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丨揭秘你的同情心如何“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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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曾用名才让多吉

一

爱心泛滥的同情主义者，一有机会，就可能变成邪恶的魔鬼。

这几天，安徽颍上男子街头“卖妻救女”，妻子穿婚纱为娃求救命钱的事情备受瞩目。男子在透过媒体公开道歉说：“卖妻救女”也是想引起关注，希望社会好心人，帮帮我们，救救我们的女儿。”然后的情节大家都想得到：男子心满意足地收到一笔不少的爱心捐款，正义人士纷纷谴责男子“卖妻”不妥。

昨天还在路边“卖妻救女”的男子，今天就告诉你27万的医疗费，7万块是生活费，只有20万是为孩子看病花的，新农合已报销76900元，剩下的马上会报销。

更有甚者，2015年7月，南京小柯蕾的父母，博取同情时，不吃饭不睡觉，一副走头无路的样子，钱一到手，转脸就像亿万富翁一样，用66万元包飞机，雇多位医务人员随行，和孩子一同去美国治病。

在这些由爱转恨的故事中，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很多感人的故事一上热门就开始反转，很多感人故事在反转中迅速地变得邪恶，在邪恶中又迅速地销声匿迹。

在这个过程中，感动、行动、捐款、反转、批评，每一个环节看上去都充满了正能量，但实际上更像各取所需的表演。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是因为缺少同情心，如果富人少吃一只龙虾，就够穷人家里花费一个月。

他们认为只要这个社会充满了同情心，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就会有更好的政府、更好的医疗、更好的福利、更好的学校教育。

事实上，每一次一哄而上的同情心，等待的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邪恶的结局。

一哄而上的同情心，往往会导致恶而不是善。

如果我们想做好人，就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捐钱，这样的做法只会鼓励弱者造假和表演，让弱者不自觉地扮苦相，一辈子只会跪着赚钱。

二

“刚拔下针，亲爱的们，关于一切好的坏的说法，我都会感恩这一切。谢谢所有人的关爱。我想我该彻底消失了。因为有你们，我是那个最幸福的姑娘。于繁华时，求淡然。”

这是2012年5月20日，鲁若晴写下的一条微博。在这之前，她微博经由微博大咖“作业本”转发，一夜间成为了面对病魔、面对死亡时坚强乐观的“网络红人”。

著名歌星韩红、范玮琪以及很多网络大咖都加入了支持“鲁若晴”的队伍。当年的“网红”薛蛮子和中国青基会还联合发起爱心捐助，为鲁若晴治病筹款100多万。

同情心是一种审美偏见。在现实中，我们会更容易同情像鲁若晴这样漂亮、能说会道沟通能力强的女孩。

“作业本”、韩红、范玮琪、薛蛮子等大咖的传播，中央电视台以及众多媒体的报道，让社会了解了她与白血病抗争的幕后故事、了解她为了不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放弃了配对成功的干细胞移植。所有的这一切，在传播事实的同时，也让更多人的同情心开始荡漾起来。

中国白血病患者约为3～4人/10万人的比例，其中儿童占患病总人数的1/4。全中国每年死于白血病的人大约在4万到6万之间，这中间绝大部份人的病痛与苦难没有被人报道，也没有被社会关注，泛滥的同情心真实地扭曲着社会的慈善救助资源和注意力的公平分配。

同情心的审美偏见同样也会发生在个人身上。

汶川地震期间，我在探访灾区学生家庭的时候发现，在很多长得好看、说话乖巧的孩子家里，堆满了爱心人士、公益组织送来的各种各样的书包，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十几个。同样，在一些长得不好看，穿得脏兮兮、见人还骂脏话的孩子家里，几乎看不到什么爱心人士送来的东西。

殊不知，在理性平等的救助原则中，那些“长得不好看，穿得脏兮兮”的孩子才是真正需要帮助和关怀的孩子，因为他们已经开始用“非正常的方式”来和别人交流，以期望获得更多关注。

公正和中立不是人天生的品质，随时随地地摈弃个人偏见是志愿者终身奋斗的目标。充满偏见的同情心是狭隘的，很容易催生出极端的共生状态，使人成为病态的利他主义者。

病态的利他主义者往往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之上，只有小朋友拿到书包笑起来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快乐。

他总是担心别人的事情，听上去充满爱心的做法，对自己和他人都没有好处。

如果我们想做好人，想关心他人，想让世界更美好，正确的做法是用理性来节制自己的同情心，我们就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听听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他们为什么会陷落到今天这个境地，关心他们眼里的无奈和身上遭遇的不公。

好的社会，是应该帮助弱者站起来做人，而不是用同情心在弱者被撕裂的伤口上插上一朵塑料花。

卢梭说：没有自由的人，总是把自己的幸福种在别人的花园里。别人幸福他们自尊心就被压抑，别人痛苦他们的自尊心就被膨胀。

三

最有同情心的人不一定是最道德的，最没有同情心的人也不一定是卑鄙的。

特蕾莎修女说：如果我看着人群，我永远都不会行动；但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我就会行动。这样的话听上去非常自私，但是，一个人如果能通过共情作用，从某个体事件的同情开始，用理性、智慧去推动公共政策的改变，这样产生出来的德性就不再是同情而叫慈悲。

在英国，1972年发生的“肯费特冤案”，促使政府通过《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询问，需要监护人陪伴。

在美国，1994年新泽西州的7岁的女童梅根遭受性侵致死而直接促成的“梅根法案”。

在日本，1997年神户市“酒鬼蔷薇圣斗事件”（一起连续杀害儿童案），促成了《少年法》的修改。

在中国，2003年孙志刚遭受收容站工作人员野蛮殴打致死案，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慈悲的人之所以能够推动公共政策变得更加公平、更加道德，是他们在关心别人的时候，往往已经把同情心扔到了一边。

他们明白，死一百个人比死一个人更值得关注，哪怕那一个人是自己的亲人。在他们的心里，一个陌生人的生命和邻居的生命拥有同样的价值，他们彼此是平等的。

前不久，伊能静的孩子小米粒从椅子上摔倒，头部直接撞地板。伊能静吓坏了，连忙抱起来安慰小米粒，小孩大哭不止。后来，伊能静走到厨房里，忍不住自扇耳光，责怪自己没有看好孩子。

很多时候，小孩刚摔倒的时候不会哭，大人一开始去同情、去安抚孩子，孩子就大哭起来。像伊能静这种疼孩子的办法，往往会给孩子带来双重的疼痛，一重是摔倒的疼痛，一重是妈妈用同情心暗示的疼痛，久而久之就会培养出孩子软弱的德性。

还有一些爱孩子的母亲，孩子摔倒后先看看有无大碍，然后迅速地带孩子做其它游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当孩子用毅力去忍住疼痛的时候，他真的就觉得不疼啦。这样长期的结果是教会孩子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变得坚强。

教育孩子对于一个母亲而言，首先要控制住自己柔弱的本能冲动，母亲对孩子最好的爱是让孩子不知道你如何在爱他。

做公益也是如此，从2015年6月开始，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一校一梦想”遵循的就是这样的理念，他们一直在帮助乡村教师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乡村学校自己的梦想。（点击文末原文阅读了解详情）

斯宾诺莎说：智慧的人会努力使自己摆脱同情，而且，只要不违反人性，就可以努力去过得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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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周  健  曾用名才让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有十年以上的公益项目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规划和管理经验，是慈善公益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慈善公益领域的资深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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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益才说，实话实说，有假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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