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 | 从“重述中国”到“重构中国”：《枢纽》的贡献与不足【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辑·施展】（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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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二辑·施展

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历史转换之机，《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期“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暨施展新著《枢纽》学术研讨会于今年1月3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继第一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聚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骏《天下为学说裂》后的又一次活动。本次研讨围绕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的新著《枢纽——3000年的中国》提出的“重述中国”的主题，编辑部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历史学、民族学、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枢纽》自上市以来，引发了不同知识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质疑。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枢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和“问题”，但作为一本思想见长的著作，作者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理论抱负、不凡见识以及“以现代知识话语进行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贵尝试”，正是对越来越书斋化、学科化、碎片化的当代学术的反拨，正契合《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所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的设想。诚如刘吉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抚今思昔，展望未来。重述中国，是为了从过去看见未来，从世界发现中国。本着百家争鸣以及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原则，本刊将与会学者们的观点汇集于此。由于本次研讨内容广泛，而杂志篇幅有限，只能刊发津要，全文现以别册形式同期发布。

从“重述中国”到“重构中国”：《枢纽》的贡献与不足

包刚升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原标题为《“重述中国”的理论贡献与学术反思》，本专辑为适合微信编辑需要，文章推送顺序与刊物发表顺序稍有不同，以刊物为准

施展的抱负很大，希望以一部书来“重述中国”，亦即重建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历史哲学或社会科学叙事方法。这项研究的目的，旨在厘清过去，定位当下，指引未来。

这样的学术努力令人钦佩，甚至令人惊叹。那么，《枢纽：3000年的中国》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呢？大家知道，《枢纽》上市仅一月，销量几近10万册。由于罗辑思维和得到APP平台的推广传播，这部书甚至已经成为2017-2018年交替之际的一个重要学术事件。可以说，在商业上和传播上，这部作品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施展也是一月之间成了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七零后学者之一。

但是，传播归传播，学术归学术。无论作品的影响力如何，评价一部学术作品，我们只能坚持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唯有经得起学术标准的拷问——这种拷问并不是说，《枢纽》不应该引发争论或争议，而是说《枢纽》的主要方面应该在这种争论或争议中守住阵地——这部作品才更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术典范，成为拥有持久学术乃至政治影响力的经典。当然，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经过粗略阅读和审慎思考，我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枢纽》何以重要

《枢纽》何以重要？我用三句话来总结：一是议题重大，二是理论恢宏，三是见识不凡。

首先，该书试图站在21世纪初的历史时点上，重新厘清过去、定位当下、指引未来，所以，该书只能处理最重大的议题。在厘清过去方面，作者讨论了从封建社会到豪族社会、再到古代平民社会这三个循环背后的逻辑，分析了中国文明基于农耕-游牧互动、中原-边疆互动的多元复合结构，解读了超大规模结构下传统中国停滞结构的成因。在定位当下方面，作者基于全球化背景下，论述了中国的超大规模结构是如何成为全球经济体系“双循环结构”的连接点，或者说是如何成为两个世界交汇的“枢纽”。在指引未来方面，作者讨论了两大问题，一是双循环结构的演化方向，以及中国应该和能够在这种演化中扮演的角色；二是在内部秩序（国内政治）与外部秩序（国际政治）的互动中，中国如何最终完成自我超越，作者呼唤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精神直觉”。当然，在论述中国现实问题与发展方向时，施展碍于尺度，只能引而不发或者点到为止。然而，懂行的读者自然能够在字里行间读出作者对于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刻忧虑与开阔想象。

其次，处理大议题，需要大理论。作者以大视野、大格局、长时段的恢宏理论来处理重述中国的问题。比如，在解释古代中国不同社会形态的演进、循环与重塑方面，在重述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方面，在剖析外来文明冲击下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方面，在解读中国40年的经济崛起方面，在探讨新世界格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方面，作者都提供了自成一体的宏大理论。应该说，作者的理论野心是巨大的，甚至是如今习惯于处理窄小议题的中国学界所不适应的。大体来说，作者著《枢纽》的“小目标”应该是：通古今中西之变，成施展一家之言。

再次，判断一部宏大叙事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作者是否具有卓越的见识和深邃的智慧。《枢纽》在这方面也是表现不俗。在诸多重要问题的叙事上，作者要么借鉴与整合了已有的理论，要么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从而在整体上构成了一整套视角独特、气度非凡的话语系统。比如，在整体上，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是作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变量。在解释传统中国的停滞与“超稳定”结构时，作者这样说：“一方面，由于在古代平民社会当中，中国发展起超大规模的人口，形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遂使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革都不可能出现，中国经济陷入‘内卷化’之中无力突破。……另一方面，还是由于这种超大规模人口的平民社会，政府所能从社会汲取的资源规模是如此之大，一种可对社会形成绝对压制力的集权秩序便会建立起来，对权利的普遍互相承认因此而遭到制度性专权的压制；并且，这种大规模的统一帝国，中央政府所能汲取的资源对于地方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从而帝国也不会再进入持久的分裂割据状态，多元政治竞争的格局也不会出现。”

在解释中国经济崛起和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时，作者这样说：“国际经贸结构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向‘双循环’结构的转型，即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了一个循环（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中国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两个循环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

在施展看来，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和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效应，这种转型的完成就具有了“终局性”。而中国正是因为这种处在两个循环连接与交汇的中心位置，从而成为了全球体系中新的“枢纽”。

在论述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的互动以及中国需要转型为世界历史民族时，作者这样说：“经济的成长通常伴随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是个关键的时候，如果该国在这一阶段能够完成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我们可称之为精神解放，亦即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对本国的超越，便有可能成为全面的领导性国家。如果它无法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最终可能会在民族主义的激动之中，走向四面树敌的状态，甚至走向毁灭。”

仅凭这几段摘录，我大致上可以有把握地说，《枢纽》是一部见识不凡的作品。

总体而言，《枢纽》并非是在窄小议题上的实证研究——就我熟悉的学术圈，这一点一定会遭到严肃批评——而是一项对重大问题的诠释性或解释性研究。施展试图用气势恢宏的理论框架来处理重述中国这一宏大议题，又在诸种重要的具体问题上给出了一系列见地独特的解释。当然，并非作者的每一项重要解释都是首创性的或原创性的，作者很多时候是借助中西学界已有的成果，进行了借鉴、整合与吸收，最终能够自成一体，构成了一项重述中国或回答中国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新的理论解释。所以，这可能是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著作。作者既打破了对西方理论的复述，又打破了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叙事，在整合人类已有主流知识的基础上，为重新理解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枢纽》的社会科学反思

我很少这样赞美一本书，最近一些年我甚至还在主流学术期刊上批评过世界著名学者的作品，比如《民主的阴暗面》《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等。尽管如此，赞美不代表这部书不存在严肃的问题或缺憾。在展开学术批评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这部作品的批评，并不适合以处理窄小议题的实证研究方法作为基准。既然作者要处理3000年的问题，只能基于适用处理3000年问题的研究或叙事方法。这种叙事方法的主要特质是，基于学理的分析框架应该跟基于长时段历史的宏大叙事之间实现有效结合。这种叙事方法的重点不是解释细节，而是解释脉络；不是解释小节，而是解释大局；不是解释小的波动，而是解释大的趋势。

但即便如此，我认为，《枢纽》仍然需要经受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严格检验。而检验一部宏大叙事的学术专著，常常有三个标准：一是逻辑是否严密，这是基于理论的检验；二是材料是否可靠，这是基于证据的经验；三是逻辑与材料、理论与叙事之间是否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就这个标准来看，《枢纽》一书还存在一定的缺憾。

一个重要方面是该书并没有贯穿始终的分析框架。这意味着作者是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议题。由于每个议题都是重要且特殊的，所以作者解释每一个重要议题的理论也是特殊的。但是，与《枢纽》相比，学术界如今影响重大的宏大叙述专著，往往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们有着统一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一直贯穿长时段的历史叙事过程，由此展现出一种逻辑一致的美感和理论框架的简洁性。

比如，社会学者迈克尔·曼所著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用四个关键变量及其互动来理解社会权力的起源与演进，这四个关键变量分别是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关于政治秩序缘起与变迁的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部作品，也有着统一的分析框架。由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构成了政治秩序乃是人类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政治进化的终极目标，也是解释历史上不同国家政治与治理绩效高低的核心因素。生物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强调了环境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反馈系统，对不同地区或文明演进与分化的重要性。在长达数千年的分析中，作者的分析框架也是一以贯之的。

跟这些作品相比，《枢纽》缺少一个统一简洁、贯穿始终的分析框架。当然，一个可能的辩护是，《枢纽》不是一项专题研究，而是试图回答跟中国3000年历史演进有关的诸种重要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统一、简洁的分析框架所无法覆盖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作者有时混淆了应然和实然的关系。除了最后一个部分，《枢纽》这项研究，总体是试图解释既已发生的事实，即实然的视角，但作者不时地在叙事中加入应然的视角。问题在于，当实然与应然的视角交替运用和混杂使用时，容易在逻辑上遇到某种困顿。

比如，作者讨论革命问题时，这样说：“而要达成这样一种成熟心态，需要有这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所谓政治成熟，需要这个民族的精英阶层拥有宏阔而又长远的眼光，对于历史、世界、人性，有着一种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能力。这也是对于世界历史民族提出的一种必须的要求。”

从谋篇布局来看，这段话的上下文都是在中国内部革命与外部革命的问题，作者当然是一种实然的视角，目的旨在解释革命何以发生。然而，作者关于政治成熟的这段文字几乎完全是一种应然的视角。在“大国的自我超越”一节中，作者的大量叙述也是应然视角，这就导致了实然分析与应然探讨文字的交替使用。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作者的“自由预设”。实际上，作者的这项研究整体构成了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辉格史观式的表述。作者下面两段话非常清晰地强调了“自由预设”：“所谓世界历史民族，不在于它可以统治其他民族，而在于它作为世界秩序的自变量，有能力理解到自身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能在自我意识的展开中把握世界历史的命运，从而引领人类的普遍自觉。这种命运与自觉，就是自由的普遍实现与展开。”“咨诸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在若干轮的大循环中，内在地包含着一个自由的展开过程。”

无论是期待自由，还是追寻自由，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讨论中国历史进程与方向时，这能否成为一种预设？进一步说，我们能否根据这种自由预设来展开关于中国历史演进的叙述呢？这种“自由预设”以及基于这种“自由预设”展开的关于中国历史进程与方向的思考，是否有着充分的依据呢？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此外，作者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大胆论断比较多，但这就冒了一种可能的风险，即有的论断可能尚未经受严格的学理拷问。比如，讨论国际经济体系转型时，施展这样说：“清教经济伦理是一种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其所有的法权设置都是围绕于此，其所转化出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为‘生产的政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可以用更繁荣的发展来消化掉。在其逻辑走到尽头之后，试图再靠发展来消化问题已行不通，此时需要新的经济伦理来置换掉它；新的伦理还需要将自己外化为一种‘分配的政治’，以解决‘生产的政治’所带来的问题。”

这一段文字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所谓“生产的政治”一定会走到尽头，这是一个论断。尽管这一论断与凯恩斯对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不足的理论相一致，但这一论断本身存在着重大争议。第二，作者认为，“生产的政治”会转向“分配的政治”，这也是一个很强的论点。但问题在于，这究竟是基于何种逻辑呢？作者似乎并没有提供实质性地论证与证据。但这一点有可能会引起争议。

讨论中国未来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时，作者又对“双循环结构”未来的演进提出了一个论断：“非洲国家有可能被促成的发展，将不会是基于其工业化的进程。供应链网络的逻辑使得这条路已经被封死……”

换言之，双循环结构已然形成，而中国以外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则很难突破这种双循环结构。这几乎就是一种宿命论，即中国之外的第三世界已经进入一种终局性的结构，因而再也无法实现新的突破。当然，很多读者完全理解，中国的规模优势、全球供应链与中国互相锁定的可能性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处在一个较为尴尬的历史时点上。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宿命论仍然会遭到质疑。特别是，经济学家们普遍相信，相对价格的变动仍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资源配置调整，或者促进新的实质性的创新。

尽管这里上面讨论了很多细节问题，但这些细节是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枢纽》这座学术大厦的砖块，而每抽走一个砖块，这座学术大厦是否依然坚固，就容易会遭到质疑。所以，如果《枢纽》有修订版，或者《枢纽》还有续编，我希望施展能够对这里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从“重述中国”到“重构中国”的政治逻辑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更关心《枢纽》一书的政治叙述部分。无论是基本历史形态的演进，还是中国未来方向性的选择，都离不开政治问题。本质上说，政治问题甚至还具有某种压倒性的优先性。因为，当跟国家、安全、秩序与政治权力有关的问题不能解决时，经济发展与科学昌明就无从谈起。

由于种种可以想见的原因，施展对中国当下与未来政治的论述并没有充分展开。这种策略性的处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政治其实应该是作者历史叙事中的基本问题，但作者的叙事方式在很多方面却是“非政治的”。

在讨论中国前景时，作者基本是以共同体本身为单位的，即中国是一个整体，甚至“应该是”一个带有精神自觉的、有智慧的、有理性的主体。比如，作者这样说：“基于对这样一种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中国必将自己的现代转型最终落实为宪制，在制度层面上将自己的内政秩序与国际秩序联立起来，从而在实力、理想、制度三个层面上完成自己的世界主义转型。”

这段话出现在《枢纽》全书靠近结尾的部分。作者的言说逻辑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如何，特别是作者强调了宪制的重要性。然而，作者几乎完全回避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任何的现代转型或世界主义转向，都有赖于一个个的人去完成。特别是，政治家、政治精英与大众往往都在这一政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即便存在着一种对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在整体上有利的政治方案，此时此地的政治行为者能否认识到这种“真理”与逻辑？

第二，没有人保证一个政治共同体会像一个人一样行动。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与利益纷争，这里既有利益的不一致性，又有对政治权力本身的争夺。这种利益分化与权力冲突完全有可能使作者论述中的共同体最优方案或最优路径可能落空。

第三，从政治过程来看，政治精英之间、政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并非是由事先的结构性条件决定的，而往往包括了选择的偶然性。特别是，重要政治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有时足以改变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方向。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因素是不能被低估的。大体上，政治就是在过程中塑造的，其演进路径既非由结构性条件单方面决定的，又非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所指引的。而越是考虑具体选择的重要性，越是考虑关键时刻的重要性，具体的政治因素往往会变得更重要。

然而，《枢纽》一书并未处理类似的政治问题。所以，尽管《枢纽》最终指向的是中国发展的政治问题，但碍于叙事风格、言说空间或分析技术的原因，作者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非政治化的叙述。那么，经由这种非政治化的叙述，能否指引一种别样的政治前景呢？

当然，所有这些学术批评对《枢纽》而言，都可能是一种过分苛刻的要求。我认为，这些可能的问题并不会损伤这部作品所具有的真正价值。特别是，对于过分关注窄小议题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这部作品造成了一个新的冲击。有理由相信，这部作品已经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新起点。而这本身就是《枢纽》一书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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