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节”导览：它特别牛，绝不只是因为出神入化的摄影技法

我是古巴

哥伦布曾在这里登陆

他在日记里写下

这是人类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土地

哥伦布先生，谢谢你

当我们初次见面时。

我正在欢歌笑语

我挥动着棕榈枝叶欢迎你的到来

我曾经以为 你的船队会带来幸福

我是古巴

船队夺走了我的蜜糖

只给我留下泪水

但是哥伦布先生

糖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它饱蘸泪水之后会更甜蜜……

 ——叶甫根尼·叶夫图申科

一个有着沧桑感的女声，伴随着一个十几分钟的航拍升降长镜头，带我们深入到半个多世纪前的古巴腹地。《我是古巴》这部在迷影群体中已经成为一个传奇的杰作，毫无悬念是本届北京电影节展映中最大的惊喜之一。但是，这种惊喜当中有一个可以讨论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赞美都来自于这部影片的技术层面，来自于出神入化的摄影机移动，来自于作为纯粹电影语言的电影语言。

但如此一来，就直接赞美摄像师乌鲁谢夫斯基好了，赞美他创造出了一部伟大的形式主义作品……

并且，在这种“共识”中，还包含了另一个不便直接说出的意思，那就是认为这部影片内容（包括文本、思想、主题、意识形态等）的“过时”。

当然，乌鲁谢夫斯基是个非常伟大的电影摄像师。他的老师可是苏联先锋主义艺术大师罗德钦科。是什么概念呢？那是如今各种“前卫摄影艺术家”的祖师爷。

然而，这更是两位电影作者——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与叙事诗《我是古巴》的作者，著名诗人叶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共同杰作。

最常见的对于这部影片的赞叹，或许与这部影片在美国被重新“发现”的那一刻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在1964年，斯坦尼康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这部影片大量使用了手持摄像；无人机更是没有被发明出来，而这部影片的航拍镜头竟然如此流畅，简直像“电影眼睛”附体。

还有，那么复杂的场景调度是怎么完成的呢？尤其是第二个故事，从主人公恩瑞克的觉醒，到走上街头，到融入示威的队伍，到英勇牺牲，到全城民众自发为他举办盛大葬礼，这一切让人凝神屏息，一气呵成，如丝绸般顺滑，比完美更完美，电影艺术中所谓行云流水，不过如此——你明明知道那些主观镜头是提前安排好的：恩瑞克演讲引来枪击，他绕过圣母像，圣母脚下“恰好”躺着一只中枪的白鸽。恩瑞克双手捧起白鸽，走在最前面，坚定地迎着镇压者的水龙头、枪弹走着——这样拍其实很危险，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拍成过度的煽情，从而跌进矫揉造作的泥沼，不要说咱们的电影中此类失败的煽情不胜枚举，就连斯皮尔伯格也难免类似的翻车现场。但是在《我是古巴》中，是什么让我们觉得这一切的发生如此自然呢？

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作者拍出了真实的道德情感力量。这种力量的驱动，和作者的才华，使得一切真实可信。

哦，我知道有人会说，不就是个宣传吗？或许，并不尽然。

《我是古巴》有着一个“美苏争霸”的历史背景，更与“古巴导弹危机”密切相连。但是，与意识形态纷争比起来，我更关心的是，这场危机几乎就真的毁灭了全人类。当然，如今我们无法还原或体会这样严峻的背景，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小清新”们想当然地就把这部电影杰作进行归类或站队。他们当然也丝毫不会去思考，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在危急关头，其实是“粗鲁的”赫鲁晓夫先做出了让步，而不是“偶像的”总统肯尼迪。

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在一个必须选择的情境中，支持年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支持切·格瓦拉，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会做的选项，他们当中有萨特、海明威，有几乎全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我是古巴》的文字作者，苏联青年诗人叶甫根尼·叶夫图申科。

叶甫根尼·叶夫图申科

当然，后来叶夫图申科成为全苏联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他的《娘子谷》《妈妈和中子弹》等诗歌，切切实实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诗创作，比如北岛等诗人。当然我们今天看来，他或许并不是最隽永的那一类诗人，他是“响亮派”（又译“高声派”）的代表：他直观、抒情、甚至浅白，很容易被人接受，但同时也很难质疑他这种直白的真诚。

他更像是重金属摇滚歌手，永远在讲青春的故事，青春的理想、青春的冲动，青春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青春——是他的一切。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被官方批为“少年犯的意识形态领袖”。正因为这种充满激情的、摇滚乐手式的朗诵（当然，诗歌首先是要诵读出来的），人们记住了他的声音，也正是因为青春，他的激情中确实有着不容置疑的真诚。你可以驳斥他思想不够深刻，但也无法对其中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视而不见。

比如，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曲，就是为他的《娘子谷》而作，这就好比大作曲家为摇滚歌手写了一首反战歌曲一样：娘子谷是1941年德国纳粹在乌克兰杀害三万多名滞留在基辅的犹太人的地方，但残忍不仅于此，而是这个事件在当时得到了本地反犹者的协助，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此事被刻意遗忘。1961年叶夫图申科当时应邀去此地开诗歌朗诵会，方才从本地人口中知晓这一切，夜不能寐的他连夜写下《娘子谷》，殊不知他的电话是被监听的，第二天他被通知诗歌朗诵会因为“疫情暴发”而取消。但当局此举让这首诗歌更著名，苏联最权威的官方报纸《文学报》主编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发表了此诗，后来肖斯塔科维奇在1962年为此写了“第十三”，也惹了麻烦——但，这就是诞生过十二月党人和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的民族，想象一下，甚至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乡村，工人、妇女和孩子聚集在电线杆下，听广播里播放这部交响乐……

《我是古巴》先有诗歌。这完全算得上一个青年诗人送给青年古巴的情书。也是在1961年，叶夫图申科去了古巴，驱动力其实有点简单，因为年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他的偶像，用他自己原话的意思来说，菲德尔“满足了一切他对男人的期待”，其实这也是青春理想主义的表达，包含了对英雄主义、道德、正义感、阳刚之气、男性力量的期待。而菲德尔在那个年代，恰好全部符合。

叶夫图申科是以记者身份去古巴的，这个并非像有人猜测的那样背后有精心策划。当时记者团需要懂西班牙语的人，叶夫图申科谎称他会西班牙语，其实他只是突击学了一个月而已。到哈瓦那以后，他终于见到了菲德尔，当时“猪湾事件”过去不久，后来解密的文件表明，此事正是五角大楼有意为之，组织美国的古巴流亡者偷渡，反攻——这行动很不名誉，因为与民主自由八竿子打不着，菲德尔他们推翻的正是一个独裁的统治，就像叶夫图申科在诗中写得那样：

我是古巴

有时候我觉得棕榈叶充盈着鲜血

有时候我觉得耳边环绕的不是浪潮声

而是啜泣的泪水

谁为鲜血买单？

谁为泪水负责？

在青春的叶夫图申科看来，当时的古巴正充满着青春的朝气，洋溢着正义、进步的青春憧憬。然而，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只有强国才是操盘手。白宫当然不期待有一个不听话而且富强的邻居，但是为何此举让苏联卷入进来，对此专家们有不同的解读。叶夫图申科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的菲德尔与他的同伴们，几乎完全符合他的期待。他还记得，当时有人介绍，这是苏联来的诗人，菲德尔就用西班牙语问了个问题，这下麻烦来了，他自己的西班牙语根本不够用……就在菲德尔就要离开的时候，他情急之下忽然有如神助，说出了几个西班牙语的关键词……然后，菲德尔邀请他一起去钓鱼……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年轻的古巴急需国际支持，在尚未判断清楚如何对自己更有利的时候，需要借助一切力量。

在古巴期间，通过与菲德尔的接触，叶夫图申科始终为古巴革命的昂扬情绪所感染，终于提笔写下《我是古巴》，我们在银幕上感受到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与道德力量，首先产生自诗人的文本。

当然作为电影，导演卡拉托佐夫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他需要另外一篇长文章去细说）。但是，无论如何去解读苏联1964年拍摄这部影片的“动机”，其结果是，留下了一部电影史的杰作，尽管，无论苏联还是古巴，都对这部影片不满意，“宣传效果”看来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尽管如此，此阵营不满意的卡拉托佐夫在彼阵营同样遭受冷遇：在二战期间，卡拉托佐夫曾经有过作为苏联驻美使馆文化官员的几年经历，并在此期间与卓别林等美国电影名流结识。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五角大楼对他不断进行暗中调查，怀疑他有特殊身份。而有趣的是，写出“反美的”《我是古巴》的叶夫图申科，次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标题为“苏联新一代”。

他的肖像，是一个坚定、清新、有力量的青年人。

叶夫图申科晚年在美国度过，他在俄罗斯本土逐渐被遗忘、讽刺、泼脏水，而关于他和菲德尔的关系则被简单图解，甚至将他解读为政治献媚。2016年，菲德尔去世，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中，叶夫图申科始终不改他对这位偶像的崇敬，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足球守门员（这确实是诗人最初的职业）对他们队长的敬意，但远远不是全部。

次年，诗人在美国长逝。

或许，用《娘子谷》中的诗句，最能说明诗人晚年的心境：

我觉得我是福雷德斯

被市侩们告发、审判

    文 | 黑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