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人又一次“打败”了政府：每次危机后，他们都能再上层楼，服！

1月31日，釜山国际电影节（BIFF）在与朴槿惠政府抗争22个月后终于自由选出领导者，BIFF的创始人、前电影节常任主席李庸观先生全票当选新一届BIFF的董事局主席，这宣告了韩国影人的再一次胜利。

李庸观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韩国电影内坚外挺、墙里墙外花儿都香的近20年，一直是国内电影人羡慕嫉妒学习的对象。2000年以来，韩国本土电影占有率持续居高，成为除美国之外最强劲的自由市场。难能可贵的是，市场红火的同时，韩国电影艺术性亦备受认可，连年不断问鼎国际三大电影节，优秀的电影创作者从未断代。

然而其强大并非一朝一夕成就的，而是多年来韩国电影人不断努力的结果。接二连三的危机纷纷转化为韩国电影活跃坚韧的造血基因，甚至“危机即机会”亦成为韩国电影人标志性座右铭。当然韩国电影史上危机无数，但最彰显其本质、影响深远的有以下三次。经过这些齐心协力的争取，韩国电影一次次重生并焕发出新的生机，最终练就了由外及里的底气十足。

光头运动（1998-1999）

韩国电影银幕配额制（screen quota）始于1967年，当时政府规定一年中必须有90天上映本土片，随着历史发展，国产片银幕义务放映制度时有增减，后来通行的一年146日义务放映天数直到1985年才确定下来。1998年，在韩国对好莱坞电影发行公司开放市场10年后，韩美WTO贸易谈判中，面对刚从亚洲经济危机泥沼中勉强起身的韩国，美国以进一步放开通商领域、创造就业岗位为条件，要求韩国压缩银幕配额制。曾明确提出“一臂之距”文化政策的金大中政府眼看难守文化底线，1998年12月“泛电影人非常委员会”在首尔成立，各领域电影人团结一致积极寻求对抗策略。1999年6月，在金大中总统访美一个月前，百位电影大咖包括林权泽、姜帝圭等在首尔的中心广场削发明志，表明“文化例外于经济谈判”、死守146天银幕配额制的底线，同时几乎所有的电影人和准电影人（电影专业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奋力争取民族文化的保护权益。这一声势浩大的电影运动最终赢得国民情感和舆论支持，导致政府放弃了拿电影做经济交易砝码的想法。

虽说目前韩国实行的银幕配额制已经缩减至73日，但光头运动时，韩国电影的民族品牌刚刚起步，《生死谍变》因打败《泰坦尼克号》而令观众与资本对本土片信心倍增。1998年韩片的市场占有率仅25%，次年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一批胸怀壮志的电影创作者皆暗自发力，尝试拓展本土电影的潜能，但彼时固定观众群尚未形成，影迷们在观望，同时好莱坞所向披靡，即便在电影文化底蕴十分厚重的欧洲，民族电影防线也节节败退……可想而知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如果当年韩国电影人没有守住146天的义务放映制，恐怕韩国电影如今就只有叹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生死谍变》

“共荣辱同进退”是光头运动之后韩国电影人达成的共识，此后一批既有才华又有责任感的电影人迅速登上历史舞台。2000年朴赞郁的《JSA》、金知云的《茅趸王》、李沧东的《薄荷糖》、洪常秀的《处女心经》同时出炉，随之又涌现出一大批雅俗共赏的优秀演员。2001年韩国电影越发五彩纷呈，《春逝》《我的野蛮女友》《朋友》《我的老婆是大佬》等个性迥异却均备受追捧，进入年度票房前十位的本土片从1999年的25.8%跃升为2001年的72.3%。

《我的野蛮女友》

去泡沫（2007-2011）

2001年，韩国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首次突破50%，2003年韩国大片出现并再次刷新票房纪录，韩国进入千万观众时代。同年，《杀人的回忆》和《老男孩》口碑爆棚，韩国电影海外声誉渐起。与蒸蒸日上的市场规模与口碑相呼应，各种资本涌向电影界，韩国电影无论数量还是体量，都在激增与膨胀。2003年，片档平均制作费已高达3300万元人民币，比三年前翻了一番，韩国电影似乎迎来“最好的年代”，每位制片人都想趁机做大赚多。2006年，韩国电影上映片数达到108部，比2001年增长两倍，同时市场占有率前所未有的高达63.8%。但由巨大的兴奋感堆砌的“成就”中，外强中干、后继乏力等危机信号频频闪现——108部电影中90部赤字！一路飙升的制作费并未如愿以偿地迎来大量高水准之作，有限的市场、逐利的投机资本、重复的类型与相似的故事，以及观众期待值的元气大伤……2007年韩国电影市场占有率回落至50.8%，韩国电影界的有识之士面对一触即发的各种矛盾迅速达成共识，果断地展开行业自救。

《老男孩》

在韩国电影品牌崛起的过程中，韩式大片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圈可点，但有限的市场规模决定了好大喜功的一窝蜂现象只会导致产业泡沫。2007年，韩国电影人虽然开始努力压缩制作成本，但短时间依然难逃恶性循环引发的上座率低迷,2008年韩国本土片占有率大幅下跌（42.1%），甚至跌破世纪初水准。

好在，危机面前韩国电影人迅速达成统一战线，各路主创大咖不仅自降身价，而且在持续推广“电影瘦身运动”的同时积极寻求新的突破。中间体量的影片被大幅缩减，轻体量成为市场主流，尤其鼓励一人多能的新人导演尝试类型多样的低成本创作。经过三年的低潮、自救与方向调整，2011年韩国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回升至52%，平均制作费则回落到1400万元人民币，成功开创了大格局、小电影、全类型、多观众层的稳定产业局面，韩国电影再次笑傲江湖。

黑名单与联合抵制（2014-2016）

1947年，美国曾因意识形态管控出炉过臭名昭著的“娱乐业黑名单”，没想到在60多年后的韩国，因世越号沉没而电影人不再沉默的行动，“文化界黑名单”再次出现，那些与总统思想不统一的电影人几乎被“一网打尽”。

2014年10月，釜山国际电影节因不顾政客劝阻上映调查世越号沉没真相的纪录片《潜水钟》而遭政府“彻查”，“不合作”的电影节重要人物纷纷以各种理由被辞退。同时曾制作或支持过电影《辩护人》的公司和个人也开始遭受种种侵扰，有苦难言。2016年4月18日，在世越号事件两年后，韩国电影人终于打破沉默，“泛电影人非常对策委员会”发表了拒绝参加由朴槿惠政权主导的釜山电影节的联合声明（boycott）。光头运动当年的领导人、国民导演林权泽愤慨地说：“这是国家的羞耻、釜山的羞耻、电影人的羞耻……”国际名导奉俊昊则哭笑不得地表示：“市长的要求就像是不明就里的食客在名店就餐却让主厨一切听自己的安排。”在联合声明的号召下，电影人开始对指手画脚、粗暴干涉的政权予以有效反击，同时并未放弃曲折但有态度的电影表达，《隧道》《釜山行》等持续引发热度、深受观众欢迎。

《釜山行》

此次“文化艺术界黑名单”涉及人物之多令人咋舌，根据2016年年底被曝光的材料显示足足有9000多名，甚至事后，“谁不在名单上反而感觉落了伍”竟成了电影界的一个著名玩笑。

生生不息，危机不断。韩国电影与历史一起，经历了无数磨难，但总因电影人的团结一致、坚持到底而迎来彩虹、焕发新生。危机即机遇，在磨难中保持冷静、坚守初心，并不断发掘行业再生基因是韩国电影一次次走出困境、逆流而上的制胜法宝。

文| 范小青

本文刊载于20180209《北京青年报》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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