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噪音，DAU退变为灾难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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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导演在乌克兰复刻了独立于时空的苏联碎片，数百名非职业演员在这个微型模拟器中体验着苏联生活。他们的一举一动被藏于各处的摄像头和收声器记录，700 多小时的影像最终被剪成了 15 部长片。这就是 DAU（列夫·朗道）。它是裹着社会实验外套的艺术项目，或是反过来。围绕它的兴奋和争议都过于强烈，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激发出种种讨论。这一切值得吗？无论如何，它已经存在了。
作者 | 顾天鹂
在看待 DAU 这样的项目时，任何人都不可能站在路中间。他们要么对它深恶痛绝，要么将其捧进神殿——这至少是柏林电影节后影评人暂时达成的共识。
DAU 不是一部电影，它是由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主导的、一个已经持续了 12 年的艺术项目，最终的产出是从 700 多小时影像中剪出的 15 部长片。
项目名取自前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名字的最后三个字母，他在 1962 年因关于凝聚态物质的开创性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 1937-1962 年间领导着苏联科学院下属的物理研究所；他对婚姻与性的开放态度也颇为超前，推崇“自由的爱”，甚至鼓励妻子与学生们实践。
朗道公共身份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差距令导演感到着迷。然而他拍摄这位传奇人物传记片的计划，却逐渐演变成了复刻研究所、让千人在封闭环境内重现苏联生活的庞大项目。
位于乌克兰的片场变成了自成体系、独立于时空的苏联碎片。它在内部建立起森严的苏联式等级制度，用各处的摄像头记录下了非职业演员们不经修饰的一举一动。性爱、暴力、压迫、服从在受控却刻意不加干涉的环境中滋生，让它最终走向了仿若真人秀的大型社会实验。此间诞生的数百小时影像可能大部分都和朗道本人没什么关系，它们仅仅共享着一些关键词——苏联，研究所，科学，性，自由。
这样的特殊性自带神秘和“arthouse”光环，让早早听说流言的业界人士和影迷翘首期待。去年初巴黎的小规模展映后，在今年 2 月的柏林电影节上，项目中的两部电影《娜塔莎》与《退变》终于呈现在了更广泛的观众面前，前者参与了主竞赛单元；进入四月，DAU 官网以 3 美元一部的价格允许在线播放两部电影，并又陆续放出了《诺拉的母亲》和《3 天》，四部总时长达到了 11 个半小时。
人们终于得以一窥被冠之以艺术之名的试验场真相。
01 | 沉浸式割裂
当 2007 年 DAU 开始拍摄第一组镜头时，“沉浸式体验”还不是一个热词，赫尔扎诺夫斯基却旨在将其带进电影“片场”——DAU 其实拒绝这样的词汇，因为它展示出了人为操纵的迹象。在导演之后建立起的小小国度中，任何人说出类似片场、摄影、特效、打光之类的词汇都会被“警卫”罚款。
10 年之后，沉浸式体验成为了与 DAU 相配的营销手段。这让 2019 年 1 月它在巴黎夏特雷剧院、城市剧院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映像是《不眠之夜》的上演：
18 岁以下观众禁止入内，成人要排数小时的长队拿到进入剧院/前苏联世界的签证，他们的智能手机被暂时没收，禁止携带任何不符合前苏联时代的物品；
20 - 150 欧元的价位对应 6 小时、24 小时和不限时的体验，选择长时体验的观众需要先行接受心理测试，系统将生成私人定制的导览路线，参与者拿到专属导览器，徜徉于苏维埃装潢特色的剧场、走廊、办公区；
影片角色的蜡像被安插在各处，仿苏联式样的食品和纪念品在咖啡厅和礼品店里出售；夜间，三处场馆的红色射灯划破天空，致敬苏联先锋艺术。
剧院内部被分成不同的展区，每个展区都被冠以诗意却又过于随意的名字：母性、乌托邦、背叛、共产主义等等。观众很容易就晃荡到了 DAU 员工的生活区，他们边工作边在苏联色彩的公寓中生活长达一个月，所有细节都呈现在双向玻璃另一侧的观众眼前。
这还不是导演的全部愿景。他曾试图在两个剧院之间修建天桥，但遭到了巴黎警察局否决；在前一年，DAU 原计划展映的城市柏林，他意图环绕城市建立起 1.5 英里长的混凝土高墙，它会在展映的最后一晚，即柏林墙倒塌纪念日被推倒。这个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柏林官方否决。
赫尔扎诺夫斯基似乎在寻找一切方式将观众囊括进复刻的前苏联场景，让他们像当年的演员一样浸入一个消逝的时代。然而纪念品店也好，苏联公寓也好，戏剧性的导览也好，虽然一切都旨在提醒你项目背景的特殊性，要求你融入玩一场角色扮演游戏，但它又造就了一种浮夸的氛围，能让人清晰地意识到“沉浸”背后的刻意。围绕它的宣传更像是在为又一个 Fyre Festival（不存在的豪华音乐节）造势。
它的实际意义也遭到了质疑。评论家认为，自去年开始的沉浸式展映并没有为电影添加额外的佐料或是延伸它的叙事体验，它甚至和项目所持的自然主义截然相反。
当然，随着电影的陆续放出，人们也意识到它所标榜的自然主义并非其宣称得那样纯粹。
02 | 被操纵的自然主义
DAU 中的两部长片《娜塔莎》和《退变》参与了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如今也在线上公布。人们不自觉带着电影没有剧本、一切都靠演员即兴演出的印象观影。这也是项目的最大卖点——无剧本，无彩排，无重拍，这是非职业演员在真实场景中的自然发挥，摄影师于尔根·俞格斯将之类比于纪录片的拍摄。
这一切的前提是一个受控的环境。
当导演 2009 年开始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市重建物理研究所时，他渴望的是在受控条件下时刻诱发出人物情感的封闭环境。
围绕一个巨大的废弃游泳池，一幢苏联建筑正在立起，摄像头和收声设备隐藏在近 4000 平方米的设施中，让导演得以在任何地点开始拍片；
服化道人员尽力重现了 30 年代至 60 年代的苏联时代风貌，所有进入设施的人都要抛弃过往身份，作为前苏联人在研究所内生活。偶尔的访客可能会有时空倒错之感，你要么离开，要么留下遵守导演的规则，参与这场似为苏联模拟器的线下游戏。
研究所外观体现着苏联建筑美学
除了饰演朗道夫人的拉德米拉·谢格列夫以外，DAU 没有一个职业演员，而谢格列夫在加入前还被要求去巧克力工厂和医院工作了一年，以洗去自己的演员气质。
来自科学圈、艺术圈甚至是宗教界名人被导演的关系网络介绍进项目，其中包括饰演朗道的指挥家提奥多·卡伦提斯（导演想要一个真正的天才来扮演天才）、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大卫·格罗斯、菲尔茨奖获得者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那里待了几天或几个月，有人继续从事着真正的科研工作，有人帮忙设计建筑细节。
招募团队也在 150 万人口的哈尔科夫大街上寻找印象深刻的面孔做群演，让他们回答“你为什么而活”、“快乐对你意味着什么”等一系列问题。
这精挑细选的 400 多人、近 1000 群演在此后的三年中将私人生活融入研究所，大人物扮演自己，专业人士继续他们的专业行当，小人物担当着厨师、招待和门卫。他们严格遵循“研究所主管”导演设定的条例生活，抛弃智能设备，不用现代词汇，以卢布进行结算，几乎与世隔绝。
这种环境下摄制的影像风格，在两个半小时《娜塔莎》中可见一斑。影片以研究所食堂女招待娜塔莎为中心，记录下她与年轻同事奥莉亚的日常。她们争吵、酗酒、和好、告解，但在娜塔莎与一名法国研究人员发生性关系后，她很快被克格勃人员阿兹波带走拷问。
娜塔莎的扮演者娜塔莉亚·别列日纳娅并非职业演员
和 DAU 实验性质的开发过程相比，本片被《好莱坞报道者》（THR）形容为各方面的“落于预期”、“未经修饰的自然主义并不等于情感的真相”。
通篇的中景镜头提供了一个冷淡的观察者视角，事无巨细地展现一切，但它仅仅停留在表层，并不曾深入发掘人物内心。即便是娜塔莎崩溃后大骂研究所主管的场景，给人的感觉也颇为平淡，过于平铺直叙，似乎浪费了由此可展开的角色研究；而一场参与感极强的酒后性爱戏，除了提供窥私视角外，也很难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必要的戏剧理由。
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导演醉心的极端自然主义——去除一切滤镜和浮夸的情节，忠实于现实。这可能让人想起拉斯·冯·提尔等发起的“道格玛95”运动，那场运动强调电影的纯粹感和朴素感，聚焦故事和表演本身，倡导凸显人物的内心世界。《娜塔莎》显然没能做到。抛开 DAU 背景，它只是一部充斥着琐碎日常、戏剧性缺失的普通电影，靠醉酒造成的重复性对话延长时间。
而进入娜塔莎遭遇克格勃问询的后半段时，一种明显的割裂感诞生了。一方面观众得到了所有人即兴演出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怀疑其真实性：
拷问的流程精修感过于强烈，完美符合人们对那个特殊环境的一切刻板印象；其中存在的备受争议的虐待场景，让不少演艺界人士为演员权益遭侵害而愤怒发声，无论导演倾向于何种回答，它都让电影陷入了两难——要么承认它是编排后的做戏，要么承认主创故意放任虐待行为。
一场过于真实的折磨戏让知名女演员汉娜·许古娜在放映中途退场
这两个特点在长达 6 小时的《退变》中得到放大：人们看到了以科研社群为中心的更多的琐碎交谈、重复性的日常社交、不同人的亲密场景。一条明显经过设计的主线串起了它们（研究所对超人类的研究），中间点缀着关键的剧情点，比如克格勃对研究所的接管和极端右翼青年的渗透，这些剧情点造就了最终的“退变”效果，也贡献了戏剧性极强的最后一小时。
DAU 的矛盾性也体现得更加明显。自然主义似乎为艺术手法的缺失找好了理由，它在为人们提供看客和窥视视角外别无它用；导演对于剧情的引导抵消了“不干涉”效应，这让其处境颇为尴尬——有明显操纵的痕迹，戏剧性却又不及普通电影。
如果操纵和编排必然要存在，那么比起杂乱的人物对话、大段独白阐述、观点灌输式旁白，有张有弛的剧本可能会提供更高的观感。
《退变》剧照
除去受到争议的桥段（这包括虐待、强奸、杀猪、给婴儿插上电极），影像本身和接近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并无创造力和革新可言，特殊的拍摄环境对叙事和角色研究的推动也有限，你会意识到人们在普通电影中也能做到这一切。这让人怀疑起复刻研究所的必要性。
Polygon 评论人 Siddhant Adlakha 合理怀疑导演只想要“表象的现实主义”，而电影成为了他实现幻想的工具；人们所推崇的”方法派演技“，也不是被这些非职业演员自愿实践，而是被强加在了他们身上。
换句话说，DAU 并没有认真探索前苏联加诸于人的影响，它像是这种强权的化身，且为自己找到了艺术借口。
03 | 过时的争议和“实验性”
如果主创想寻求或主动激发控制环境中的角色演变，那么他们在《退变》里得偿所愿。一场失控之旅在银幕上映，同样也烧到了线下——假定身为研究所主管的导演大权在握，那发生在 DAU 的一切都是他刻意不加干涉的结果。
马克西姆·马丁斯科维奇在《退变》中本色出演他自己，一名新纳粹社团的领头人。他在戏外参与了多个极端排外和反同群体，如今因伤害他人罪在监狱服刑。
《退变》中，他所带领的右翼群体被新领导要求管教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科学家，在一个令人极度不适的场景里，这个团体在科研所集体宿舍的客厅地毯上当众斩首了一只猪，猪身被画上了大卫星并标注“堕落”。
他的另一个目标是纽约艺术家安德鲁·昂德里亚克。银幕上，昂德里亚克饰演的美国心理学家成为了右翼团体的攻击目标，银幕下，马丁斯科维奇怀疑他是同性恋而对其拳脚相向，让他受到极大的精神创伤。
反同群体在银幕内外都袭击了昂德里亚克
“一定程度的暴力是需要的。”主创之一的佩尔米亚科夫解释。这个解释类似于导演多次补充说明片中被虐待、参与强奸戏的女演员们“曾经是妓女”。
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无论是演员在研究所受到的攻击，还是多家媒体曝光的、面试环节中露骨到接近于性骚扰的提问，针对非职业演员的权益是否在拍摄中受侵害、为什么影片要包含过多的强奸场景——所有的阴暗面似乎都找好了艺术的落脚点。
人们对电影的愤怒发泄错了方向，导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想去面对生活和人性的阴暗面，“DAU 这种程度才不算什么，（对比现实）它简直像幼儿园。”
随着电影接连被放出，道德争议将是围绕它持续进行的话题。实际上，无论是这种拍摄方式还是道德争议都不新鲜。纪录片相对早期的两个流派“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主张摄像机要如同“墙上的一只苍蝇”，做纯粹的旁观而不加干涉）和“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强调自然行为、真实对话和日常生活）就已经诱发过类似讨论，它们从未停歇，只是 DAU 对其中个体的操纵和影响之深似乎超过了底线。
影评人可能更加关注电影的艺术性是否能为其出格的手段辩护、让一切至少从艺术角度看来是“值得的”。
这个答案也许会在 15 部长片全部放出后得到更完整的呈现。但是目前看来，影像在艺术价值和实验精神上都有所欠缺——在给它好评的媒体影评中，人们会注意到这些评论不自觉地倾向了题材本身。比如，在《卫报》一篇题为“令人震惊的 6 小时苏联科学讽刺片”的评论中，作者谈及更多的还是对影片映射出的真实历史的震惊。然而如 THR 所说，这些不过是你我所知的“旧新闻”。
因为项目的庞大性而对其心生向往的艺术家们也许需要审视一下现实。在这个例子中，一个 30 岁出头的年轻人，仅仅因为一部获奖短片就受到俄罗斯寡头谢尔盖·阿多尼耶夫的资助，看起来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而这位新人导演还得到了俄罗斯和欧洲制片人给予的终剪权、不设死线和随意任命开除人事的特权，这大概也是史无前例。
如果你意识到赫尔扎诺夫斯基出身在一个文艺世家，父亲是知名动画导演、祖父是知名画家时，可能就不会那么吃惊了，同时也会认识到 DAU 的不可复制性。它的实质更接近于一个过于奢华的玩具。
这个野心勃勃、受实验精神和创意驱动的项目，其成品至少当前还没展现出“值得”的迹象。你会开始思考，因为创作者个人愿景而加诸于参与者的压力、那些扭转他们生活的深刻影响和它银幕内外制造的喧嚣，是不是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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