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播一天便告停播：25年，为什么《白鹿原》始终是这个国家的投资黑洞

相比歌颂对象明确且手握权力的《人民的名义》，这部希望告诉“我们民族是从怎样的过去走到今天”的《白鹿原》，显然更不可控，也不适合被收编为娱乐化衍生文本。

作者 | 邵乐乐

当中国的电视剧观众正在欢呼于反腐剧尺度之大时，不幸的事情依旧发生了，刚刚播出一集的大型电视剧《白鹿原》在今晚被临时停播。

根据《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观察，江苏卫视改播电影《港囧》，而安徽卫视则改播综艺类节目《耳畔中国》。有媒体记者联系到该剧出品人赵安，他回应称：“还不太清楚。”

同时，安徽卫视和江苏卫视等负责人也对媒体回应为：不知原因，在等通知。

这部由陈忠实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描述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变化。

实际上，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从诞生之初，就因为对家国历史的反思力度、性细节的描写尺度和人性复杂的现实主义刻画，始终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某种冲突，在长期以来都遭遇着较为严重的审查难题。

从电影再到电视剧，这部富有争议的文学作品一直是文化娱乐行业投资的“黑洞”——立项审查时间动辄数年，但是这个故事中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积淀又总是对创作者充满吸引力。

重要的是，从1992年这本书完成创作，再到2017年所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遭遇停播，25年间的中国文化娱乐业在突破也难言乐观。

“激荡百年国史”

小说《白鹿原》是陈忠实的生命，被他视为“死后能垫棺作枕的书”。

《白鹿原》的故事惊心动魄、气度恢弘，以白鹿两家的权力恩怨为线索，先后上演了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等情节，囊括了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史诗小说，这些个人家族的恩怨则分别对应了大清覆国、军阀混战、白色恐怖、日军侵略、国共内战等历史时期。

尖锐的政治历史观和大胆的权力欲望斗争被认为是《白鹿原》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根源。陈忠实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或善良、或阴险、或革命、或守旧的复杂个体，直指中国人饱受压抑的传统道德、因袭守旧的封建伦理和善恶有报的宿命，甚至尝试从革命与背叛等角度还原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在《悼陈忠实：一部作品成就的非凡作家》中写到，它确实是以史诗性的结构支撑20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不宁的社会矛盾，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发掘，以现实主义笔法将20世纪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的困难和复杂提示出来，让人们去思考、争论、回应。

尖锐、复杂、黑暗、情色等因素一度是陈忠实的这部小说难以面世的原因。

1992年春，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消息，陈忠实才把《白鹿原》的书稿拿出来，交给了两位从北京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二十天后，他就收到了这两位编辑的回信——他们在回去的火车上看完书稿——采用了相对折中的方法出版。

1992年12月，《当代》杂志以巨大篇幅先后分两期发表了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发表之前，时任《当代》杂志编委、编辑部副主任常振家在复审小说之时就意识到，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会遇到麻烦的。

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看稿时主要担心的问题有两点，一方面小说中对性描写有大胆的突破，另一方面作品中朱先生关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说法及有关描写容易引起误读，甚至使人联想到作品的政治历史倾向。

不出意料，《白鹿原》因“意识形态倾向与情欲方面的大胆描述”引起巨大争论。

陈忠实在《时代周报》的采访中说道：“当时，针对《白鹿原》有一个内部处理：不准搞影视，不准批评，不准说好或者不好。但留了一条活路，允许继续印刷。”

《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首版责任编辑之一编辑何启治说自己等这个稿子等了20年，他将小说《白鹿原》的问世称为奇迹：《白鹿原》面世后虽好评如潮，但由于当时也有争议，到1997年，它只获得陕西的优秀小说奖和人文社的“人民文学奖”。

然而，就在同年底，《白鹿原》经过作者并未伤筋动骨的修订(五十万字的小说只删改了两千多个文字符号)，就获得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奖”。

《白鹿原》一度经历过审查的逐渐放宽，而这也仅仅体现在审查制度相对宽松的舞台剧领域。从2001年开始，秦腔版、连环画版、林兆华的舞台剧版曾先后问世。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曾在2012年刊文称：该作突破了狭隘的政治斗争视域，超越了简单的阶级斗争模式，以宽阔的历史视野观照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以幽深的文化眼光打量历史行程中的各色人物，是一部史诗般的巨作。

“写出精气神！写出生命力！”

王全安执导的电影《白鹿原》在2012年成功上映。这部电影背后，历时七年的审查、编剧芦苇与王全安等电影主创的对立成为中国电影严格审查的注脚。

在胡不鬼的文章《<白鹿原>——中国电影审查乱象的风暴眼》中，作者称，电影《白鹿原》就是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电影创作环境、解析电影创作权力斗争的风暴眼。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白灵并未出现，代表了现代性精神的朱先生也不见了，解放后白孝文得道、枪毙黑娃等片段纷纷消失。

王全安的电影上映后，遭到了“白鹿两家人从晚晴到解放前的纠葛争斗，被拍成了《田小娥传奇》”的负面评价。

陈忠实虽然给出了电影90分，但他仍旧认为王全安在故事的处理上闪避了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对于小说里的意识形态倾向，导演有自身考虑，情欲方面，我看后，曾说过让他删剪一部分，我从来不认为应该以情来引起观众兴趣。

这样的删减和变化背后，是一个作为攒局者的编剧芦苇与这部电影失之交臂的故事。电影上映后，芦苇对于王全安所作出的删减和对情色场景的突出，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虽然王全安在自己操刀的剧本中使用了几十处芦苇的情节，但芦苇最终还是撤回了自己的署名权。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小说风靡时期，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就计划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并找到了编剧芦苇，后者是《活着》《霸王别姬》等电影的编剧，“我们都是陕西人，对乡土都有自己的情感，提到这个题材陕西人都会热血沸腾。”

但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白鹿原》因为题材的敏感性，无法立项。

即使如此，编剧芦苇对《白鹿原》情有独钟，认为《白鹿原》真正触及了中国乡土和土地的真相。他把自己关在陕西农村，用三年半，写了七稿。一名记者目睹过芦苇当时写作状态的记者如此描述：提纲墙上钉着些有关电影的纸片，张张都和《白鹿原》有关。一共12张纸片，左边8张小的，右边4张大的，全是《白鹿原》第五稿的创作提纲，桌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纸上赫然两行大字：写出精气神！写出生命力！

2014年，芦苇将自己的剧本集结成册出版，在芦苇的剧本中，新旧两代人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鲜明，传统伦理与道德的断裂引起的撕心裂肺的剧痛最终体现在所有人身上。

他将原著中庞杂的人物关系浓缩在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三个老辈人和白孝文、黑娃、鹿兆鹏、田小娥四个年轻人身上，三个家族都只有一个男孩，并且最后都走向断子绝孙的结局。

今年，由芦苇担任编剧的新版电影《白鹿原》剧组在西安选景，影片预计将于2017年底开机。新电影也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芦苇的尺度更大。可以预见，尺度更大的电影《白鹿原》也会重复“白鹿原”这个IP所遭遇的所有曲折。

“现实主义史诗大剧”？

虽然有话剧、电影等多种呈现形式，但陈忠实一度将《白鹿原》的改编寄希望于电视剧，只有电视剧才可以容纳小说本身横跨50年的历史变迁。

不过，如你所想，电视剧《白鹿原》立项、制作的曲折过程同样惊心动魄。主创团队在接受采访时，将这部作品的制作过程描述为：十六年筹备，十年立项，227天拍摄，一年多后期制作，94位主要演员、4万多人次群众演出，总投资达2.3亿。

光中影视董事长、《白鹿原》出品人赵安在2001年与陈忠实签下了电视剧的改编权。但直到三年的版权转让期过去，光中影视都没有拿下电视剧的立项。2010年10月，赵安终于拿到了电视剧《白鹿原》的立项后，赵安与陈忠实在长安一号的包间庆祝，“他（陈忠实）很高兴，说十年了，你终于胜利了，过程能写一部长篇小说了。” 

之后就是剧本改编环节。赵安在接受《数娱梦工厂》采访时曾表示，“我们当时找编剧就找了快大半年啊，把当时的一些好的全国排在前十来位的编剧几乎都找过。”但因为改编难度大，多位编剧拒绝了《白鹿原》。

接下这个烫山芋的是年轻编剧申捷，他曾担任过《重案六组》、《女人不哭》等电视剧的编剧。申捷为此读了上百本书，苦熬了两年半，理想主义革命者白灵和现代性知识分子朱先生等重要人物得以出现。

“先看党史、宗族史、民国史、县志。随着人物和剧情的发展，又相继查阅当时当地农民的耕种状态，婚丧习俗，参议会如何开，学生怎样求学，镇嵩军围城的悲惨，大旱大疫下的民生……”申捷曾如此向《影视独舌》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

电视剧开拍前，病中的陈忠实将“激荡百年国史，再铸白鹿精魂”送给了剧组。赵安如此描述剧组的拍摄状态：主创们都疯了，焦虑，兴奋，疲倦，激昂，一开口，就是遇见这样的机会不容易，鼓把劲，咱做部好戏。

陈忠实曾经如此回忆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我不是陕西人的骄傲，他们才是，是他们的生活生存，创造了陕西黄土地上独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几千年沿袭到今天，我只是受这种文化熏陶哺育的一代人中的一个个体。希望《白鹿原》这本书能让人有更深的感受，能从中明白我们民族是从怎样的过去走到今天的。”

就在今晚之前，所有的主创都以为这场历经十六年的审查与创作奋斗史将会以“现实主义史诗大剧”的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但这部大剧被临门一脚踹了出来。

相比歌颂对象明确且手握权力的《人民的名义》，这部希望告诉“我们民族是从怎样的过去走到今天”的《白鹿原》，显然更不可控，也不适合被收编为娱乐化衍生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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