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狼是也 | “天皇机关说”事件

作者  老狼是也

1935年9月，日本当时著名的法学泰斗、宪法学家，“帝国”学士院院士，贵族院钦点议员，被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誉为“国士无双”的美浓部达吉教授遭遇厄运，因其宪法观点被指责为“学匪”、“谋反”，不得不辞去一切公职，他的著作遭焚毁并禁止出版。随后美浓部达吉被以“不敬罪”遭起诉。当时他的学术著作是考高等国家公务员的必修，而且自身也担任高等司法考试的考官，承担这起起诉案的检察官可以说是他的学生，于是给他暂缓起诉的处分，才免去一场官司。

祸不单行，次年他遭暴徒枪击身负重伤，但他指认枪击另有他人，身上取出的子弹弹纹也证明并非暴徒所持枪械发射，但警视厅拒绝交出现场巡警的枪械以供调查检验，最终暴徒被判刑3年，真相却不了了之。

30年代的日本正处在国家转型的风云激荡中，这个转型就是在军国主义专制体制道路上狂奔，而围绕美浓部达吉教授发生的“天皇机关说事件”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代表性事件之一。

1889年日本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通常称为“明治宪法”，翌年开始实施，在亚洲率先立宪并实施宪政。尽管现在看来明治宪法存在诸多严重欠缺，但在19世纪尚具有不可否认的重大进步意义。

美浓部达吉教授曾作为访问学者历访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他根据德国著名公法学家耶林内克的“君主在国家中是唯一最高的主权机关”来解释明治宪法，从而形成了“天皇机关说”。美浓部达吉教授对此进行的阐述：“国家……用法学用语表述，属于法人范畴。天皇是该法人即国家的元首，代表国家并总揽国家的一切权力，天皇根据宪法行使的权力行为，即为国家行为而生效。”（美浓部达吉的《辨明演说》）

美浓部达吉

简言之，天皇机关说是国家法人说，天皇是为国家和国民行使统治大权。而反对意见则片面强调天皇主权说，也就是“朕即国家”，认为天皇是先于高于宪法的存在，主权、疆域、臣民都为天皇所有，比如税收就是天皇的收入，比如国家间的条约只是天皇与他国的契约。

最先提出否定天皇机关说的是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退役中将，与法学或宪法学没有什么关系，但在当时军国主义思潮泛滥之时，他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谋反”，右翼甚至荒谬地揪住“机关”这一词，称把天皇比作“机关枪”成何体统？

日本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是美浓部达吉的老师，也是最先提出“天皇机关说”的学者。有说，天皇机关说事件，最初是右翼政客平沼骐一郎及在野党发动的政争，而日本军部和右翼以此为契机大肆炒作，这把火越少越烈，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等政坛大佬都并不认为“天皇机关说”有什么不妥，内阁开始时也只是将其作为学术问题。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尊皇攘夷”，后来改换成“尊皇倒幕”，“尊皇”始终是核心。强调“天皇主权”仿佛就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在军部和右翼反对党的施压及推动下，时任内阁总理的冈田启介不得不在1935年8月和10月启动了两次“国体明徵远动”。

根据明徵运动的结果，内阁发布了有关国体的政府申明，其内容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第一次政府声明：日本国体是天孙降临按神的敕谕而创立国祚，万世一系与天地共久远，如果天皇实施统治是机关行为，有违国体之本义。

第二次政府声明：信仰天皇即统治权主体，是帝国臣民不动的信念，不加批判地援引外国学说来比附日本国体的天皇国家机关说有悖我国体之本义，必须加以铲除。

根据两次国体明徵远动，1937年3月30日，这一时间节点一般而言也是日本新年度新学年开始之际，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国体本义》的文件，以此作为日本历史定论和国民教育准则，也就是洗脑运动的基本方针。

“国体本义”概略如下：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遵循神之敕谕永远统治，是日本万古不易的国体。日本亿兆国民要一心尊奉圣旨，发扬光大忠孝美德……至于“天皇机关说”则只是无批判无根据地套用西方国家学说。肇国之大义表明，天皇不啻于外国所谓元首、君主、主权者、统治者，更是唯有日本拥有之特色，日本特有的“现御神”（汉字的“现御神”、“现人神”、“现神”、“明神”等，均指天皇，日语都读作“あきつみかみ”）。

“政治正确”的逻辑无限发展导致荒谬，这样的事例历史上不胜枚举，与我们也并不陌生。当年日本天皇就此被神格化，成为超宪法存在的“现人神”，这是明治以来实施宪政的大倒退。

明治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

明治宪法第四条：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根据本宪法的条规总揽并行使统治权。

“天皇机关说事件”后，以神权主义解释明治宪法，将第一条神格化绝对化，而从实际上否定了“根据本宪法的条规”实施宪政的明治宪法第四条。

一旦肯定了超宪法的“现人神”，使权力不再受限制地绝对化，明治宪法本身的重大缺陷被进一步放大，那就是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天皇对于军队的统帅大权和编制大权。日本的军部原本独立于政府内阁，对于军事问题政府内阁无权置喙过问，不然就是“干犯统帅大权”。而否定了“天皇机关说”意味着在神格化的天皇之下军部权力得到无限扩张。这就是军部反“天皇机关说”的意图所在。

其实昭和天皇认为，把国家比喻为人体，天皇视为脑髓，这样机关说改为器官说也未尝不可（见公号文章《昭和天皇自述录１》）。但是即便这样，天皇不时反受其累，并没那么“神灵”。比如在决定对美开战重大关头的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上，天皇本想亲自质询统帅部和政府联络会议决议的内容，但被时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劝阻，理由就是一旦亲自过问，久而久之就降低了自己的“神格”。

昭和天皇说，自己就做过两次决断，一次是镇压二二六兵变，一次就是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无条件投降。但昭和天皇倒未必就是完全受动的主体，这是另话就不展开了。

日本皇权和中国皇帝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改朝换代的“正当性”靠武力战争得天下，一朝“天子”登基，大权在握、予取予夺、一言九鼎、乾坤独断。但日本天皇不是打天下，没有文治武功的“正当性”，靠神话和血缘传承而来。自平安时代后期起，宫廷内斗外戚权贵专权，日本朝廷请出武家来扶持，武家就逐渐演变成幕府政权，天皇只具有象征性。幕府政权其实是两三百个封建藩属的共主，所以日本一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社会，中国则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就废除了封建，成为皇权专制帝国的两千年历史。德川幕府时，就对朝廷颁布“禁中并公家（皇家）诸法度”，即天皇还受到江户幕府的各种限制，天皇的经济地位也只相当于一个中等藩属国。这种情况或与东周的周天子相仿，朝廷权力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明治维新提出“王政复古”，但维新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推翻幕府，废藩置县，结束封建，使日本成为了近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

30年代的日本陆军有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激烈内斗，二者在专权和扩张上并无本质区别，皇道派主张“昭和维新”的激进变革改造国家，二二六兵变就是皇道派的失败尝试。而最终胜出的所谓统制派，主张的是“高度国防国家”和“总体战”，东条英机就是统制派的中心人物。将天皇神格化，正中军部下怀，使他们可以挟天子以强化军事扩张。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一发不可收拾，他们鼓吹要突破ABCD（美、英、中、荷兰）包围圈（当时美国国务卿对此一语道破：没有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会遭到包围），要以“八纮一宇”、“东亚共荣圈”来实现争霸全球的帝国梦。这些都是天皇神格化和所谓“国体本义”的基础上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

阿尔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广为人知。但应该强调的是，所谓腐败，并非仅仅物质上的贪腐而已。日本社会学家、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副会长桥爪大三郎教授不久前撰文指出，日本军部当其以统帅大权为盾牌，凌驾于宪法之上，就成为当年日本的癌症。

日本少数的个人或团体拥有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绝对权力，必然把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并给世界带来祸害。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的覆灭是为殷鉴。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但日本军部仍然叫嚣提出“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这时候在这些丧失理智的军国主义分子的逻辑中，他们鼓吹的国家主义、国家和人民此时究竟算什么？！不过是他们的陪葬而已了！

最后再来看看所谓的“现人神”的结局。当日本昭和天皇最终作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裁决后，日本当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还在回复联合国文中就“护持国体”进行着争议。最初文稿中的“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不变”，遭到保守派右翼主帅的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激烈反对，提出天皇的地位在国法之上，这才是国体之本义。最终文稿改为“天皇的国家统治大权不变”。这一文件发给了瑞士和瑞典来转交联合国，搞得瑞士外交部长大惑不解，问日本驻瑞士大使这是指国家统治组织，还是指天皇自身的地位？

对此，联合国的答复精辟而明确地指出：“日本国政府的最终形式，根据波茨坦公告，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来决定。”

1946年元旦，天皇在发表的元旦致辞即俗称的“人间宣言”中说：

    “朕与尔等国民之间，始终以相互信赖和敬爱为纽带连结着，并非仅以神话和传说为依据。将天皇视为现御神，日本国民优越于他民族，甚至负有支配世界的使命，都是需予以否定的架空的观念。”

姑且不管其行文措辞今天看来恰当与否，但就当时而言，天皇自行否定了现御神，从此走下神坛。

而波茨坦公告第十二条以及联合国最后回复日本的文件中都明确强调的“政府的最终形式将由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来决定”的原则，成为在占领日本盟军司令部指导下制定日本国宪法过程中遵循的准绳，而新宪法也成为日本走上复兴和自由民主的基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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