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为什么会兴起？
风灵
凯恩斯主义兴起已近百年，迄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以其为理论指导。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始终存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可以提供社会控制的工具这种强烈信念。
即使在自由放任主导经济学界之时，政治经济学中也存在一种亚文化，认为可以委托政治经济学者来设计社会控制方案，而“科学地”控制社会，将胜过自由放任所得到的“偶然”结果。19世纪初，马尔萨斯和萨伊曾就市场经济是否会产生“供过于求”，或者市场是否是趋于均衡（即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的自我调节机制进行辩论。大多数经济学家站在萨伊一边，坚持认为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性质是经济学所传授的最有力的原则之一。
然而，关于自我调节的争论并未停止。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能克服内在缺陷，即一方面导致垄断，另一方面会不断遭遇周期性的内在危机，这是对传授自我调节这种政治经济学庸俗教义的直接挑战。
到了19世纪末，自由放任原则日益受到攻击。J·S·穆勒或许仍然将自由放任原则作为理论推定，但他却阐述了大量例外情况，要求政府直接行动。当时，要从政就得主张需要约束垄断，而且必须通过公共政策控制商业周期波动。美国引入了反垄断立法，并建立了公共行政机构监管该立法的实施和执行。银行系统也进行了转型。
20世纪初，美国主流的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大力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切实际。该学派否认存在任何普遍性经济学法则，并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管理和控制经济，促进效率和社会正义。当然，也有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捍卫者，甚至有更多的新科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者；但是，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是在制度经济学的思想统治下前进的，这种统治不限于经济学教义，而且渗透进了法学院以及尚在萌芽状态的公共行政学科。
1929年的大崩溃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时，仅剩的支持自由放任的声音都被压制了。持古典立场的经济学家要么被忽视，要么改变他们的调子以适应时代。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解决社会问题。确实有某些经济研究认为大萧条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失败而引发的——20世纪20年代的信贷扩张产生了繁荣-萧条周期，而30年代的政府干预（最突出的是贸易限制）阻碍了市场调整过程的运作以消除危机，但这种信息被忽略了。相反，能够让政策制定者、公众和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产生共鸣的信息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倾向于产生垄断和商业周期，劣质产品欺诈消费者，工厂里的工人受到剥削，还有30年代失业所遭受的侮辱。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利用经济学的工具和公共行政的专业知识来解决这些社会弊病。
在此背景下，凯恩斯经济学完美地满足了这种需求。约翰·梅纳德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批评了市场自我调节的古典模型，分析了为什么英国和美国会陷入大萧条的诊断，还提供了如何缓解失业和不稳定问题的政策建议。最重要的是这些药方背后的普遍思想：凯恩斯认为，投资是不稳定的，因为投资的基础是投资者波动的期望以及他们乐观和悲观的情绪。
此外，根据凯恩斯的说法，价格与货币供求并不相关，就如在现代经济体中，投资不完全由利率决定一样。在经济分析中引入预期，会打破古典经济学建立的旧关系。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由于预期经济将会掉入流动性陷阱，因此试图通过货币政策的刺激摆脱陷阱将是无效的。如果投资不是理性的，而是基于“动物精神”，那么就不能依靠市场来评估竞争性项目中资本配置的边际效率。最后，在凯恩斯所描述的这种经济体中，资源可以保持闲置而重新得到利用。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自动调整不会实现，因为经济会陷入失业均衡。根据定义，在均衡点上，该系统中没有人有任何动机或倾向离开他或她当前的位置。要离开这种均衡，必须引入系统外的力量。凯恩斯强烈主张政府是能够最有效地改变失业均衡的外在力量。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在1948年的版本中，直到第447页 萨缪尔森才开始介绍基本的供给与需求，这是因为萨缪尔森认为，只有确保宏观经济体系处于平衡，微观经济学的原则才能生效。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系自行其是，它将遭遇总需求不足并导致失业均衡。经济学家的任务正是建立充分就业均衡，在这种均衡情况下，如果满足没有外部性，生产和交换仅限于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且市场结构被认为是竞争性的等条件，则可以依赖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趋势。
前面谈到，19世纪末穆勒的推定仍然是自由放任，而他列举的例外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正当性。但到了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时代，其推定是政府必须时时刻刻干预以维持经济，而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依赖自由放任的原则。在穆勒的时代，经济学家的角色是研究社会和市场的规律，但到了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这里，经济学家的任务成了充当救世主，利用科学工具来维护社会平衡，并纠正社会错误。“在复杂的经济生活条件需要社会协调和规划的地方，”萨缪尔森写道，“可以期待怀有良好意愿的明智之人调动政府的权威和创造性的活动。”
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对凯恩斯主义最坚定的批评者。米塞斯倾向于强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犯下的逻辑错误，而哈耶克倾向于强调对经济学家所做出的英雄式假设。经济学家被置于设计社会变革的位置上，要让收入-支出模型发挥作用，经济学家必须知晓当前消费、投资和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以及得出的充分就业水平是什么。他还必须知道将政府支出增加转化为总需求增加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的确切运作方式，从而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结果。凯恩斯主义的每一步分析都预先假定，宏观经济学家可以随时获得有关经济生活的详尽知识，并且经济学家们所主张的每一个政策步骤，都将对经济活动产生精确的效果。简而言之，该模型假设的正是它必须证明的东西。
哈耶克认为，在宏观经济模型中明显可见的“知识的僭妄”不仅不能解决社会弊病，比如失业，相反还会产生一种无法维持的资源就业模式。哈耶克这样说道：
这项政策所产生的不是以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就业水平，而是一种不能无限期维持下去的就业分布形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该就业模式只能以通货膨胀来维持，而这种通货膨胀率将会迅速导致所有经济活动的混乱。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霸权的崩溃反映了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判在思想上的胜利。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响应哈耶克对谦卑的呼吁，继续试图以总量的方式理解经济生活。凯恩斯经济学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手中得以复活，尽管理论观点有微妙的变化，但同样需要对经济学家的权力做出英雄式的假设，经济学家运用与凯恩斯/萨缪尔森时代同样明确的经济政策杠杆来微调世界。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含着根本性的错误认识，现在人们对此已经充分理解了。但是萨缪尔森的著作确立了经济学在美国社会中的科学地位，并为许多经济学家提供了政府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经济学家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权威来影响公共政策。
尽管斯蒂格利茨理解萨缪尔森经济学的错误基础，但他并不认为他所领导的信息经济学革命，会产生对萨缪尔森所建立的经济学家社会地位的质疑。而且，即使有所质疑，斯蒂格利茨认为，他自己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已经证明了凯恩斯和萨缪尔森所定义的经济学家社会角色是正确的，甚至还超越了他们自己的著作。凯恩斯主义已被反复证明是错误的，但相信经济学模型指导下的经济政策拥有救世的力量，这种信念并不会轻易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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