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天今天到明天，“使女”的故事其实一直都在发生

2018年1月8日，第75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完美落下帷幕。其中，去年大热的美剧《使女的故事》荣获了最佳剧情类剧集和剧情类剧集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这部剧的女主角伊丽莎白·莫斯在获奖致辞的环节中，特意致敬了原著作者、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让我引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句话：‘我们是那些不会出现在书上的人，我们生活在印刷书页的白色边缘部分，我们生活在故事的间隙里。’但如今我们已经不在生活在故事的间隙里，我们已经成为了故事本身。”

这段话出自阿特伍德的原著小说《使女的故事》。背景是女主角琼，即“使女”奥芙弗雷德，她回忆起政变前的自由生活，那时候妇女还有工作，她跟一位有妇之夫卢克偷情，恋爱，结婚，生子，生活平淡而幸福。直到一场政变降临，军人枪杀了总统，冻结了宪法，剥夺了女性的财产和工作。女性的活动场域从社会退守到家中，她们甚至不再拥有自己的名字，只能使用所服务的大主教的姓氏加上of组成自己的名字。她们被划分为：夫人、嬷嬷、使女、马大、经济太太、荡妇这些不同等级，各司其职。其中使女是指那些为大人物，为那些没有儿女的大主教们繁衍子嗣的生育工具。大部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就是采购、煮饭、清扫、生育、管理家庭、提供性服务。当然，那些年老色衰，或者勇于反抗的女性被发配到隔离营，生活在核废料的环境中，活活等死。

故事的作者阿特伍德也在剧中客串

所以，已经成为使女的奥芙弗雷德回忆起政变前的生活，恍如隔世。她在想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里的重点是：这一切都不是瞬间改变的，就像温水里的青蛙，你就是被煮死了也不会察觉。在政变发生前，报纸上有各种报道，有女人遭受了各种不幸，但是这些报道好像说的都是别的女人，那些做坏事的男人也不是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报纸上的消息对很多人来说像是一场梦，“它们过于耸人听闻，它们带有一种与我们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特性”。这好像说的是我们的现实，而不是未来，那些让我们漠不关心的事情，一不小心我们就变成了共谋者。

在《使女的故事》中，我们能够注意到这本小说与其他反乌托邦作品（小说和科幻电影为主）有个很大的区别。大部分反乌托邦作品都想预测未来，要么预测未来会发生的技术革命，要么预测未来人类社会的结构发生的变化。但是阿特伍德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使女的故事》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人类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已经发生过的，或者正在发生，甚至可能在明天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大都是涉及女性在一个传统男权社会中的尊严、生存、欲望、工作等方面。这是《使女的故事》不同于其他反乌托邦作品的另外一个特征。

阿特伍德曾经写过一篇《我与乔治·奥威尔》，谈到奥威尔的小说对她的影响，其中着重提到的就是，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都是男人写的，也都是男性视角，而她想写一部女性视角的反乌托邦小说。但是《使女的故事》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此。我们熟知《1984》总是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列，前者描述依托暴力控制的国家极权主义；而后者描绘了一个享乐主义的天堂，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消费品，人类被打造成了享乐的机器。借用社会学家波兹曼的总结，在《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我们一直以为，《美丽新世界》暂时取得了胜利，人类都成为了消费的动物，迷失在无边无际的娱乐当中。

但是《使女的故事》彰显出的恰好相反，阿特伍德用这些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故事揭开了我们这个消费主义世界的真相，女性命运似乎与数百年前并未有多大的不同，她们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找个好男人，为他们传宗接代，繁衍子嗣，职场中的独立女性不但经常受到性骚扰，她们的独立还受到性别歧视的困扰。女性想要在这个隐匿的男权社会中取得成功，需要付出大于男人几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一丝丝的平等——说句题外话，《使女的故事》原著已经出版了30多年，有过电影和舞台剧等各种形式的改编，但直到2017年的美剧版本才真正引人瞩目，与当下好莱坞女性反性侵事件有着直接的关联。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使女的故事》只不过把生活中女性卑微的命运放大了。她们仍然生活在极权主义的体制之下，只不过这种体制已经有了多重含义，除了权力的压迫，还有接受男性目光的凝视和规训，成为他们欣赏的客体，方能获得成功。

《使女的故事》借用了《1984》的结构，比如在结尾处讲述了未来几百年后的一次讨论会，在会议上，专家讨论的题目就是小说中描写的基列国的统治方式，也顺便交代了《使女的故事》的缘由，当年从基列国逃出的琼，用口述的方式回忆了她作为使女服务于大主教的不堪往事。女性视角和女性的心理变化贯穿了整篇小说，也让我们更加容易感同身受。简单说，基列国的统治就是回到了上帝创世之初，用宗教和信仰的力量来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他们遵循最原始的教义，驯化人类的激情，规训人们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思想，“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东西一样，也必须限量配给”，限量配给的也包括性欲。使女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们身上不能有丝毫娱乐成分，绝不容许任何隐秘的欲望之花有盛开之机；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别想靠花言巧语来骗得网开一面，这里根本就没有爱情的立足之地。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

阿特伍德写过很多科幻作品，比如《洪水之年》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击了整个世界，几乎让人类灭绝。但是这场瘟疫被视作《圣经》中上帝为了扫除邪恶释放的洪水，那些幸存者重建人类的新秩序，重新划分了人类纪元。而在《使女的故事》中，人类的秩序得以重建，是依靠对《圣经》的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信仰成为了人类唯一不受限的精神资源。但是这种信仰是靠灌输和洗脑强制进行的，琼在成为使女之前要接受嬷嬷的洗脑训练。嬷嬷的身份同样是女人，但是她们已经丧失了自然属性，她们的存在就是代替国家，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她们会用极端的暴力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使女，摧残你的肉体，但更多的是利用美好生活的未来诱惑你。比如，她们会严苛地鞭笞不守规矩的珍妮，摘掉她的一只眼睛，同样也会循循善诱教导使女们：“自由有两种：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自由。”

按照乔治·奥威尔的说法，对一个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有两种有效的反抗方式：一种是法治的有效性。既然极权主义最大的威胁就是对权力的滥用，有效的立法可以制约权力，约束它尽量靠近正义的方向。这是民主国家一直都在采用的方式。但是对那些已然存在的极权主义国家，法治只是一句空谈，法律属于统治阶级，立法也只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用小说中大主教弗雷德的话说，基列国的存在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但是“所谓更美好，并非对人人而言都是如此，对某些人，它从来都意味着更糟”。这是对奥威尔《动物农庄》中的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简单粗暴地改写。

既然法治在极权主义体制中可能无效，那剩下的就是依靠个人的反抗，而欲望，尤其是性欲的存在就是极权的克星。这里面的逻辑十分微妙，性欲的存在让人感受到生命力的存在。当性行为游离在法律之外，蜗居在动物本性之内，销魂于肉体之巅时，它就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反抗，尤其是对国家、政府权力以及政府权威的挑衅。因为性是动物的本能，是生命之力，它能冲破所有的束缚，藐视一切的权力。性行为滋生出的感受和体验让人焕发生机，走出绝望的阴霾。这种快感本来就是对权力和权威最大的亵渎。奥威尔的《1984》中，温斯顿·史密斯坚持认为，只与性欲有关的性，是一次真正的革命行为。性具有革命性、政治性的原因，并非它只是一种形式的权力，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动物本能，是权力的对立面。

小说中，使女本来被训练成为行走的子宫，所以那个授精仪式的章节彰显出了一种极权主义无孔不入的野心，甚至在最私人的性爱场景，也要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代理人和监视者。那个怪异的授精场景让人非常不舒服：“他干的是我的下半身。我不说做爱，因为那不是他正在做的。说性交也不合适，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两人参与，而现在却只是一个人的事。就连强奸也无法涵而盖之：这里进行的所有一切无不是我自愿签约同意从事的。没有多少选择，但也不是全无选择，这便是我的选择。”这种复杂矛盾的女性经验是任何其他反乌托邦小说没有展现过的。

我们要知道，阿特伍德为何重视这种女性经验的描写。因为对性行为的控制代表了统治者恐惧的心理，他们害怕性爱滋生出的快感，以及由这种快感生发出来的对肉体控制的反抗。换句话说，他们害怕爱情，害怕两个人产生感情的联系，建立起反抗的秘密联盟。身体的反抗是最直接和最感性的反抗，一旦这种反抗具有了经验，经验就会诉诸大脑中的思想，思想就再也无法监控，更无法限量配给。小说最后，琼之所以逃出了基列国，正是因为她与大主教家的司机尼克拥有了真正的性爱。这种感情造成的后果就是让她产生了活下去的希望，勇于反抗压制在她身上的一切。

在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中，都会发生一次革命，让命运车轮来一次翻转，让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找到一丝微茫的希望。但是《使女的故事》中没有革命，革命者都被绞杀在城墙上。看起来基列国的统治一直存在，使女的故事一直都在上演。主人公琼逃出了基列国，最终留下了一份证词，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存在。当然，阿特伍德想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晰了，使女的故事一直都在上演，从过去到未来。

文| 思郁

本文刊载于20180123《北京青年报》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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