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战勇：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推进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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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本刊特开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对金融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坚强领导，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实践进行系列报道。
作者｜战勇「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3年第5期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
准确把握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服务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新时代十年，金融在服务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作用显著；新的征程，金融依然有服务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任务，2022年我国仍有34.7%的监测对象存在返贫风险，乡村产业、绿色农业、设施农业、环境改善、农业科技等都需要金融支持，需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消费金融等协同发展。
金融文化同步发展。在西方金融现代化过程中，金融规模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但精神层面却严重贫困，“贪婪”成了华尔街代名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5年后，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报告，2021年全球债务总量超过30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达到350%的水平，金融脆弱性加大。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和克制的价值观是金融稳定的前提，持续涵养健康的金融文化和正确的从业观是从源头上防止金融腐败、保持金融活力的根本。
统筹发展与安全。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我国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202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与GDP比率升至296%，不稳定性显著上升。统筹好金融的发展与安全，一方面要积极解决粗放、低效、同质问题，提高金融要素的投入产出效果，促进金融服务体系全面升级；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风险累积，及时消除金融隐患。
走和平发展道路。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充斥着资本奴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通过“拥有和操控着国际金融系统、控制着所有硬通货、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继续控制世界。当今世界，要摒弃西方纯粹经济人假设的金融自由主义思维，树立正确的金融义利观。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包容互惠、共建共享的义利观代表着全球金融健康发展的方向，将自身发展和全人类共同发展结合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科学思维推进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实施
树立人民思维，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健全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核心地位，将保障人民利益作为核心考量。一是服务人民需要。实践表明，当金融业辉煌发展时，一般都秉承了金融为民理念，当出现问题时，往往背离了人民需求。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采取“庞氏骗局”结果是爆雷，“影子银行”利用“监管套利”结果是乱象，“资本大鳄”野蛮操控结果是扰乱市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都酿成了风险的苦果。二是增进民生福祉。金融服务要有温度，据统计我国科教文卫业合计贷款余额在全国信贷中占比不到1.5%，2022年各地乡村帮扶项目融资需求达1751亿元，金融支持需着力向群众诉求强烈的民生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金融要下“及时雨”，针对疫情冲击下民营小微企业、小摊小店等融资的“急”和资金链的“稳”，金融机构要进行服务创新，要围绕“长尾客户”优化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实际效果。三是守护人民利益。要坚决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电信诈骗、非法代理维权等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加大相关宣传和教育力度，守护老百姓“钱袋子”。
树立系统思维，健全金融改革体系。金融现代化是系统工程，要注重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和辩证性。一是注重整体性。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剩的都是“硬骨头”，需要以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全面推进。以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为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将高起点谋划与小目标推进相结合、打造硬实力与构建软实力相结合、解决当下之急与长期固本培元相结合、向外争取与对内巩固相结合、主动作为与合理预期相结合，一张蓝图绘到底。二是注重结构性。我国金融结构亟须优化。比如，宏观上要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进行体系优化，融资上要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进行比重优化，直接融资上要对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股权市场进行结构优化，间接融资上要对大型银行、小型银行和普惠金融进行布局优化，成本上要对经营成本、中间费用、融资成本等进行管理优化。三是注重动态性。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金融风险化解，警惕“黑天鹅”，也要防范“灰犀牛”，避免互为触发。以地方债务处置为例，有些省份重视做好融资规划，动态平衡效果好，既注重开源保收入，又力行节俭压支出；既衔接资金保安全，又合理规划压债务；既债务重组优期限，又适当创新降成本；既果断亮剑化风险，又消解矛盾保稳定。四是注重辩证性。兼顾好稳增长与防风险、提质效与增体量、讲效率与促公平、强供给与扩需求等关系。在金融要素配置上，既要市场主导，也要政府引导，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干预市场行为，市场主体也不能“等靠要看”，“寄生”政府信用上“躺平”。
树立底线思维，健全金融制度体系。一是提防颠覆性错误。把握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刻含义，遵循基本规律规制金融制度，既不能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二是增强“意识”。“意识”越强，“问题”越弱。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问题层出不穷，2016～2021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借款、保险、证券等案件年均近100万件，全国金融治理所面临的矛盾非常突出。尤其省级以下基层金融信访投诉逐年增加，基层金融治理任务很重。三是做好“准备”。“准备”越多，“底线”越稳。制度储备是最重要的“准备”，金融风险防控很大程度上要管住“人”，这就要发挥制度托底作用，架好“高压线”。以广西为例，近几年强化党政同责，完善省、市、县三级金融治理体系和联动机制，健全地方法人管理机制，建设“壮美广西·金融云”，启动金融风险大数据监测预警平台，“体制+机制”“条条+块块”“人才+数据”各方协同，共同构筑金融“防火墙”。
树立斗争思维，健全金融预警体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法宝。一是要有斗争意识。对金融风险点，要善于从微处着手，一份份投诉、一笔笔违约都可能代表风险信号，要增强风险信号识别能力、完善识别机制，不能麻痹大意。二是要有务实方案。要针对金融风险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风险治理方案，避免形而上学；金融治理模式要直面实际问题，避免成为“舶来品”拼凑起来的“科学怪人”，有形无神。三是要有处置能力。既要善于发现问题“治未病”，也要敢于直面问题“亮刀剑”；既要着力“精准拆弹”，解决散点问题、安民心，也要抓住关键问题，破解突出矛盾、稳大局；既要善于厘清责任，更要善于建立机制。近年来各地金融治理压力不小，如交易场所和私募基金清理整顿、P2P推动出清、伪金交所专项整治等，这些都涉及千家万户，除了要做好善后处置，更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借鉴“枫桥经验”推进金融风险网格化管理，构建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金融风险治理共同体。
树立竞争思维，健全金融开放体系。金融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推动中国金融航母驶向深蓝。一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新时代十年，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势头良好，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增长均超过50%，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本增长1.3倍、资产增长6倍，境外投资者投资我国证券增长3倍，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增长3倍，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成功地应对了多轮外部冲击。二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CIPS等跨境金融联通作用，着力构建与金融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和标准，强化监管能力。三是积极应对外部挑战。要积极应对西方金融霸权冲击、自利性金融政策冲击和全球周期性调整冲击，提高金融国际竞争力和应对冲击能力。四是优化金融空间布局。除大力巩固香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外，要积极推动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西部金融中心等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优化全国金融功能布局。2022年，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量2212亿元，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75个百分点；开展本外币合一的银行账户体系试点和数字人民币试点，推动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人民币先行示范区；铁矿石、铜精矿、大豆、玉米等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取得积极进展。
树立绿色思维，健全金融标准体系。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国际投资合作的现实要求。一是引导需求侧采用绿色标准。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开展绿色金融服务评价，引导金融需求侧采用绿色标准，促进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升级和革命，避免“刷绿”和“统绿”现象。二是引导供给侧建立绿色标准。“节约战略”是金融体系自身转变发展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契机，按照节约优先理念，金融政策体系、标准体系、产品体系、基础设施体系要全面完善，形成相适应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例如，广西从2019年开始推动绿色金融试点，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作为重要准则，制定产业指导目录、建设绿色项目库、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健全绿色金融试点机制、为绿色企业推出“信用快贷”。截至2022年末，广西绿色贷款余额约4966亿元，同比增长34.5%，绿色贷款余额占比11.1%，同比提高1.8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0.82个百分点，绿色金融债发行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发行超过200亿元。
树立法治思维，健全金融治理体系。一是优化金融法治环境。我国金融治理还存在法律不全、执法不严、力度不够、违法频发等问题，因而首先要健全金融法治体系，尤其要重视地方金融法律体系建设，健全地方金融法治。二是推动金融公司治理法治化。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尤其要加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与监督。三是强化金融执法能力。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的关键在执法，而金融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与专业执法力量不足是一对现实矛盾，需要多管齐下，提升金融执法能力。在这方面，一些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探索实践。例如，广西2020年出台了《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推动金融普法进课堂、进社区、进乡村，设立金融法庭，锻造专业化审判队伍；强化多部门协同机制建设，提升对跨区、涉众案件的处置和追赃挽损；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活动提供大数据监测。
树立市场思维，健全金融供给体系。一是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把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强化专业培训和资本市场人才储备，夯实资本市场发展基础。发挥股权市场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孵化器作用。二是增强资本市场中介服务能力。我国律师、会计事务所、评级公司等整体较弱，国内130余家券商大多是地方性小券商，要有序推动证券服务商体系整合，打造有核心能力的投行机构，使资本市场中介综合服务能力与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相匹配。三是探索长期资本工具。“企业资本荒”和“银行资产荒”都是长期资本工具短缺的重要体现。探索推出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长期股权证券化工具，探索保险资金、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长线资金股权化模式，缓解我国股债不平衡的矛盾。四是推动市场化主体建设。积极发挥金融机构综合服务能力，推动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主体建设；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企业家推动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打造市场创新主体。中西部地区尤其要注重金融市场发展，抓住注册制改革促进科创企业融资多元化的契机，优化债券融资，增进IPO的融资功能。
树立战略思维，健全金融生态体系。我国金融改革正处于深化期，需从战略上营造良好环境。一是把握总体方向。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结合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实际，把握好我国金融的发展道路、本质宗旨、基本规律、主要任务、改革主线、制度定位、领导体制、监管机制等重要原则，把关定向，明规定矩，坚实思想基础和行动准则。二是强化战略统筹。金融问题成因复杂，外部冲击、市场积累、改革滞后、周期转换、个体行为等因素交织，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盲动，需要顶层设计和战略统筹，防止顾此失彼。三是提升财政金融联动效能。加强财政金融联动，优化“投贷结合、债贷组合、银担联合、银保联合、银期保联动”等模式，激发集成效果。例如，广西加强财政金融联动，推出“桂惠贷、桂惠证、桂惠保、桂惠担、桂惠通、桂惠信”，构建地方政策性金融体系，既避免财政资金碎片化，又激发金融潜能。
树立党建思维，健全金融保障体系。党的领导是中国金融制度的最大优势，在防范处置金融风险中党的统筹协调往往发挥很大作用，要努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要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的监督，培养、选拔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打造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要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相关部门分工配合，完善属地维稳和化解风险机制，健全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纪检监察等部门联动机制，压实企业自救主体工作机制。努力构建“党建管人、监管管规、党纪管廉、法律托底”的多层次金融治理体系。■
（责任编辑 植凤寅）