特烈大帝的国力大增，特别是根据前两次战争的经验，他全力以赴进行军队的强化训练，自己还编订了数本战术书。这使得腓特烈大帝对于这支堪称世界最精锐部队充满信心。这十多年间腓特烈大帝的所作所为，是战争史研究者应该最为关注之处。

（1）1756年

奥地利的外交一步一步取得成功，纠结了俄罗斯、瑞典、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对此腓特烈大帝与英国开始接近。

而且，腓特烈大帝得知奥地利推进着收复西里西亚的计划，于是1756年决定开战，8月下旬攻入萨克森，10月中旬降伏了萨克森军主力，实现了对该国的占有。

（2）1757年

因为敌国的阵营比预想的更为牢固，在1757年已经可以动用40万大军，而腓特烈大帝只能用其半数来加以抗衡。腓特烈大帝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对波西米亚发动进攻，各部队由冬营地向布拉格集结进发，这一进军在当时的用兵上太过大胆，引发各种争议。这反映了腓特烈大帝基于十年的研究和训练的自信，也是乘敌不备的战略行为。

5月6日，在布拉格东部地区腓特烈大帝大败奥军，威胁着布拉格城。布拉格这时已经是相当坚固的要塞城堡，不可能简单加以攻占，5月29日开始对其炮击，因为弹药不足，未达目的。此时奥军将领道恩元帅（LeopoldJoseph Maria Graf Daun,1705年－1766年--译注）率军接近，巧妙地妨碍了腓特烈大帝的围攻。腓特烈大帝不得不率领部分身边的军队迎击，6月18日在科林攻击了道恩元帅的阵地。但是自己的大部队却已被击败，不得已腓特烈大帝解除了对布拉格的包围，一部分返回西里西亚，主力退至萨克森。

腓特烈大帝的科林战败，几乎可以说是致命的结果。而巴法联军从西部西南部逼进过来，形势越发紧迫了。幸好，奥军的活动并不活跃，腓特烈大帝乘机拟对西边来犯之敌予以回击。敌军巧妙地回避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并使之疲于奔命，与此同时奥军主力企图攻占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为了摆脱困境，已经决定10下旬将大军转向西里西亚。这时候得到报告西线敌人又有推进，腓特烈大帝立即率军前往迎击。11月5日，以两万二千的兵力，在罗斯巴哈迎击六万敌军，并且予以了沉重的打击。

这一战，使得几乎绝望而处在悬崖边的普鲁士得到重生的希望。但是，西里西亚方面的战况仍然危急，腓特烈大帝再率军转向，途中得报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西部城市—译注）已被占领，但腓特烈大帝坚持继续前行，12月5日著名的鲁腾会战打响。

鲁腾会战中，腓特烈大帝以三万五千兵力给予奥军六万五千的军队以彻底的打击，这是他在会战中最辉煌的一仗。就连几乎对腓特烈大帝的会战都持有批评的拿破仑，对于这一仗却赞誉有加，称之为旷世的模范战例。奥军侵入西里西亚的九万军队中，只剩二万五千人，腓特烈大帝俘获了四万之众，除了希维德尼茨要塞以外，重新恢复了对西里西亚全境的占领，也得到了和平的希望，开始了冬营驻扎。

（3）1758年

奥女王玛丽亚·特丽莎渴望战争，拒绝维持这样的和平。俄军在前一年侵入东普鲁士而又后撤，同年1月22日在占领柯尼西格莱茨后，预期夏天必定要进入奥德河畔。幸好，罗斯巴哈和鲁腾的战果，使得英国的态度更加积极，大大减少了对法国的顾忌。

但是腓特烈大帝的战斗力也受到极大消耗，几乎难以举行大规模的攻势。偏偏依照腓特烈大帝的性格，他无法甘于守势。于是，腓特烈大帝尽量远远地跟着奥军，可能的话就给予一击。因为俄军正在逼近，他就此也寻求回旋的余地。4月中旬攻克斯维德尼茨后，他又决心将主力开进摩拉维亚（Mähren，捷克东部—译注）进而攻取奥洛莫茨（Olomouc，现捷克城市）要塞。其后1916年第一次欧战中的冯法尔坎海（Erich von Falkenhayn、1861年-1922年，一战时德军参谋总长—译注）在凡尔登举行的“有限目地的战争攻势”与此几乎如出一辙。

5月22日开始围攻要塞，敌将领道恩元帅运用极其巧妙的消耗战略使腓特烈大帝难于破解， 6月30日又袭击并击溃了腓特烈大帝四千乘骑的纵列大队。腓特烈大帝毫不犹豫地解除了攻城计划，8月初将主力撤退至兰茨胡德（Landeshut—译注）。

俄军在8月中旬出现在奥德河畔，又有瑞典军队南下，腓特烈大帝运用主力对阵奥军，自己率部分军队指向俄军，8月25日在左恩多夫（Zorndorf—译注）与俄军展开了战况瞬息万变的激战，艰难击退了俄军，腓特烈大帝也损失惨重。俄军因为奥军的无所作为而恼怒，远远地撤离了，这使得腓特烈大帝的负担得以减轻。

奥军主力由卢萨蒂亚（Lausitz，现德国东部—译注）开往萨克森作战，与西南方向来的帝国军（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南德意志各小诸侯联邦的军队—原注）会合以图进攻萨克森，一部分军队乘虚而入，骚扰了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长于以寡敌众积极作战，而道恩元帅的作战仍是虚虚实实，极尽巧妙机动之能事，10月14日，在霍赫克里青（Hochkirchen—译注）腓特烈大帝被敌军击败，但是他还是在整体局势上压制了敌人，在占领区已经几乎把敌人完全驱赶出去，继而移入冬季大营。这一战，双方战将都竭尽作战技巧之能频频斗法，最终，对于会战具有信心的腓特烈大帝还是以寡敌众，在大局中取得优势。

（4）1759年

依靠艰难的努力，保住了占领地的腓特烈大帝，认识并总结到，前一年度以来奥地利军队防御方法得到很大提高，他曾陈述道，特别是在并非充分有利的场合实施攻击也越发困难。而腓特烈大帝的军力日益低下，缺乏率先进攻作战的实力，于是不得不把兵力集结在下西里西亚，等待敌人的来犯。

6月末，俄军来到奥德河畔，道恩元帅随之而动，到达了卢萨蒂亚，按照其惯用的方法，巧妙地不给腓特烈大帝攻击的机会。腓特烈大帝不得已放奥军于不顾，而去迎击俄军。8月12日，进攻了庫勒斯道夫（Kunersdorf，曾经德国领土现划归波兰的处于奥德河右岸的村落—译注）坚固的阵地，虽然夺取一角，但是最终被俄军打败，即便这样一位大帝，在当晚难于承受失败之痛，甚至企图自杀。但俄军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与奥军相互微妙的猜忌而缺乏共同作战的协调，这使腓特烈大帝重拾勇气。

9月4日，德雷斯顿陷落。俄军在西里西亚准备冬营，腓特烈大帝依靠巧妙的迂回作战，已经在10月下旬，撤退至东方。腓特烈大帝这时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卧榻病倒，在布雷斯劳他所写的卡尔十二世传中，反省了自己的轻率冒进并要引以为戒。他叙述道，会战应该出敌不意，或者只限于有胜算的时候以决战来强迫敌人屈服从而求得和平。

病情恢复后，腓特烈大帝努力于收复萨克森，11月21日他的部将冯克在迈森（Maxen—译注）附近被道恩元帅包围而投降，奥军在德雷斯顿（Dresden，萨克森首府—译注）固守，两军在相距不远处对峙而进入冬营驻扎。

（5）1760年

腓特烈大帝的形式再趋恶化，如克劳塞维茨说的那样除了能够敏锐抓住敌人的破绽之外，他已无计可施。

道恩元帅自己率军牵制腓特烈大帝，派遣骁将劳顿元帅袭击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几次想救助西里西亚的危机，但都被道恩元帅巧妙地拖住，被钉在了萨克森。但是西里西亚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腓特烈大帝与8月初终于断然决心东进，8月10日在莱格尼茨（Legnica，现波兰西南部—译注）西南占据了阵地。道恩元帅一前一后尾随腓特烈大帝东进，与劳顿会合后拥有十万大军，决心向只有三万的腓特烈大帝军队发动攻击，同时又努力让俄军推进到奥德河左岸。腓特烈大帝为了摆脱困境，千方百计试行了各种机动作战。14日拂晓，突然与劳顿遭遇，在正确机敏的指挥下他击溃了劳顿的军队。

莱格尼茨的遭遇战，使得如灯火在风中摇曳的腓特烈大帝重新得救，腓特烈大帝派部分军队监视俄军，想以主力压迫道恩元帅至波西米亚区域，但因为奥军和俄军的部分联军攻占了柏林，腓特烈大帝急速赶往营救。

没有了俄军的威胁（仍因俄奥军队协调问题—译注），腓特烈大帝重新南下并且无论如何也要收复萨克森。道恩元帅在托尔高（Torgau—译注）占据了阵地，因此腓特烈大帝下决心力克该地。在蒙受了极大损失后，艰难地击退了奥军，道恩元帅依然在德雷斯顿固守。其后进入了冬营驻扎。

托尔高会战（Battle of Torgau—译注）堪与1918年德意志军队的攻势相比。都是在极其困难的境地，试图打开局面而尝试的最后努力。只是腓特烈大帝与1918年的德意志不同之处在于，他因此而得以继续生存。

（6）1761年

同盟军在道恩元帅率领下，继续在萨克森牵制着腓特烈大帝，试图用劳顿军队和俄军侵入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Pommern，德国波兰毗邻的北部地区—译注）。

腓特烈大帝将大军留在萨克森，自己率部奔赴西里西亚，来阻击劳顿和俄国的联军，如果有机会的话就给予打击。但是敌人的行动诡秘乖巧。到了8月中旬腓特烈大帝的五万五千军队与十五万敌军在斯维德尼茨附近的奔采乌茨形成对阵，完全处于战术上的守势了。

俄军此后撤退，劳顿抓到腓特烈大帝的间隙一举攻取了斯维德尼茨，奥军首次在西里西亚驻扎冬营。北方的俄军也攻陷了科尔贝格（Kohlberg—译注），在波拉美尼亚（Pomorze，处于波德北部的地区—译注）地驻扎冬营。

（7）1962年

如拿破仑的评说：“此时，腓特烈大帝的形势极为不利。”

但是上天没有舍弃这位绝世英雄。1762年1月19日，即腓特烈大帝正在困境的最低谷时，传来了俄国女皇的死讯。继任的彼得大帝三世，是腓特烈大帝的热烈崇拜者，5月5日双方达成和约，并且承诺派出两万的援兵。接着，腓特烈大帝与瑞典之间也达成和约。

腓特烈大帝在形式急剧好转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作战目标限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并且尽量避免会战，不过度刺激玛丽亚女王的嫉恨而使之屈服。

腓特烈大帝等到俄国援军到达后，行动于7月开始，虽迫近了在修瓦尼茨南部的奥军阵地，但未进行强攻，他只用一部分兵力攻击敌人的侧背，迫使其退入山中，10月9日攻占了修瓦尼茨，进一步向萨克森进军，除了德雷斯顿还在敌人手中，其余萨克森的失地全部收复了。而后再以部分军队进军南下，使南德意志的各个小邦屈服。

英法之间在11月15日签订了和平条约草案，就这样倔犟的玛丽亚女王终于不得不屈服了，1763年2月15日在胡贝尔图斯堡（Hubertusburg—译注）签订了和约（Friedenvon Hubertusburg），腓特烈大帝终于实现了对西里西亚的实际占领。

克劳塞维茨对腓特烈大帝战争的评价是：

1757年       会战的战役

1758年       围攻的战役

1759～60年   长途跋涉和机动的战役

1761年       构筑阵地的战役

1762年       威慑的战役

由于战争力量的低下，逐步变换着战略，根据形势的不同，分别予以运用。腓特烈大帝即便在最困难的场合，依然发挥了他的坚毅和天才，敢于与全欧洲为敌，坚韧地承受了七年的持久战争，最终达到了战争目的。这里，腓特烈大帝的出色军事才能的发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必须看到无论局势有利还是身处困境，腓特烈大帝毫不动摇的精神使他能够坚定把握明确的战争目标也是关键所在。在持久战争中，我们应该特别警惕的是，被眼前的战况所迷惑，把战争的目的像小商贩一样随意变为讨价还价的媾和。第一次欧洲大战中，德国就没有明确的战争目标（因决胜战而投入战争的话，这大多不是问题—原注），战后，还在讨论战争的目的和意义。这就是政略战略经常处于不一致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第六节  拿破仑的战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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