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经济学入门第八讲：哈耶克论价格、知识和经济学的性质

作者 史蒂文·霍维茨
翻译 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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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耶克进行社会主义计算辩论并与凯恩斯辩论时，他难以理解他的经济学同行们为什么对市场如何运作以及经济学的本质的看法与他如此大相径庭。[1] 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任何正确的经济学方法都必须从行为人的感知和观点开始，这意味着经济学不能在所创设的模型中对行为人知道些什么做出太强的假定。他们的方法还将经济学的重点放在理解市场以及其他制度怎样让人们能够相互学习之上（尽管知识与环境相关，难以清晰表达，并且是分散的）。

如第六章的结尾所指出的那样，要理解哈耶克从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早期的研究工作，一种方式是将之看作他的一种尝试——他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人们认为他在这两场辩论中都输了。这一过程促使他重新思考知识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知识在经济学家们讨论市场中的作用。更具体地说，他开始重新定义价格的功能，他也被迫更清晰地阐明经济学的任务是什么。在哈耶克参与这两次辩论期间，经济学正在发生某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哈耶克更加难以传达他从门格尔、米塞斯以及其他人那里继承的奥地利学派基本见解。新的经济学者所受的学术训练让他们看待这门学科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于这样的新听众，哈耶克必须为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提供一种不同的表述。他希望，在经济学研究方式已经改变了的情况下，这种表述在语言上更为有效。

哈耶克早期就曾尖锐地指出，问题在于均衡概念在经济学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尽管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就关注市场过程和市场的动态特性，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济学界已将经济学的任务缩小到描述经济均衡的特性。其目标不是解释经济体如何对变化做出反应，而是查明特定的均衡结果（特别是具有最优特性的均衡结果）是否可能和是否稳定，以及外生变化如何导致新的均衡。这些“比较静态分析”（comparative statics）的练习与奥地利学派方法以过程为导向的动态分析形成了鲜明对比。

1937年，哈耶克试图澄清保持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对经济分析的意义。在他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开始以经济主体的知识来界定均衡。他认为，一个经济体处于均衡状态意味着，社会中不同成员的预见在某个特定的意义上必须是正确的——每个人的计划都基于正确地预见到其他人打算做什么，并且所有这些计划也都基于对同样的一系列外部事实的预期，所以在这样确定的条件下，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改变他的计划。[2]

换句话说，正确的预见不是均衡的“前提条件”（precondition），而是“定义均衡状态的关键特征”（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a state of equilibrium）。对均衡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哈耶克把知识放在理解经济学任务的前沿和中心。如果均衡是这门学科的核心，那么经济学家就必须严肃地讨论知识。如果均衡被定义为"正确的预见"，如果均衡有助于解释现实世界，那么根本问题就变成了人类怎样才能对外部事实和彼此的计划产生正确的预期。突然，经济学就完全变成了与如何获取和使用知识相关的问题。

在那篇文章的后面，哈耶克说，市场趋向均衡的主张必须被理解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不同成员的知识和目的越来越趋于一致，或者，用不那么普遍也不那么精确但更具体的说法来描述这件事，就是人们的预期特别是企业家的预期将变得越来越正确。[3]

这一说法意味着，在审视市场或任何其他经济制度的有效性时，我们应该探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人们相互学习。如果从经验得知，市场倾向于均衡，那么一定是因为市场有某些因素让人们有可能了解其他人的需求，以及他们对各种东西的评价如何，从而人们的预期才能不断地趋于正确。因此，问题在于这是否会发生，如何发生，以及什么样的制度能最好地实现这种情况。

哈耶克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答案是几年以后的1945年。在可能是哈耶克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也是经济学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之中，哈耶克提出，让人们能够在市场中相互学习的是价格体系。[4]价格的功能是成为市场主体所拥有的潜在知识的替代品，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协调彼此的预期和行动。哈耶克将社会秩序问题框定为解决知识分工的问题，知识分工与劳动分工是相互平行的问题（劳动分工过去一直是理解市场的核心）。他还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或者，更具体而言，是市场的分散计划和竞争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中计划，将“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 [5]他接着明确指出，所涉及的知识不仅是那种可以用文字或数字表达的知识，还包括与“特定的时空环境”（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不能以统计形式传达给任何中央机构”。[6]

价格体系让我们能够通过价格变化的方式来传达这些信息——价格会随着经济主体买和卖的决定，或不买/不卖的决定而变化。更准确地说，价格是知识的“替代品”。它们并不实际传递信息，但它们使我们能够像拥有这些信息那样行动——这是参与全球市场的数十亿人不可言传的知识（the inarticulate knowledge）。没有人通晓一切，但价格体系使我们的视野重叠在一起，从而让我们的知识能够为他人所用。在那篇文章中，哈耶克还提醒我们，价格要能最好地发挥这一功能，就不能太僵硬。比如说，价格的上限或下限就削弱了价格发出的信号的准确性，因为它们阻止价格对市场中任何一方的知识变化做出反应。同样，当政策误导造成扭曲，价格反复无常过分波动时，就像被静电屏蔽的无线电信号。经济主体不知道哪些变化是真实的，哪些是政策的骗术。通货膨胀可能是这种政策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增加了确定特定的价格变化意味着什么的难度，从而使企业家和消费者更难协调他们的预期。再来看看我们在第七章中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讨论：通胀如何推动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政策的误导，价格发出了噪声信号。构成经济周期中繁荣时期的那些错误是价格不能自由说出真相的后果。

哈耶克价格是知识替代品的观点可被看作与第五章所讨论的米塞斯货币计算的研究相对应。[7] 哈耶克关注的是价格让知识能被更多人利用的人际间功能，而米塞斯货币计算的研究则强调价格对试图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航行的选择者个人的作用。换句话说，米塞斯的研究看到的是自发秩序定义中的“人的行为”（of human action）部分，而哈耶克关注的是“但不是人的设计”（but not human design）的部分。以奥地利学派有时使用的术语来说，米塞斯采取的是行为学的方法（praxeological approach），展示价格如何帮助个人理性行动，而哈耶克则着眼于 价格使之得以出现的交换秩序（catallaxy），也即是由交换产生的非意图性秩序（unintended order created by exchange）。

关键在于，这两种看待价格和知识的方式都是同一过程的一部分。哈耶克这一时期关于知识的论文没有过多讨论企业家精神或货币计算或盈亏的作用。反过来，米塞斯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和后来《人的行为》中对货币计算的研究也都没有过多地谈论哈耶克的这些论点（尽管有所关注）。他们有各自的论述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在不同语境下所面对的听众所驱动的。但将二人的观点合在一起，则提供了一套完整无缺的解释：通过市场的价格和盈亏信号，使得他人能够获得我们（通常是私有的）知识，价格由此而引导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价格在事前影响我们的行动，而盈亏（这是出现了一套新价格的结果）告诉我们，我们的决定是否创造了价值。这些盈亏数据以及产生这些数据的新价格为下一轮的决策提供信息。以这种方式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合为一体，提供了奥地利学派对微观经济过程的核心理解，它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以及通常情况下的政府计划，永远不能取代或超过市场价格的能力——利用渗透在经济决策之中的分散的、与环境相关的、默会的知识的能力。市场价格帮助我们克服了“知识问题”，这种方式无可替代。市场价格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

哈耶克在重新思考经济学的本质的同时，也在重新思考经济学在知识结构中的位置。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误解了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但他也开始相信，他们之所以如此，也因为他们误解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性质和任务。20世纪40年代后期，哈耶克试图以一系列文章为经济学的主观主义辩护，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了他1952年的著作《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8] 他的论点的本质是，人类行为的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对待物理世界的物体那样对待人类。人类基于其对现实的感知而进行有目的的行动。如果只是记录人的物理运动轨迹，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行为。人们必须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才能理解他们的选择，而这就要求任何社会科学都要以行为人的感知开始。

经济学，像所有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必须从内部开始向外研究。人类如何感知世界，以及这些感知如何导致他们的行为，是经济学的核心：“就人的行为而言，事物是什么取决于行为人认为它是什么。”[9]是什么让某件物品成为工具、货币或在一般意义上具有价值？不是该物品的物理属性，而是人类认为他们利用该物品能够实现的目的。因此，让经济理论得以开始建立的“数据”（data）是行为人的观念、思想和感知。这些“数据”不会以整体的形式提供给任何人，经济学的任务是解释基于主观感知的行为如何在社会中产生有序的但非意图的结果模式。哈耶克为奥地利学派长期以来的主观主义传统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明确指出米塞斯的著作是这种方法的典范。哈耶克时代的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今天的经济学）的失败之处在于，它错误地尝试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对那些既无感知也无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适用的，但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感知、意义和意图却是至关重要的。

哈耶克不是求确定的均衡解，而是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主张他所谓的“综合”（compositive）方法。[10] 哈耶克的“综合”是指我们应该从简单的个体选择现象开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社会复杂现象的解释。经济学不是为了“解释”个人选择，这是心理学的任务。相反，它要解释的是如何从个人选择中出现计划之外的有序结果模式。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米塞斯指出，门格尔的货币起源理论是哈耶克所说的经济学综合方法的原型。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做的都是展示经济学的主观主义方法为什么仍然能够产生客观的知识：关于社会互动进行的规律以及忽视这些规律的后果。

将经济学理解为一个协调问题意味着，这门学科的任务是要解释，虽然人们具有的知识是主观的、部分的，但为什么能够通过市场制度特别是价格机制，成功地与不知名的其他人协调相互的知识和预期。综合方法使奥地利学派能够专注于这种（通常是不完全的）协调发生的过程，而不是详细描述均衡中充分且完全协调的特征。经济学家们错误地认为，以更有权威的自然科学方法来描述优美的均衡状态，就可以解释真实市场如何运作，并且错误地相信，确认产生均衡的条件是经济学的适当方法——而不是展示秩序是如何在正确的规则和制度下自发产生的，他们由此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从而容易受到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错误影响。哈耶克关于知识、价格和主观主义的研究对其后数十年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

[1] The best overview of Hayek’s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its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s Bruce Caldwell, Hayek’s Challe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 F. A. Hayek,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IV (1937): 33–54, reprinted in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 42.
[3] Hayek,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reprinted in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 45.
[4]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5]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 79.
[6]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p. 80, 83.
[7] See Horwitz, “Monetary Calculation and the Unintended Extended Order.”
[8] 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Press, 1952).
[9]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p. 44.
[10]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cha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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