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经济学入门第七讲： 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与哈耶克-凯恩斯之争
翻译 风灵
在哈耶克与社会主义者辩论的同时，他还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进行了一场同样重要的辩论。哈耶克和其他人在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的早期研究的基础上，于20世纪30年代初发展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繁荣-萧条周期理论，该理论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之一。[1] 凯恩斯则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宏观经济”构想，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衰退以及如何应对衰退，凯恩斯的解释最终赢得了胜利，统治经济学长达数十年。就像社会主义计算辩论那样，当这场辩论刚刚结束之时，人们认为哈耶克输给了凯恩斯。然而，后来的研究证明哈耶克对凯恩斯的一些批评是正确的，虽然经济学界对奥派经济周期理论的评价远不如对其关于经济计划的立场的评价积极。奥派经济学家们继续坚持他们对宏观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理解。而奥派宏观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与我们在前几章中强调过的奥派方法的要素完全是相同的。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有时被称为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最早是由米塞斯在其1912年的著作《货币和信用理论》（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中描述的。在那本书中，他借鉴了英国的货币理论传统，并将之与奥地利学派前辈的资本理论以及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关于利率作用的研究结合起来。
商业周期始于通货膨胀，米塞斯认为，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当前价格水平下持有货币的需求。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米塞斯提出了货币需求的现金-余额方法，认为对货币的需求是对保留实际购买力的款额的需求。重要的是个人拥有的货币能买到什么。如果银行体系创造的货币超过了人们希望保留的购买力，他们就会花掉多余的货币，从而推高价格；这种价格上涨是货币供应过剩的明显表现。
这种通货膨胀不仅仅是导致价格上涨。米塞斯解释了货币供应中的通胀性扩张怎样导致了继之以衰退的不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具体地说，他认为，货币的过度供应，无论是中央银行创造的，还是设计糟糕的私人银行系统创造的，都会导致单个的银行将市场利率（即他们向借款人收取的利率）降低到维克塞尔所说的自然利率以下，自然利率是反映市场主体实际时间偏好的利率。[2] 银行系统面临的挑战是，借款人和贷款人不能直接交易时间，而必须以货币的形式交易时间。贷款代表着财富随时间的流动，对借款人来说，是从未来流动到现在，对贷款人来说，是从现在流动到未来。奥地利学派将利率看作这种时间偏好的反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对现在的偏好程度相对未来有多高，决定了我们的时间偏好，而我们的时间偏好又决定了自然利率。
市场利率是由可贷资金（通过私人储蓄筹集）和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借款人的投资）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个运转良好的银行体系中,银行收取的市场利率准确地反映了那些潜在的时间偏好。换句话说，生产者为启动生产过程而支付的贷款利率与消费者牺牲现在的消费以获得更多的未来消费的意愿是互相协调的。
米塞斯认为，当出现通货膨胀时，银行得以发放更多贷款，并将通过提供更低的利率来吸引新的借款人。[3] 在现代中央银行体系中，当中央银行直接从银行或者从其他债券持有人手中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时，货币供应就会扩大。[4] 不管哪种情况，央行为购买这些债券而创造的货币最终会进入银行，成为新的储备。现在这些新储备的大部分都可以出借给借款人，如果银行对借款人略微降低一点利率的话。当这些借款人花掉这些货币时，整个经济体的价格都会被推高，这就是信贷扩张的后果。
银行降低市场利率也显得似乎是人们的时间偏好发生了变化，人们储蓄得更多，更愿意等待未来的生产。借入了新资金的企业将这一信号解读为，它们可以将更多的投资注入生产的早期阶段，这将会拉长最终消费品产出的时间，但其结果是获得更多的产出。更低的利率被认为意味着，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长期项目现在更为有利可图。然而，公众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意愿，并非更愿意等待更长的时间以获得更大的产出。其后果是生产者的期望和消费者的偏好不匹配。这种跨期失调是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也是该理论认为经济繁荣不可持续的原因。
随着企业将新借入的资金投入研发或购买原材料等事项，这些产业的雇佣增加，推高了工资和补充资本品的价格。这种活动是商业周期中的“繁荣”部分。米塞斯和哈耶克都知道繁荣对这类资本品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也知道任何好的商业周期理论都必须解释这一现象。只要过量的货币供应持续下去，并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繁荣就会继续。最终会是两种情况之一：要么通胀停止，导致商业周期的泡沫“破裂”，转为萧条；要么通胀继续攀升，导致米塞斯所说的“崩溃的繁荣”（crack-up boom），即货币体系因过度通胀而完全崩溃。[5]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早期阶段的要素价格上涨，加上意料之外的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高需求（因错误的利率信号导致），最终会使得生产者意识到他们尚未完成的生产过程不再有利可图。他们开始放弃这些项目，裁员，闲置资本。繁荣变成萧条，衰退开始了。
关于这一理论，有一条重要的注解：问题发生在繁荣时期，而萧条是必要的纠正过程。经济衰退所做的就是让繁荣时期犯下的错误（奥地利学派称之为“不当投资”（malinvestment））显现出来，并开始重新配置资源，配置到更有价值的用途中的过程。与之类似的是酗酒之后的宿醉。你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觉得不舒服，这并不是因为你当天早上做错了什么；而是你头一天晚上所做错误决定的后果。你身体感到不舒服，正是其修复酒精所造成的有害影响的方式。你感到不适，但实际上这种感觉是你正在好转的证据，因为你的身体正在消除毒素。就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理解而言，这也意味着，在衰退期间正确的政策是让经济自愈，政府最不该做的事情是试图制造新的通胀来解决衰退。这种“解决”只会让最初的问题再度出现。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了这一理论，它被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接受，成为了解释繁荣和萧条的主要理论之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强调，利率信号必须产生于健全的银行体系中，在此背景下，是储蓄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和产出的扩大。然而，被最为广泛接受的与之相竞争的理论则强调消费和支出，视之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凯恩斯在他1930年出版的著作《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中，将上述的某些观点系统化，也将它们与维克塞尔的研究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方式部分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相重叠。[6] 哈耶克在主要经济学期刊之一《经济学刊》（Economica）上发表了一篇分为两部分的长文，对该书进行评述。[7] 他的评论是批评性的，尽管在某些方面也对凯恩斯表示赞同。他关注的焦点是凯恩斯运用总量对储蓄、投资、就业和产出之间的关键关系进行建模的方式，这掩盖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哈耶克特别指出，凯恩斯的著作忽视了微观经济的调整过程，而这是对经济波动有一个良好理解的核心，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特征。对于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所描述的资本的作用和生产阶段之间的调整，这一点尤其重要。在寻求发展一种总量的“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凯恩斯的著作掩盖了相对价格之间的关系。
从凯恩斯出版《货币论》，到1936年他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的几年间，哈耶克和他的一些学生继续强调，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优于凯恩斯正在研究的思想。[8] 奥地利学派面临一大问题是，随着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恶化并蔓延至全球，奥地利学派让市场自我修复的处方在政治上越来越站不住脚。之前的经济萧条，即使是1890年代相当严重的那一次，也从来没有这么深刻——1933年初美国的失业率接近25%，也从来没有持续这么长时间——大萧条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当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出现要求政府“做点什么”的呼声时，由于缺乏积极的政策改革计划，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就显得很脆弱了。
与此同时，面对哈耶克对其1930年著作的广泛批评，凯恩斯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把这些批评考虑进去，并修正自己的思想以纳入这些批评意见，他也可以朝着哈耶克认为错误的方向继续前进。凯恩斯选择了后者：《通论》去掉了《货币论》中的维克塞尔元素，扩大了总量数据的使用，而这些总量数据与任何真正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都没有关系。用最简单的形式表述，凯恩斯认为，封闭经济体的总支出（Y）可以理解为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和政府支出（G）的总和:Y= C + I + G。然后，支出总额又与就业人数联系在一起，而支出的下降可能会使经济体陷入“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凯恩斯认为消费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变量，而投资则远不如消费稳定，它取决于凯恩斯所谓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即企业家预期。如果企业家预期转为负面，则会导致I下降，而市场经济不存在用其他形式的支出来抵销投资支出下降的内在机制。在凯恩斯的体系中，这种主张的关键在于他相信投资和储蓄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投资取决于动物精神，而储蓄取决于家庭总收入。[9]
这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瑞典学者（如维克塞尔）和英国货币理论家也持同样的观点——即投资和储蓄是由利率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在他们关于利率的“可贷资金”（loanable funds）方法中，市场利率协调了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时间偏好。如果奥地利学派是正确的，那么企业家预期的下降会降低借贷需求。借贷需求下降会降低利率，而低利率会抑制储蓄，从而鼓励消费。同样，如果家庭决定增加储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变化会导致消费支出的下降，而这种下降是无法抵销的，但奥地利学派认为，储蓄增加意味着可贷资金的供应增大，会导致利率下降，这将使借贷成本降低，从而增加投资支出，这既与增加的储蓄相适应，也抵销了消费的下降。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利率协调了投资和储蓄。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这种协调绝无可能，因此经济容易受到企业家期望反复无常的影响。[10]
不同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政策。在简单的凯恩斯模型中，投资支出的下降不会被消费支出的增加所抵销，但可以被政府支出的增加抵销。因此，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为了避免衰退，政府必须通过不平衡预算来弥补私人支出的变化。当衰退的出现时，政府应该增加支出，减少税收，利用赤字来“启动”（prime the pump）私营部门，恢复充分就业下的均衡。他们还认为，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政府应该保持盈余，从而为不景气时所需的赤字准备资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想法导致了几十年来几乎一直持续的财政赤字。政客们没有动力以盈余满足填补赤字所需，因为这将意味着增加对选民的税收，减少在他们身上的支出。也就是说，在凯恩斯主义的设想中，民选官员在经济学家的帮助下，可以操纵经济，使之处于通胀过热的“斯拉”（Scylla）和衰退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之间。他们认为，经济不能自我修正。
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认为，只要有正常运作的银行体系，而且没有其他糟糕的政策选择阻碍市场进程，市场就会自我修正。对奥地利学派来说，在正确的制度和政策下，市场是有可能自我修正的，而凯恩斯学派连这种可能性都否认了。就凯恩斯主义看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能实现充分就业纯粹是撞了大运。[11]
我要提出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核心分歧，在于哈耶克和凯恩斯如何理解资本的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计算问题。[12] 凯恩斯主义的总量意味着公式C +I + G = Y中的I代表了经济体中所有的投资支出。在总量分析的层次上，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存在一个从早期的研发阶段延伸到接近消费品的后期阶段的资本结构，而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在这样的资本结构中配置资源——并不在这幅图景中。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经济计算的作用是使企业家能够利用价格，包括利率，来决定在空间和时间上应该如何使用资源。
从这种观点来看，利率可以理解为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价格差异。当利率变化时，奥地利学派理解为，这将向企业家发出信号，要他们调整在整个生产结构中的支出。高利率将缩短生产过程，并鼓励更接近消费的支出。低利率将延长生产过程，并鼓励在生产早期阶段的投资。换句话说，通过将投资I分解为由利率协调的多个阶段的投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观念能够解释市场的自我修正特征。用凯恩斯主义的术语来说，I的变化会被C在相反方向的变化所抵销，从而避免了为防止衰退而增加G的需要。如果没有维克塞尔对利率的关注，如果没有资本理论，凯恩斯当然无法从理论上建立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以抵销投资支出的下降。
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与同时发生的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一样，实际上与一个复杂的利用资本的经济体本质相关，与价格的功能——能够让企业家通过货币计算来最好地配置资源相关。理解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一种方法是，这是一个因为政府的不当管理而让价格发出了错误信号的故事。由于央行的膨胀，将市场利率压到自然利率以下，发出了一个关于消费者家庭时间偏好的错误信号，导致企业家们高估了未来将发生的消费支出，从而犯下了系统性错误。企业家们尝试为这样的未来消费而（扩大投资的）计划是繁荣，而他们最终纠正错误是萧条。如米塞斯和哈耶克所说，市场价格是一般情况下资源合理配置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其商业周期理论中，他们也认为，市场驱动的利率是不同时间阶段资源合理配置的必要条件。就像在经济计算辩论中一样，奥地利学派在与凯恩斯的辩论中得出的政策结论是，在正确的制度下（比如在私有财产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制度下），市场价格将能比其他的方式更好地发挥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市场可以自我修正，为什么我们会有大萧条？为什么我们还会持续经历一次又一次商业周期的繁荣和萧条？答案是，只有在游戏规则正确的前提下，市场的自我修正过程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大萧条的情况而言，奥地利学派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缺乏正确的规则。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系统创造了过度的货币供应，这助长了奥地利学派式的人为繁荣（很像美联储在20世纪初的房地产繁荣中的所作所为）。而1929年经济崩溃一旦发生，联邦政府就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阻止泡沫的破裂迅速纠正繁荣时期的错误（而之前的经济衰退就是这样）。美联储不仅停止了通货膨胀，在1930年至1933年间，它实际上还减少了超过30%的货币供应。如果物价和工资能够相当迅速地同时下降，那么经济衰退可能不会太严重。但胡佛政府说服工业界在价格下跌时保持较高的工资水平，斯穆特-霍利的关税保护主义（the protectionism of the Smoot-Hawley tariff）也让一些行业能够保持较高的工资水平。价格下降的同时，工资的下降要慢得多，二者的共同作用提高了劳动力的实际成本，导致的高失业率成为了大萧条时期的特征。罗斯福新政的各种政策继续阻止市场价格的适当调整，并对市场经济的未来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私人投资的复苏特别缓慢。
大萧条不是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证据，也不是市场经济无法自我修正的证据，而是说明了糟糕的制度和糟糕的政策选择怎样既破坏了市场协调，又阻止了市场自我修正。在此过程中，这些制度和政策能够启动人为的繁荣，从而导致长期而深刻的萧条，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如果正确解读的话，大萧条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13]
不幸的是，经济学界以及政界的判断是凯恩斯赢得了这场辩论。凯恩斯模型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或多或少创造了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到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已经被断然放弃，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仍然相信它具有解释力。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学派遭到拒绝是因为它无法在大萧条的深渊中提出改革和复苏的积极构想，而凯恩斯学派，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却做到了这一点。此外，哈耶克决定不写文章评价凯恩斯的《通论》。多年来，哈耶克就此做了许多解释。而且，我们也不清楚，即使哈耶克写了评论，这种评论是否能够战胜人们要求政府“做点什么”的愿望，并战胜凯恩斯主义美化政客自负的方式（通过给予他们一种控制的幻觉并合理化他们放弃平衡预算的长期智慧）。哈耶克在1941年出版的《资本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中试图重述这些问题，该书结尾处确实包含了对凯恩斯《通论》的简短批评，但哈耶克的书太晦涩了，也太迟了，无法吸引经济学家或决策者的注意力。[14] 要重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讨论制度改革，需要等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义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失败为其提供机会。
[1] See
Ludwig von 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Press, 1980) and F. A. Hayek,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Clifton, NJ:
Augustus M. Kelley, 1966).
[2] Knut
Wicksell, Interest and Prices (Auburn, AL: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7).
[3] See
the discussion in 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chap. 19.
[4] Or,
as the Fed has done since 2008, when the central bank lowers the interest rate
it pays banks to hold reserves, making lending those reserves out marginally
more attractive.
[5]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427.
[6] John
Maynard Keynes, A Treatise on Mone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30).
[7] F.
A. Hayek, “Reflections on the Pure Theory of Money of Mr. J. M. Keynes,”
Economica 35 (February 1932): 22–44, reprint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Vol. 9: 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ed. Bruce Caldw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8]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6).
[9] See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These ideas
still form the basic model in many introductory macroeconomics courses, known
as the “Keynesian Cross.”
[10] On
the contrast between Keynes and the Austrians discussed in this section, see
Steven Horwitz,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economics: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86–90, and Roger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chap. 7.
[11] The
core ideas of the Hayek-Keynes debate, in terms of both theory and policy, are
nicely captured in the John Papola and Russ Roberts music videos about these
issues. See “Fear the Boom and Bu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0nERTFo-Sk, and “Fight of the
Centu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TQnarzmTOc.
[12] The
following section draws from Steven Horwitz, “Contrasting Concepts of Capital:
Yet Another Look at the Hayek-Keynes Debate,” Journal of Private Enterprise 27
(2011): 9–27.
[13] For
more on the Austrian view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ee Murray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5th ed. (Auburn, AL: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0),
and Steven Horwitz, “Great Apprehensions, Prolonged Depression: Gauti
Eggertsson on the 1930s,” Econ Journal Watch 6 (2009): 313–36. For a discussion
written for a broader audience that relies on many Austrian ideas, see Lawrence
Reed, Great Myth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Midland, MI: Mackinac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2012),
https://fee.org/media/16865/great_myths_of_the_great_depression_2016.pdf.
[14] F.
A. Hayek,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注：这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双语阅读课程第一期《奥派经济学入门》第五讲的中文部分。双语阅读课程第二期将于10月下旬开课，现正在报名中！详情请联系微信号mefeng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