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兴 | 超前部署——台湾的防疫原则

超前部署——台湾的防疫原则

黄春兴

台湾这次面对新冠病毒的态度，简单地说就是「超前部署」。当然，我们看得见的是政府的作为，但可以感觉到民间的态度也是如此。

最清楚的表现，就是两次提高流行疫情指挥中心(NHCC)之层级的时间。指挥中心是紧急设置的跨部会机构，台湾在卫生医疗方面的常设机构是行政院下辖的卫生福利部，其下设置疾病管制署 (CDC)。一旦发生疫情，政府得在资源动员的考量下，设置并指定指挥中心的层级。法律并无明文指定中心指挥官的身份，但一般的理解是：第三级时的指挥官为疾病管制署署长，第二级时为卫生福利部部长，而第一级时为行政院长。

台湾这次是何时启动指挥中心，我已无印象，应该在1月16日之前，因为当日该中心曾派遣两位医务人员去武汉理解疫情，而当时只是三级设置。直到1月21日，台湾出现首例确诊 (返台的武汉台商)，指挥中心立即提升到二级设置，由部长陈时中担任中心指挥官。之后，他每天下午定时召开记者会，公布当天确诊人数和中心的作为：追踪传染链和政府因应情势的新措施。鉴于武汉在一月23日(农曆小年夜)封城，指挥中心于27日提升到一级设置，并破格任用陈时中为指挥官。当时，台湾的确诊人数为七人，其中一人没海外接触史，也就是社区传播可能开始出现之际。

若比对欧洲各国的防疫态度，台湾超前部署的意义就很明显，也就是：争取病毒全面入侵的准备时间。这态度的来源可能有三，其一是台湾经历过SARS，其二是台湾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但若对照于韩国和香港的态度，这两点理由似乎不怎么显著。那么就只剩下第三点：台湾没有接受第二次打击的空间。这态度也表现在核能发电的争议上。台湾无法像日本那样，在空间上能够忍受一次的福岛核灾。当然，更深的理由是来自长期的军事威胁，这可用一句早已深入台湾人内心的话去理解：“台湾没有后方，一百五十公里外就是太平洋。”

因此，“抗疫如同作战”早已是民间的口头语。在讨论疫情的政论节目上，不时会听到“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这样的军事用语。台湾大部分的男子都接受过军事训练，都学过一些军事的战略和战术概念，如毒蝎计画、以空间换取时间等。这些概念投射到如浅碟般的台湾岛，就是必须争取准备的时间。

争取准备的时间是台湾求生存的唯一方向。每年夏天都会有几次的飓风，而在飓风警报之后都会有两三天的准备时间。如果是轻颱，人们不会去理睬；若是强飓风，人们就会去抢购各种食物和矿泉水。人们明白，台湾在大陆有百万的台商和数十万的观光客，而在欧美也有十多万的留学生。换句话说，大家理解病毒一定会攻入台湾，不存在丝毫的侥幸心理。问题是：当它全面入侵时，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未必有能力打败它，但是，只要抵挡的久一点，才可能出现奇蹟，也才可能有援军。

当然，有好的准备可以降低病毒的基本繁殖率，或许能像SARS那样压到1.0以下。但超前准备要以时间换取的，是对病毒研究的成果和开发疫苗的时间。这些都是抗疫战争的援军。这些，台湾人都很清楚。

超前准备也是一项对台湾生产力深具信心的具体政策。就口罩为例，在去年底，台湾口罩的潜在生产量不到500万个，但真正开工生产不到百万个，九成来自大陆。如果要各产业正常进行，每天至少需要2000万个口罩供应各行各业的劳动力、学生、家庭主妇。除了让现有的生产线复工外，还需要更多的新的生产线。当行政院长在除夕夜宣布禁止口罩出口一个月时，来自红蓝阵营的媒体就大肆攻击。如果不去过问政治争议，他当时明确说16条新的生产线已经展开布置，但从机器和原料的进口到生产需要一个月。也就是，一个月后的每日生产量可以到1000万个口罩。

在这一个月中，政府征收所有的口罩，然后分配给人民每周两个。整个分配计画是很巧诈的，因为它委託药局分发，而药局要求人们排队领取。由于排队需要时间，很多人就未必每周都会去排队领取。但由于口罩总量和领取方式都是公开的，即使每个人都觉得口罩不够用，但也都没甚么怨言。

和大陆一样，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涨价)会更有效率。很有意思的，在台湾，这类支持市场机制的言论却是出现在红色媒体；当然，重点是要和民进党政府作对。其实，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一个月后的口罩供应量，逻辑上，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或是政府的分配与生产计划，其效果可能都会是增加16条生产线。一个月后的供给差异可能只会出现在品质的差异，而不在于数量。但新生产还未能上线的这一个月内，情况会如何？以台湾民主经验来说，若此时是采取市场机制，将会出现抗议口罩价格高涨的示威人潮。

口罩之外，隔离病房的需求现在也是日益迫切。截至三月22日，台湾的确诊数已累计到169例 (其中133例为境外移入，3例没找到源头，剩下的为境外移入的传播)。被通报的案例约为两千，都安置于医院病房等待筛检结果。另外，还有约400位有潜在危险而必须居家隔离十四天者。由于政府不安排病房给他们，而其家人也担心在家传染，于是，市场出现了每晚价格从300-2000人民币的各种隔离酒店。若从商业广告看，那些每天2000人民币的隔离酒店，其布置就和坐月子中心相近，采取相当严格的控管和消毒。这类市场的出现并没有口罩市场所需的一个月准备期，原因是它们直接改装自其他产业或闲置设施。如果回看大陆对于口罩价格的争议，其和台湾不同的，可能是大陆还有不少的闲置设备可随时反应市场的需要。

写到这裡，电视刚报道一则红色媒体对疫情指挥中心的批评，因为他们发现指挥中心的专家组召集人张上淳教授的儿子在三月初去了美国旅游。张教授的儿子是台大医院的医师，而他出国期间也是指挥中心公布禁止医务人员出国的期间。还不知这消息将会如何发展，只知指挥中心今天的记者会，张教授就缺席了。这消息之所以重要，因为指挥官张时中是一位牙医，并不容易让台湾优秀的医学界心悦诚服。这时，曾任台大医学院院长而现任台大副校长的张上淳教授就成为指挥中心的定海针。

电视说，张教授正在草拟道歉声明。真假还不知，而我也还无法确定这会是一则腐败事件。但是，台湾是幸运的，因它所容忍的红色媒体也发挥了对权力的监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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