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书为米塞斯192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首版为德文版,后于1962年翻译为英文,改名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1985年英文版再版,重新改回《自由主义:古典意义》。
本书英文版是经济学双语阅读中级班第一期阅读材料,以下参考译文由风灵译自英文版,仅供学习交流。十八世纪的民主拥护者主张,唯有君主及其大臣道德败坏、不智且邪恶。而人民则全是善良、纯洁且高尚之辈,此外,人民还有天赋的智慧,任何时候皆能明辨是非,明智决策。这当然全是无稽之谈,就像那些朝臣的谄媚,把所有美好高尚的品质皆归于君主那样。人民是所有公民个人的总和;如果某些个人并不聪明高贵,那么所有人加在一起也不可能聪明高贵。人类进入民主时代时,既然带着如此不切实际的期望,不久便陷入幻灭则不足为奇了。人们迅速发现,民主制犯的错一点也不比君主和贵族少。将民主国家推举的政府首脑与皇帝或国王以绝对权力提拔的那些人相比,新掌权者并无优势。法国人习惯于说“嘲笑杀人”。而实际上,代表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很快就让各地的民主都变得荒唐可笑。旧政权的那些人还展现了某种贵族的尊严,至少其表面行为如此。而取代他们的新人,其行为却让人可鄙。在德国和奥地利,对民主伤害最大之事,莫过于帝国崩溃后上台的社民党领导们那些空洞傲慢和无礼虚荣的行为。因此,民主在哪里取得了胜利,哪里很快就会出现从根本上反对民主的学说。这些学说认为,让多数人统治毫无意义,应该是最优秀之人来统治,即使他们是少数派。这道理如此直白,于是各种反民主运动的支持者日益增加。而在民主制下被推举到高位的人自身表现越是不堪,民主的反对者就越多。然而,反民主学说存在严重谬误。毕竟,“最优秀之人”是何含义呢?波兰共和国让一位钢琴大师当领导人,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波兰人。但是国家领导人所需的品质与音乐家迥异。民主的反对者使用“最优秀之人”这种表述,仅指最适合治国理政之人,除此再无他意,即使他们对音乐一窍不通。但这又回到了同一个政治问题:谁最适合治国理政呢?是迪斯雷利(Disraeli)还是格拉德斯通(Gladstone)?托利党人认为是前者,辉格党人则认为是后者。如果不由多数人决定,又该由谁决定这个问题呢?这就到了一切反民主学说的关键点,无论是由旧贵族后裔和世袭君主制的支持者提出的,还是由辛迪加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都是武力论。民主的反对者支持少数人以武力掌控国家并统治多数人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程序的道德正当性就在于实际掌控政府的强力本身。最优秀之人,即自身有能力管理和指挥之人,是通过展示其违背大多数人意愿强加统治的能力而得到承认的。在此,法国行动派(l'Action Française)的教义与辛迪加主义者相符相应,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相符相应,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也相符相应。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宗教和哲学的信念,提出支持和反对该学说的许多论点,很难指望这些论点能达成任何一致。本文并非提出和讨论各种正反论点之处,因为这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建立在支持民主的基本观点之上。如果每个自认有能力强行统治他人的团体,都有权进行尝试,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持续不断的内战。而这与我们今日已达到的劳动分工状态不可兼容。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只有在持久和平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如果不得不准备迎接持续的内战和内斗,我们就不得不倒退回劳动分工的原始阶段,至少每个省份(如果不是每个村庄的话)都要在经济上基本独立,即作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有能力在一段时间内,不靠任何外部输入来养活自己并自我维持。这意味着劳动生产力会大幅下降,地球将只能维系现在人口的一小部分。反民主理想将导致类似于中世纪和古代的经济秩序。每个城市、每个村庄,甚至每栋独立住宅都要修建防御工事,装备防御设施,而每个省份在商品供应方面都要尽可能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民主主义者也认为应由最优秀之人来统治。但他相信,比起诉诸武力强迫他人承认其主张,某人或某个团体若能说服其同胞,他们有资格担任该职,从而得到同胞自愿的授权来管理公共事务,这将是展示他们适合统治的更好方式。那些不能凭借其观点的力量以及个人魅力成功地赢得领导地位的人,绝无理由抱怨同胞更青睐别人而不是他。当然,不该也不必否认,某种情况下,偏离民主原则的诱惑确实会变得非常巨大。如果明智之人看到,他们的国家或世上所有国家正走向毁灭,而又发现不可能劝导同胞听取其忠告,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为了让所有的人免遭灾难,采用任何可行的手段都是公平且正义的,只要能达成期望的目标。于是精英独裁的观念——政府由少数人通过武力维持,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统治,就可能出现并获得支持。但武力绝非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少数派的暴政绝不持久,除非能成功地说服多数人,其统治是必要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而如果能成功地说服多数人,那少数派就不再需要靠武力来维持统治了。历史上有大量突出的例子表明,长远来看,即使是最无情的压迫政策也不足以维持某个政权。只举一个例子,最近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夺取政权时,他们只是少数派,其纲领在国内绝大多数人民中几乎没得到什么支持。农民作为俄罗斯人民的主体,完全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政策。他们想要的是将土地分配给布尔什维克所称的“土地贫民”(landed poverty)这部分人。而实际上实施的正是农民的纲领,并非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纲领。为了保住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不仅接受了这项土地改革,而且还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纲领,为此他们承诺抵抗国内外的所有攻击。只有这样,布尔什维克才赢得了俄罗斯大多数人民的信任。采取了这项土地分配政策之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不再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而是得到其认可和支持。他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牺牲原有的纲领,要么放弃对政府的控制。他们选择了前者,保住了政权。第三种可能性,即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以武力实施其纲领,根本就不存在。像所有意志坚定且领导得当的少数派一样,布尔什维克得以凭借武力夺取政权,并在短时间内掌权。然而,从长远来看,他们并不比其他任何少数派更有能力维持统治。白军试图驱逐布尔什维克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俄罗斯大多数人民反对他们。但即使白军成功,胜利者也必须尊重压倒性多数的人民的意愿。他们事后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改变土地分配的既成事实,将被窃取的土地归还给地主。只有有望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团体,才能建立持久的政权。任何人,想要按自己的理念来治理世界,都必须努力控制人们的思想。从长远来看,不可能让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臣服于他们所拒绝的政权。任何企图用武力实现这种目标之人,最终都会遭遇失败,而由此企图引发的斗争会有更大的危害,比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最差政府的危害更大。人们不可能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感到幸福。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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